两种中国味:赵树理与汪曾祺

赵树理和汪曾祺的作品都具有浓郁的中国味,但其中国味的内涵却迥然不同。赵作品以传统文化中的俗文化为主导,以民俗文化和地理文化为辅,从而形成多元整合的以“俗”为主的入俗美。而汪作品以传统文化中的雅文化为主,以民俗文化、地理文化和外国文化为辅,从而融合为以“雅”为主的素朴美。     

两种中国味的美感形态——赵树理与汪曾祺的审美特征比较

本文从文化学和文艺美学角度阐述了赵树理主要受中国俗文化的熏陶而形成的入俗美和汪曾祺主要受中国雅文化熏陶而形成的素朴美的审美特色，并考察了这两种美感形态在他们作品中的体现，最后探索了赵、汪二位审美心理结构和审美意识形成的过程及其对各自的审美特色的制约作用。     

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

本文全面考察了赵树理和汪曾棋作品所体现的两种中国味的异同及其表征和各自的审美特征。其作品韵味异中有同,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中均占一席之地。     

书法艺术中的雅与俗

文章从纵向考察了历史上对书法雅俗的各种论述,结合当今书法创作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赵树理与汪曾祺小说创作比较论

在赵树理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共同地反映出丰富、鲜活的民间生活。从创作主题、风俗民情、人物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状态等各方面来考察,赵树理与汪曾祺殊途同归的民间立场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前者还难以摆脱政治意识的干预,对于解放区农民的生活和内在情感有比较深切的把握和文学观照,后者相对表现出传统伦理的民间形态,却更多地体现了人性自由和内在精神品性的发掘。     

论研究赵树理与上党文化关系的学术价值——为纪念赵树理诞辰100周年而作

赵树理的一生主要是在上党地区度过的,他的方方面面与上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的地域文化内形成的文化形态,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在这个文化圈内生存发展的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时也会制约人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等。因而研究赵树理与上党文化的关系对赵树理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宋词学批评中雅与俗的思考

梳理宋代词学批评中“雅与俗”问题可以看出 ,所谓“雅”实质上是士大夫文人社会思想意识的反映 ,是他们价值观念的体现。南渡前主要体现为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意识 ,是思想意识层面上对日益兴盛的市民文化的对抗。南渡后还进一步涉及到词的功用问题。而艺术风格层面上的“雅俗”问题则一直贯穿两宋词学批评     

雅与俗:船山诗学的美学观念

船山诗学标志着中国古典诗学进入总结期。本文试图以船山诗学中的雅俗观为切入点来探讨其美学观念。全文主要整合船山雅俗观的理论根据,概括其理论内涵,并最终认为,雅与俗是中国古典诗学审美的思维方式,船山的雅俗观也是船山本人对儒家思想和儒家美学进行“补天”的重要思想。     

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从对立到融合——由赵树理、汪曾祺的语言观看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

赵树理的文学语言观出现于现代文学语言成型的第二阶段,对于第一阶段文学语言中盛行的书面化、西洋化来说,它是一次必要的否定。但由于这种语言观独重口头、民间传统而排斥其他传统,致使文学语言失去了必要的发展空间。出现于第三阶段的汪曾祺,其文学语言观既借助口头、民间文化传统,又依靠书面文化传统,很大程度上扬弃和超越了赵树理的文学语言观并完成了第二次否定。经过了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后,现代文学语言才算真正确立了自己的民族形式。     

雅与俗的二度转变——论唐代文人竹枝词的发展演变

历来学者研究竹枝词的颇多，但对有唐一代文人竹枝词的具体发展演变过程却鲜有人论及。唐代文人竹枝词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从“俗”到“雅”，再从“雅”到“俗”的的二度转变。在两次转变过程中，“雅”与“俗”的具体内涵是各不相同的，刘禹锡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     

论唐五代北宋词的"雅"与"俗"

在唐宋词史上,“雅”与“俗”的交互作用推动了词的嬗变。由于时代审美观念不同,唐五代北宋词坛上“雅”与“俗”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就创作主体而论,文人词为雅,民间词为俗;就审美趣味而论,士大夫审美情趣为雅,市民情调为俗;就词的功能而论,歌者之词为雅,诗人之词为俗;就词人的品行而论,高洁为雅,低下为俗。     

关于“雅”与“俗”的再理解

雅与俗是传统的判断文艺的标准。当代,我国社会和经济变革加速,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人民对丰富文化生活的极大渴求,文艺现象呈现热闹非凡的局面,我们的批评标准必须与时俱进。大众文化和当代人对自己生活世界的想象有一定的正面意义,它帮助人们摆脱前现代和现代的非常刻板的二元对立。     

论陶渊明“雅”“俗”并容的审美人生境界

"雅"和"俗",这一对看似矛盾的审美特质却在东晋诗人陶渊明身上得到了最和谐的统一。他儒道调和的价值取向,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吟诗、品酒、弹琴、读书的生活艺术,以及关注田园,追求冲和自然的诗文创作风格,无不在质朴中透显高雅,在超远中浸润平俗,形成了他别具一格的"雅","俗"并容的审美人生境界。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论藏族传统文化的雅与俗——以五明之工巧明的分类为例

雅与俗是各民族文化的两个重要的方面,它是由各民族的价值观念所决定的,并在其社会文化中占据不同的地位。雅文化是由其社会精英主创的,并在其社会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文化;俗文化是一般民众根据自身的文化需求所创造的,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朴素粗俗的文化。文化的雅与俗虽是人们对其文化进行价值判定的结果,但在文化整体中两者却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的。因此,我们在进行文化的雅俗分析和鉴赏时,也应看到各自的属性、作用,以便达到文化的雅俗共赏。本文结合藏族传统文化中五明文化之工巧明的定义和分类,浅析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种种雅俗关系,为藏族文化的鉴赏和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文字禅与宋诗的以俗为雅

文字禅在宋代的发展与宋诗以俗为雅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相互为用的过程：宋代文人士大夫在接受禅宗的同时也接受了其偈颂语录世俗化的语言外壳，而文字禅在宋代的兴起与衰落和“文学”的誉扬也是分不开的。     

论市场经济与散文的“雅”“俗”分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散文创作具有一定的冲击和影响，这种冲击和影响必然导致散文创作的分化，形成“雅”“俗”分流．二者间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矛盾的统一体，呈现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我们应该从认识和实践上求新求真求美求善，以求得“雅”“俗”散文的互生共进，并存共荣．     

赵树理、农民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

赵树理既是一位农民文化的自觉辩护者,同时也是一位政治意识形态的自觉代言人.这两种身份的包容与契合促成了赵树理40年代小说创作的巨大成功,但也正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赵树理1949年后小说创作艺术的衰退以至于难以为继.     

庄子的“从俗脱俗”与诗学的“以俗为雅”

庄子的处世态度是表面从俗,精神脱俗,从而形成了"从俗脱俗"思想。这对后世影响甚巨,"以俗为雅"的文艺思想即由此脱胎而出。"以俗为雅"之俗指凡俗、通俗,雅则指高雅。这个命题既与"从俗脱俗"思想息息相通,又符合艺术辩证法的原则。"以俗为雅"是一个普遍的文学现象,体裁的运用、语言的表达、题材的选择、章法结构的组织、意境的创造等都可"以俗为雅"。     

从诗歌流变谈"雅"与"俗"之关系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贯穿着"雅"与"俗"的交流碰撞.本文试图通过对诗歌史上"雅"与"俗"衍变的描绘,对"雅"、"俗"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规律作一番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