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农民工”问题

随着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跨区域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愈来愈多，目前，进城的农民工已达８０００万人。农民工向城市转移，给城市经济生活带来了活力，也为城市的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但进城的农民工却没有得到公正、平等的待遇：他们大都收入低、经常受歧视、权利得不到保障。如何正视农民工目前的处境并对此加以科学引导和管理，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一、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１．农民工进城是推进城镇化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乡关系为二元化结构，城乡实行分割政策，在城市住的为城市户口，农村住的…     

身体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以黑龙江吴村建筑农民工群体为例

以服饰、语言、表情等为表征的身体常常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身体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蕴.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规模农民工群体(主要是建筑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并将一系列服饰、语言、表情等身体标记带入城市,同时也将城乡身份界线由"城乡之间"带入"城市之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城乡结构性界限在城市中凸显出来.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展现了农村世界及其与城市世界的差异;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作为城里人对其加以识别的标志,导致后者对前者的"他者化"建构,农民工的身体成为一种社会身份区分的象征标记.虽然改革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渐趋弱化,但镌刻在人们身体和认知空间中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惯性延续.因此,一切涉及农村与农民(工)发展的制度安排都必须承认和关照负载于农民(工)身体之中的惯习的存在.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国"三农"问题是历史原因、国际背景和城乡二元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根本上来说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作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既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时它也是推动"三农"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障碍的必要之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一方面需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大政方针不动摇;另一方面还要为"三农"的发展消除制度障碍,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进而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二元结构下的"三农"问题及其出路:苏南模式的启示

围绕城市工业化战略形成的城乡非均衡制度安排是新中国"三农"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改革开放初期以土地承包制、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标志的农村改革打破了长期以来城乡间的非均衡关系,但并没有改变二元结构的性质。在市场化、产权改革、国际化背景下形成的新苏南模式通过新型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加快了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与农民收入结构的多元化,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并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根本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新苏南模式下的"三农"问题已经由过去二元结构下城乡对立的质的差别转变为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下的量的差别。     

农民工市民化:破局体制的“顶层设计”

在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具有牵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神经的全局意义。农民工市民化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特别重大,其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进而促进人力资本存量的扩张效应也是难以估量的。如果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依附于其上的各种城市公共福利制度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体性的政策体制障碍因素的话,那么,分税制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在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负担上的制度现状,则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衍生性的政策体制障碍因素。在兼顾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立场上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作为母体性制度和载体性制度的户籍制度全面改革的问题;在统领中央-地方发展的最高层次上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作为衍生性的政策体制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负担的重新调整问题。     

关于农民工问题的对策思考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事物,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身处城市的农民工在生活、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遭遇了十分复杂的困境,为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保证农民工和城市职工同工同酬,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问题。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城市归属感问题探微

增强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是促使其融入城市社会的关键。农民工在城市归属问题上呈现出地域归属感、群体归属感、身份归属感等方面的不和谐。究其原因,既与我国体制性障碍、不合理制度、城市社会对农民工认同程度低、进城成本高等因素相关,也与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有很强的关联度。要实现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和谐健康发展,应以强化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群体归属感为切入点,同时辅以消融城乡二元分割等必要配套措施,为农民工归属城市社会构建和谐体制,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创造必要的物质生活和人力资本条件,使农民工更好地走进城市、融入城市。     

民国时期“城市病”的主要成因与救治——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为例

民国时期的"城市病"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贫民生活上的贫困是其直接诱因,"民族—国家权威"的缺位是其制度性原因,社会结构失衡与城市管理滞后是引发"城市病"的内在因子。此外,近代城乡结构二元化对"城市病"的发展也有一定助推作用。由于缺乏对"城市病"及历史成因的深层认知,民国时期的天津市政当局在应对"城市病"的过程中大多满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没有着眼于谋求根本之解决。历史虽然无法重演,但其所凝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则可以警示未来。     

城市社区视角下农民工组织管理体制更新的推进重点

农民工“城乡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定位使其闲暇生活具有与传统农民和城市市民不一样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单调化、庸俗化、问题化三个特征．由此农民工闲暇生活对城市社区建设产生了新需求。但多元化的趋势与过去沿袭已久的单一行政化组织管理体制模式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我国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的基本矛盾,由此促使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更新改革成为一种必然。政府引导的农民工群体积极参与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模式将是城市社区管理农民工的有效管理体制模式．可从五个方面加以重点推进。     

农民工市民化的促进措施研究

受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的市民化是不完全的,农民工职业转换与身份转换不同步,进得来城市但融不进城市。表现为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同市不同权,收入低,市民化能力弱,绝大多数只能居住在城中村、棚户区,居住条件十分恶劣。顺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构建"半市民化"进程中伴生的不良现象的预防机制,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加快社会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工市民权,逐步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农民工进城引发的城市社区冲突浅析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农民工大规模地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和群众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农民工进城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仅就农民工进城所引发的社区冲突进行分析研究,探求解决冲突的方案,以促进社区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电视台对农民工的文化关照:福建例证

改革开放后,农民工成为一个群体不断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城市电视台在城镇化过程中不断建构农民工的身份,在泉州电视台"盲流—农民工—外来劳动者—新泉州人"的称谓转换中,再现了农民工身份的文化迁徙轨迹。城市电视台农民工身份建构是城市管理者、商业资本、城市电视台自身的新闻专业主义和不断走向市民阶层的农民工自我赋权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电视台在农民工身份建构上仍存在着文化关注不足等问题,应将传递农民工文化的正能量和搭建农民工媒体平台作为城市电视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手段。     

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保障的逻辑与路径反思——公民权的视角

从治理逻辑出发,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保障不仅仅关系到教育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三农问题和民生问题的妥善解决;而从公民权逻辑出发,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保障则关系到农民工子女完全公民权的实现。公民权是现代国家的基石,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是其公民权的内在组成部分,保障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是现代国家应承担的责任,而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根本保障则在于宪政建设。现代国家应当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加强宪政建设,切实保障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公民权。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在城市化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所具有的特征、市民化的表现以及在由农民向市民转变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等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作以初步的探讨。     

空间理论视域下农民工“城市不融入”探究

现阶段,农民工作为城市化的建设者和贡献者,遭遇到无法融入城市的不公平境遇。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空间理论为解释农民工“城市不融入”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视角。基于空间理论分析,造成农民工“城市不融入”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空间设计下的户籍制度具有双重逻辑：既带来“城”和“乡”空间对立,又形成“农民”和“市民”身份排斥;地域空间中,住房的缺失与“城中村”形成,“寄生空间”与“城市空间”对立;认同空间中,“市民”的空间排斥和“农民工”的自我怀疑无法达成心理共识。要解决农民工“城市不融入”,应在制度空间、地域空间以及认同空间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融入。     

重庆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中的文化冲突调查分析

从2010年8月起,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市范围内正式施行,预计10年实现重庆1000万农民工转户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不仅是空间上的流动,更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移民”。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同文化心理、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群体接触、碰撞,必然会引起自身的不适应和彼此的不认同,甚至引发外在的激烈冲突。这种文化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尽管具有推动城市发展、促进群体进步以及充当“社会安全阀”等正功能,但它破坏社会秩序、伤害群体心理等负功能,弱化了城市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严重妨碍了城市精神的培养。对此,必须统筹规划、多方努力、协同推进,使尊重农民工、公平对待农民工、让农民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现实困境与对策分析

农民工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具有特殊意义。然而,目前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绝大多数只是水平流动,缺乏跨越阶层边界的向上流动。因此可以说,当前的农民工社会流动已陷入困境。转型社会背景下的二元化制度及其惯性、农民工整体人力资本弱势以及社会资本缺乏是造成流动困境的主要原因。欲突破农民工社会流动困境,必须改革与创新制度、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推动农民工组织化建设、规范政府职能,同时还应加强执行能力的建设、转变观念。     

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建设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各种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文章在客观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受侵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维护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系列对策。     

农民工自我重塑与城市适应

文章尝试糅合宏观社会因素与微观心理因素构建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模型以描述、解释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在此模型之上探讨了一些阻滞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因素及其影响途径。认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过程是以农民工的“自我”为中心,以“自我重塑”为途径,以“城市性”的获得为中介,以高层次的城市适应为目标的往复循环的过程。制度、政策的城乡分割,城市社会的偏见、歧视与排斥,农民工自身知识文化技术特征、特殊的观念心态三种因素从不同的途径影响农民工重塑,进而影响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农民工阶层的社会排斥研究

农民工阶层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阶层主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社会保障五个方面受到城市方面的排斥.因此,消除社会排斥,保障农民工的社会权利,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