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巴塘藏族风情画——简介《巴塘志略·附竹枝词四十首》

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辑的中国民族史地资料丛刊之四《巴塘志略》中附有《巴塘竹枝词四十首》(以下简称《竹枝词》)。这些富有民歌色彩的诗作,以通俗的语言,轻快的音调,以及恰到好处的藏语译音,真切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巴塘社会的现实及时代风貌。《竹枝词》所反映的事实在《志略》中都有记载,但它所展示的巴塘藏族社会生活画面更加广阔,更加深刻。这四十首诗很有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读起来深有“身临其境”之感,使人     

关于师旷及其故事

师旷,春秋末晋悼公、平公乐师.作为古代妙辨音律的音乐大师,“师旷之聪”是人所艳称的.但师旷同古代小说的关系还很少有人注意.《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有《师旷六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还提到:“《汉书》兵阴阳家有《师旷》八篇,是杂占之书;在小说家者不可考,惟据本志注,知其多本《春秋》而已.     

饶本《潮州志》的编撰方法、旨趣和成就

<正> 以饶宗颐先生为总纂,集合各学科专家分工撰修的《潮州志》(以下简称饶《志》),始修于1946年,1949年修成部分志稿后,因故暂停工作。同年,汕头艺文印务局将已修成的十五个专志汇集编成《潮州志》出版。1965年,该《潮州志》又被收入香港龙门书店出版的《潮州志汇编》之中,但在《实业志》中比艺文版少了农业,林业、金融业部分。与历代所撰的《潮州志》相比,以饶宗颐先生为总纂的《潮州志》具有以下几点     

《潮州文概》评介

<正> 一、《文概》成书由来翁子光尝谓:“自昌黎之贬,潮州以榛莽之区,遽开文运,至于今不■。而潮州本地“自天水先生而还,以学行称者,志乘纪载代有其人”。1933年饶宗颐先生编纂的《潮州府志》艺文别集类从唐人开始载录,代有所增,到明代达98家139部。太仓图书馆(储书十万余卷)乡人著述部一区的卷数就占全馆书卷总数的五分之一。“乡先哲所遗传文章,不啻什百之与千万”然而“纵有充栋之遗书,尤逊一篇之传诵。”(1931年《自序》)这众多文集,     

“威仪”与“气志”:孔子《诗》教的人格取向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民之父母》是新出土的反映孔子《诗》教的重要文献,可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孔子所提出的"必达于礼乐之洍,以致‘五至’,以行‘三无’,以横于天下"的理论把《诗》作为了人格修养的教材,而"威仪"和"气志"则是这种《诗》教人格取向的核心概念。孔子在接受前人关于"气"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气志"概念,并改造传统"威仪"概念与之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教理论。孔子《诗》教中的"气志"和"威仪"是其人格取向的一体两面。"气志"即个体人格修养所锻炼的君子"气志";"威仪"即君子"气志"所呈现的个体"威仪",其内涵十分丰富。孔子《诗》教的这种人格取向将学《诗》者的关注点从礼仪应用引向人格培养,使文学得以从集体仪式转向个体表征,完成了"诗言志"观念的文学转型,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价值。     

《岛夷志略》版本述略

元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是中国航海史上一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后世虽不乏研究者,但关注该书版本流传者却寥寥。文章对《岛夷志略》成书始末略加考辨,提出《岛夷志》与《岛夷志略》皆指一书,作者确为汪大渊,并着重考察了该书历代的版本、注本及海外传播情况,以此观照《岛夷志略》的影响。     

《瀛环志略》——一部民族“自强”的启蒙书

在近年来的近代史研究中,以往为人们所忽视的徐继畲及其著作《瀛环志略》(以下简称《志略》)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学人论《志略》,高度赞扬其世界知识的准确性与划时代的启蒙意义。笔者观看《志略》,更服膺那溢于字里行间的“自强”意识。自强,这是徐继畲的呐喊,也是《志略》一书的主题。     

福建政区地名考四则

《临汀志》说汀州治所有四，经考证有误，汀州治所仅有一迁。《早唐书·地理志》福州辖有“梅青县”当作“梅溪县”；而县又为场之误。《中国历史地图集》之释文谓至元三年南胜县所迁之治即今平和县也有误。元时期福建行省的置度分合颇为频繁，但论者甚少，这里特作资料补充。     

《斯巴达之魂》材源考辨

对于自己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鲁迅并不乐意承认,其难言之隐在于,除了是翻译还是创作难以说清之外,确认小说身份的材源也始终无法找到.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森冈优纪等人对此做了大量详实而富有价值的考证工作.不过,日本学界也存在重视日本而忽视中国、重视历史而忽视文学的不足.如果不能从全球视野看问题,就会忽略东西方文明对话与对抗之中其它国家知识界所扮演的角色与所做出的贡献,也无法从更宏大和更完整的历史视野对斯巴达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数千年的知识源流、传播影响做出全面分析与整体判断.其实,记载有斯巴达三百勇士故事的中文读物如徐继畬在传教士帮助下辑著的《瀛环志略》、法伊夫的《希腊志略》中译本等,都要早于明治日本,这些书正是梁启超写作《斯巴达小志》的材源,而《斯巴达小志》又是《斯巴达之魂》的材源.影响鲁迅创作的,既有日本明治思想的熏陶影响,也有周边留学生文化圈的直接感染.     

论《国史经籍志》

焦《国史经籍志》是中国目录学史上有影响的一部书目，历来论者评价不一，褒贬悬殊较大。文章分析了《国史经籍志》的编撰背景和过程，认为其类例和著录在继承借鉴《通志艺文略》的基础上，也有较多的变通和创新：类例上，两者体系有别，子目增删调整较多；著录上，两者著录内容和图书归类多有不同。《国史经籍志》类例详悉，反映了古今著述源流和学术变迁，颇便查检。该目继承了古代书目类分图书方法的优良传统，并较好地处理了同类书的排序问题，它多彩的注释方法和丰富的注释内容，具有一定特色。《国史经籍志》之失在于著录草率、体例丛杂和类目繁琐     

明清佛山木版印刷初探

佛山木版印刷源于宋代,兴于明代,盛于清代。清初成为中国四大木版年画生产基地之一。从清代中叶起,佛山和广州、潮州一道,成为广东刻印书籍的三大中心,也是广东最重要的商业化木版印刷品集散地之一。在以往对佛山木版印刷研究基础上,发掘历史资料,考察访谈印刷遗迹和印刷艺人,对比分析木版印刷制品,可以发现,佛山木版印刷地位的形成,是和明清时期佛山对木版印刷的现实需求、良好的手工业环境和商业环境分不开的。     

从南戏到正字戏、白字戏——潮州戏剧形成轨迹初探

元末明初南戏在潮汕的活动已蔚然可观。宣德时期的南戏《金钗记》已"错用乡音",到嘉靖年间的《荔镜记》已变异为用闽南方音演唱的潮泉腔,万历年的《金花女》则是用潮州方言写就并用潮调演唱的戏文。从《金钗记》到《荔镜记》再到《金花女》,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外来的南戏从"错用乡音"到"以乡音唱南北曲"变异为白字戏的轨迹。     

宋代百咏诗考论

百咏诗最早出现于唐代,宋代创作兴盛。宋代百咏诗有两个明确的主题,咏梅和咏地方风物。科举中的百篇举一科在宋代的延续为百篇成诗的体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地理学和梅文化的高涨则决定了百咏诗的主题。百咏诗在艺术上并不突出,利钝杂陈、良莠不齐,其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宋人所作的注释上。今可考知的五十种宋人百咏（包括百题）诗中,有宋人注释的共计七种。其中,刘克庄《梅百咏》有两个宋人注本,今皆亡佚;其余六种为诗人自注,完整保存下来的有四种。它们扩大了宋诗宋注的名单,是宋诗宋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文献上亦有保存史料之功,于后人之考证颇为有益。     

历代潮州的祀韩书院——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古代书院教学与祠庙祭祀密不可分。自南宋以来,韩愈被视为开启潮州教育的榜样及儒学正统之集大成者,成为潮州书院最重要的祭祀对象。淳祐三年(1243),潮州量早的一所书院韩山书院就是在城南郊外的韩祠(庙)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随后,祀韩文化随潮州政区的分拆、发展而逐步向各个属县扩散。     

清代潮帮侨批业对我国原始金融市场的贡献

清代侨批业是一笔集腋成裘的巨额流动资本,也是一股足以操持“商贸互动”、“盈亏互补”的强大势力。公元1775年至1890年约一个世纪的时期,潮帮侨批业对我国原始金融市场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独到的作用。     

缘师杖屦到潮阳——论杨万里的潮州诗歌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潮州写下了30多首诗歌,不仅生动地描写了潮州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也使其诗风发生新变;对宋代粤东历史文化和杨万里的创作历程,都有重要意义。     

老挝万象市的潮州话

位于亚洲中南半岛的内陆国家老挝，国土面积23．68万平方公里，人口583．6万，民族60多个，其中也有华人。老挝华人的人数约2万，祖籍地为广东潮州的华人占了总数的80％以上。首都万象是华人的主要聚居地。老挝潮州话是一种非常弱势的方言。使用人数少。且又远离母体方言广东潮州话，在老挝的主体民族老龙族语言等的长期包围中，老挝潮州话虽保留了潮州话的基本特征，但也衍生了一些自身的特点。文中分析了万象潮州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文章的材料来自作者的实地调查。     

潮州王门学派简述

正德嘉靖间，阳明心学风行潮州，潮州思想学术的发展进入高峰期，形成一个具有特色的学术流派。本文从队伍的构成和学术思想特点方面探讨了潮州王门学派的形成过程，并对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薛侃的生平、著作及其思想特点做扼要的介绍和剖析。     

饶宗颐与《潮州志》间的乡邦人文因素探究

饶宗颐先生总纂《潮州志》体现着与乡邦人文、潮州文化紧密相关的三个联系:修志的规模及条件与人文环境的联系;特殊历史时期与历史的制高点的联系;行政区划的变革与方志冠名的联系。饶宗颐先生总纂《潮州志》,客观上更是跟乡邦文化紧密相关甚至是乡邦人文因素起支配作用而推动的一种文化行为。     

明代永顺土兵军事征调述论

明代的土家族土兵制度作为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双重影响下飞速发展。永顺土司区作为明代最大的土司区之一,其土兵的发展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发展的直接表现就是明代永顺土兵频繁受到中央王朝的军事征调来维护明朝地方社会稳定。而永顺土兵受到频繁征调的原因也与明代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