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君瑞庆团圆”看《西厢记》的思想性──兼论第五本的评价问题

对《西厢记》的思想性评价,历来针对其第五本的大团圆结局而颇多微词,甚至直接影响了对其整个思想性的全面准确评价。本文联系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从《西厢记》主题的发展演变、才子佳人戏剧的社会心理基础和封建文人的情爱心理以及元代文人的特殊心态等方面的分析中,指出《西厢记》大团圆的结局超出了一般才子佳人戏的俗套,包蕴了丰厚的社会思想内容,从而对这一结局和第五本作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较为客观的评价。     

《西厢记》的结尾是歪曲了历史的真实吗?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戏曲名著,这颗艺术环宝中的明珠,一直以它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在中外文坛上闪烁着璀璨夺目的光辉。但遗憾的是,有许多人却认为《西厢记》大团圆结尾歪曲了历史的真实,对它做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处理和评价,降低了《西厢记》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 早在古代就有传言,王实甫作《西厢》写到“长亭送别”呕尽心血而死,后边的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圆”是关汉卿的“狗尾续貂”.     

从佛教“有漏皆苦”角度看待王西厢中的崔张爱情

《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的＂压卷＂之作,它演述了崔张爱情故事,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冲破了封建樊篱,摒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私下结合,崔张爱情最后以大团圆而告终。如果我们从佛教＂有漏皆苦＂的角度来解读崔张爱情,不失为对崔张爱情、甚至是对生活的另一种解读,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崔张爱情能够较好地体现佛教＂有漏皆苦＂中＂求不得苦＂、＂苦苦＂、＂爱别离苦＂、＂坏苦＂、＂怨聚会苦＂的思想。     

从《西厢记》谈“大团园”

元代大戏剧家王实甫的《西厢记》,不仅是我国戏剧史坛上一株馥郁的奇葩,也是世界戏剧史坛上一株芳香的名花。有不少的同志认为这部古典名剧的第五本写得是失败的或基本上失败的,因为它竟将张、崔的恋爱故事以“大团园”收尾,表现了作者的“庸俗性和妥协性”(张铨锡:《试论王实甫的〈西厢记〉》,见《新建设》1965年3月号)。也有的同志进而     

明代《西厢记》的评点系统

明代《西厢记》评点本达 2 0多种 ,它们有三个系统 :一是“李卓吾先生批评”系统 ,该系统又可分为三个小的系统。二是“徐文长先生批评”系统 ,除了《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西厢记》有新的批语外 ,其余五种“徐评”本内容相近。三是“糅合—考订”系统 ,以汤若士、沈伯英合评本和凌蒙初本最有代表性。     

古籍整理的一项新成果——《集评校注西厢记》简介

由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校注和我校张人和教授集评的《集评校注西厢记》最近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古籍整理的一项新成果。 1944年王季思先生曾在浙江龙吟书屋出版《西厢五剧注》,后来经过多次修订.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这是解放后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西厢记》刊本、现在出版的这本《西厢记》就是在王先生原本的基础上修改、增订而成的。与王先生原本相比较,新版《西厢记》在校勘、注释和集评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和改进,具有明显的长处和特点。首先是定本。《西厢记》在体制上一个突出问题是:全剧是5本20折还是21折,关键是对第2本惠明送书所唱的〔正宫端正好〕一套作如何处理。大多数明刊本把它并入第2本第1折,也有的把它作为第2本第1折后的“楔子”,这样全书     

评《西厢记论证》

张人和教授的《西厢记论证》已于1995年8月由东北师大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继《集评校注西厢记》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这本学术专著对《西厢记》诞生以来的研究成果作了高度的概括总结,同时也是作者几十年来刻苦钻研《西厢记》所取得的成果的结晶。此书既有可读性,又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西厢记》研究中有新的开拓,解决了一些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全书共十个部分,主要围绕着作者、体制、版本、影响、续书、评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缜密的考证和辨析。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问题,历来分歧很大,大致有四种说法:王实甫作、关汉卿作、关作王续、王作关续。1960年前后,国内学术界曾就作者问题展开过一场争论。当时王季思教授曾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上发表文章,认为《西厢记》五本都应是王实甫的手笔。张人和教授在《西厢记论证》中详细考察了四种说法的原委,以确凿的材料再次肯定《西厢记》应归之于王实甫所作。 张人和教授对《西厢记》的体制和版本问题曾写     

同治抄本《碧筠斋古本北西厢》考论

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清同治十年(1871)抄本《碧筠斋古本北西厢》,有学者于《文献》撰文认为是久已失传的明代嘉靖癸卯(1543)碧筠斋刊本《西厢记》。今据明人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中有关碧筠斋古本的校勘及说明,验之同治抄本,可知同治抄本《碧筠斋古本北西厢》并非明代碧筠斋本《西厢记》,实乃赝本。     

《王西厢》以前历代对崔张故事的接受

中国传统叙事文学发源于唐传奇,而《莺莺传》是唐传奇的杰出代表。他的流传与后代对它的接受为《西厢记》的成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自从《莺莺传》出现后,崔张故事在唐代和唐代以后都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但不同时期接受的态度也不同。唐代在统治阶级内部,以一种"猎艳"的心态赏玩崔张的情事;而宋代上至文人士大夫下至市民阶层都以"情"为关注点,为莺莺的遭遇而遗憾。     

文学本位视角下“红娘”形象流变原因

王实甫《西厢记》成功塑造了聪明伶俐、泼辣机智、正义勇敢的丫鬟红娘。然而红娘形象的成熟却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在唐代元稹《莺莺传》中是对剧情发展无关紧要的人物，在金朝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是崔张爱情的牵线者，在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中定型，成为舞台经久不衰的形象。反封建礼教程度的加剧、作品体裁变化以及戏曲的传播接受是红娘形象变化的主要原因。     

明刊本《西厢记》体制的演变轨迹

《西厢记》的原貌《西厢记》的原本已经佚失，后来的各种刊本在体例上又不尽相同，给人们对《西厢记》原貌的了解增加了许多困难。《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六十多年前，郑振铎先生就提出这一问题①。他认为《西厢记》的本来面目应该是：“第一，原本《西厢记》当有...     

《红楼梦》与《西厢记》爱情描写之比较

《红楼梦》与《西厢记》都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艺术珍品,它们又同是产生在中国封建社会这一共同的历史背景下,有着许多我们民族文化的共同特点。本文试图就两部巨著的爱情描写做一个比较,从而论证我们民族文学的继承关系。首先,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证了《红》与《西》在爱情描写上的许多相似之处。如在男女主人公爱情关系的确立上,崔张与宝黛的爱情都是一见钟情式的。男女主人公为了爱情都做了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西厢记》中的张生和《红楼梦》中的宝玉性格中都有痴和疯的特点,许多描写极其神似;而女主人公莺莺和林黛玉又都经历了假与真的内心冲突,在对待爱情方面也表现了相同的感情表达方式等;接着,本文进一步分析,除了上述四个方面外,《红楼梦》中围绕宝黛之间爱情关系的描写和《西厢记》中围绕崔张的描写也还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也就是说,《红》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描写框架与《西》是极为相似的,这是它们共同的地方。但是,《红》又不是完全照搬《西》的模式,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且比《西》在思想上艺术上又高出许多。说明,《红》的作者在写作时的确是借鉴了《西》,但又比《西》有所创作和发展,见出我们的民族文学遗产的继承关系。     

《西厢记》评点“斩足”的观照意义及戏剧理论价值

"斩足"是晚明清初渐次发生在《西厢记》评点领域的一种文学现象,指砍掉第五本情节,收局于第四本第四折张生惊梦草桥店。在《西厢记》世俗唱演式微的情形下,文人圈内关于《西厢记》题材情事的强大解读传统逐渐显现其力量,"斩足"因而在评点这种极具文人质素的批评样式中发生。秉承唐宋以来前贤的解读思路,从徐渭到潘廷章等一系列评点家借明清之际的哲思盛风,通过"斩足"积极展现其对农耕文化下国人命运的深刻观照。这恰恰推动了古典戏曲文体独立性与民族性的建构。     

《践约传》对《西厢记》的改编及其文化意义——兼论清末西人所编汉语教科书的价值

《践约传》以《西厢记》崔张爱情故事为基本框架,用清末北京通行的官话加以改编,成为清末西方人学习汉语口语的上佳教材。《践约传》的编写者通过经心结撰,掺入大量日常口语,以新颖的形式大大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兴趣。《践约传》不但在传递语言功能的同时成功地将《西厢记》故事带入汉语学习者的视野,自身也获得了独立的文本价值。它同清末西人汉语教科书中被编选的其它小说戏曲作品一样,在汉语教学史、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外传播史中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戏曲理论发展史上的突破性贡献——《第六才子书》述评之一

以“第六才子书”之美称风靡于世的金批本《西厢记》,其主要美学价值,当在金圣叹“机辩澜翻、手眼独出”的评点。这些评点,不仅结束了四百年来“但云千古传奇,推《西厢》为第一,而不明言其所以为第一之故”的不甚了了的局面,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戏曲创作与戏曲鉴赏等方面的一系列卓越的崭新理论建树,为我国戏曲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1 金圣叹愤世人之不知小说戏曲为古今来绝大文章,固持惊世骇俗之论以标举《西厢记》为天下之“第六才子书”,且倡言“可将《西厢记》与子弟作     

《再生缘》结局之我见

学界对《再生缘》的结局主要持两种看法:悲剧结局说和已无需结局的结局说。两种观点一致认为《再生缘》的结局不可能是团圆结局。而若据原作文本中的一些重要伏笔,以及作者的创作思想,陈端生的创作初衷恐怕确是让丽君复妆后与少华花烛成亲,也即《再生缘》的结局应是大团圆的结局。     

关于《围棋闯局》的作者

现存一些明刊本《西厢记》的附录里,都载有一折以莺红对奕为内容的杂剧。故事大意是月下联吟之后,莺莺与红娘在后花园着围棋遣闷,张生闻棋声逾墙偷看,将棋局惊散。这一关目为《西厢记》原本所未有,乃是增补《西厢记》第一本之作。作品的标目,诸本各不相同。现存最早的《西厢记》刊本,弘治十一年(1498)刊刻的《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虽然没有标题,但是剧前小序却写道:“此[南吕]一     

《西厢记》第五本非王实甫所作

元杂剧《西厢记》第五本作者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我以为,王实甫的《西厢记》原本只有四本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首先,从作品剧情的“时间”观念来分析,《王西厢》第五本显然有漏洞。《董西厢》的前后时间长达一年六个月是有道理的。崔氏母女留在普救寺是因为“及今岁有忌而不得葬,权置相公柩于客亭,率幼女孤子,严祭祀之礼。待来岁通,方诣都营葬。今于此守服看灵而已。”(《董西厢卷》) 就是说,他们是因为有忌而不能安葬,方才守灵一年。因此,郑恒一年半之后才至普救寺,完全可能。但在《王西厢》)中,崔氏母女留在普救寺,依老夫人话说,是因为“先夫弃世之后,老身与女孩儿扶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前去”,因此“就这西厢下一座宅子安下,一壁写书附京师去,唤郑恒来相扶回博陵去。”(《王西厢》第一本楔子)这就说明她们是暂寄普救寺,而不是在普救寺守灵。因为急于扶柩去博陵安葬,为路途有阻,急切希望有个男子路上照顾,所以她们留普救寺     

周昂的《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记》及其曲论

周昂的《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记》是以金批本《西厢记》为底本的批评本，没有受到金批本的局限，以自己对《西厢记》的理解与认识，对王实甫的《西厢记》原作和金批本作了再批评，结合剧作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在内容、语言、结构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李渔短篇小说集《十二楼》的艺术成就

清代著名戏剧家李渔也是一位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集《十二楼》被推崇为“清代小说之冠”。本文从作品的求变创新、大团圆结局、通俗感人等方面，探讨了李渔小说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