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第三方评估:社会动因、经验反思与路径选择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深化政府职能转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议题。尝试从"第三方评估"的角度回应当前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中存在的难题,即如何衡量购买服务经费是否物有所值;如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如何考察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绩效。从专家系统理论和协同治理思想两个方面考察了"第三方评估"的社会动因,进而结合当前实践检视了当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在合法性、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等方面存在的困境,最后从合法性机制、制度化依据、专业化水准和社会化参与等方面寻求突破政府购买服务现实困境的策略化路径。     

体制嵌入、组织回应与公共服务的内卷化——对北京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经验研究

目前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行动已广泛开展,这被认为是政府职能转移、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环节.运用“体制嵌入”的概念来分析政府组织如何影响社会组织,运用“组织回应”的概念来分析社会组织面对这种体制嵌入所采取的行动,运用“内卷化”的概念来分析这种互动对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提供产生的社会效果,可以发现,政府组织通过将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嵌入到社会组织中,而把社会组织纳入到自身的行动逻辑中;社会组织则通过模仿政府组织的行动争取到自身发展的资源.其后果是双方在行动逻辑上变得更为趋同进而导致了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内卷化.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在发达国家,购买服务已成为政府最基本的政策工具。本文通过国内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理论和经验的分析,梳理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核心是引入竞争机制,结合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模式和路径,探讨在各种购买模式和不同路径下购买工具的适用性,围绕如何让竞争发挥作用,进而提出建立和健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监督机制和评估机制。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嵌入模式及其优化——基于G市的比较研究

从嵌入性视角出发,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可划分为“规制依附嵌入”和“引导自发嵌入”两种类型。“规制依附嵌入”具有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制度嵌入性”特征,展现出政府对社会组织行动策略选择的约束力,但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使其创新动力不足、主动作为意愿不强,难以满足日趋多元化、差异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引导自发嵌入”带有基于身份信任发展起来的“关系嵌入性”特征,注重老年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互助共享,但非专业化和激励保障措施缺失使其服务提供的水平和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发展的持续性面临挑战。这就需要构建“合作共治”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建立以服务契约为核心的四元主体合作结构,重构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社会契约关系,培育具有植根性的差异化需求满足体系,以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能力。     

我国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比较及优化策略

在养老服务的供给上,我国开始从政府统包统揽服务向政府购买服务转型.目前各地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主要有形式性购买、委托性购买和契约化购买三种典型模式.三种实践模式在购买主客体关系、购买过程竞争程度和政府职能定位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在推进过程中尚存在诸多障碍,需要加大政府购买力度;多举措提升服务承接方服务能力;建立分类竞购、契约化购买机制和科学合理的评估机制.     

公民社会视角下的服务型政府构建:功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服务型政府是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也是政府转型和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公民社会在构建服务型政府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发生了转变,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慢慢成长起来。文章以公民社会为视角,分析了公民社会在服务型政府构建过程中的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培育公民社会,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     

治理政府失灵的手段探讨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即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要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结构自身也要进行制度创新和革命.因此只有改革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才能重新梳理和规范政府行为,界定政府与企业,政府与非营利组织,政府与公民以及各级政府的重大分配关系.才能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现政府"帕累托最优".本文试图从我国政府机构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政府工作失灵"(Goverment failures)等现象入手,研究如何通过优化政府结构、转变政府职能来治理"政府失灵".     

从政府包办到政府购买——中国社会福利服务供给的新路径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福利实行的是"国家-单位制"模式,社会福利的具体事务由政府直接包办统揽,实行垄断性经营.随着社会福利发展模式逐渐向"多元福利"模式转变,社会福利服务的供给上也开始呈现出由政府包办服务向政府购买服务转型的趋势,政府购买服务成为社会福利服务供给的一种新型路径选择.政府购买服务在我国尚属于处于起步阶段,建议构建本土化的系统的政府购买社会福利服务的实践运行模式,并进一步探索可持续发展机制.     

渐进过程中的政府职能转变:价值、动因与阻力

在现代社会,作为工具性的政府是建立在合目的性的基础上的,是产生于社会并服务于社会的组织体;政治越发展,政府就越能增进与实现公共利益。因而,公共性是现代政府的价值追求,在转变政府职能过程中,不能违背、侵蚀这一价值定位。在转型的中国,政府存在并运转于一定的空间中,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集结成一定层级政府的任务环境,它们形成了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强大动力,也影响着政府职能转变的效度。政府职能转变之所以步履维艰、过程之所以呈现出渐进的特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受到来自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全能政府的惯性、职责同构的弊端、市场质量的影响和社会发育的迟缓以及现实利益的阻隔。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仅取决于政府自身的作为,市场质量、社会组织的自组织力也是影响其效度的重要函数。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政府职能转变仍然会是行政改革中的重要议题。     

供给侧视角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路径优化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发展,是当前我国在社会服务供给体制创新方面的重要举措。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从本质上说是服务规划者与服务生产者相分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组成了公共服务的"供给端",只是在"供给端"内部形成了不同的分工,公共服务的对象则成为"需求端"。由此,基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从供给理念、供给制度、供给要素、供给机制和供给边界五个方面构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路径优化的分析框架,以期不断地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与质量,有效满足公众需求。     

我国社会组织治理存在的突出矛盾与化解之策

随着我国政府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组织承接了更多政府转移的职能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日益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织形式.但是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组织的治理仍存在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必须要首先解决其有效治理的问题.完善我国社会组织治理的途径主要包括: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组织的治理机制,返还部分社会管理职能;创建高素质的工作人员队伍,完善其内部管理机制;建立社会组织强制性信息公开制度.     

政府职能担当与义工组织规范化发展

义工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补充与延伸,义工组织规范化发展问题的核心是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平衡,它既是义工组织约束与自我约束的不断完善过程,也是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的过程。因此,政府应当给予义工组织必要的制度供给,以过程监管替代设立监管,推进义工组织法人治理机制的实施,引导义工组织规范化、有序化发展。     

公益组织培育新机制——公益组织孵化器研究

在支持型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益组织孵化器,是一种为中小型初创公益组织提供支持环境的新型社会组织,也是社会组织培育的新机制。通过分析建立和发展公益组织孵化器的必要性,研究了公益组织孵化器的内涵、功能,分析了目前我国孵化器发展的主要模式,对孵化器的建设和发展提出构建完整的公益组织发展生态系统、公益事业产业链、加强公益组织孵化器自身的能力建设和提供稳定有力的政策支持等对策建议。     

能力建设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社区发展

如何运用恰当的公共政策,增强能力建设,推动边疆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社区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Z村和K村是能力建设存在诸多差异的丽江市城区纳西族失地农民社区。从对Z村和K村发展的经验研究来看,集体经济发展、社区自治组织、社会资本、文化建设等因素与能力建设紧密相关。所以政府可以运用生产性社会政策,采取支持集体经济发展、培育社区自治组织、促进社会整合、加强文化建设等途径,扩大村民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的参与性,提升可行能力,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社区可持续发展。     

公共安全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进路

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的融合,为解决公共安全事件中的社会矛盾提供了创新思路.要解决时代发展赋予我们的这一新命题,实现公共安全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的融合,必须把握两者融合的逻辑进路.信息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起点;可分析性、关联性与灵活性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基础;分析客体画像、方式载体数据化以及建立大数据的评价反馈系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路径.起点—基础—路径,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构架,为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安全事件中发挥政治优势与技术优势,坚守思想阵线、稳定社会秩序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信息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限度

信息技术大规模嵌入思想政治教育容易引发人对信息技术的依赖等风险,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地位,使得信息技术僭越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手段主导目的会导致人新的异化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被遮蔽的后果。信息技术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起辅助性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相对于信息技术具有超主体性地位。应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统一为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路径指向,通过突出思想理论教育与价值引领功能、发挥信息技术优势、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等实践策略,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在规范和事实之间:话语中的非营利组织研究

非营利组织是与营利组织和政治组织并立的一种组织类型.围绕"全球结社革命"、非营利组织的功能、非营利组织的模式、非营利组织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以及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等问题,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的叙述、分析和评价.可以发现,非营利组织研究存在三种取向:规范取向、事实取向和行动取向.这三种取向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但内部以及相互之间存在着范式的冲突.     

农民的合作能力、社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应该是农民。由于历史因素和农村体制的改革,使农民的社会资本萎缩,农民的合作能力低下,无法实现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功能。从加强农民的公共精神教育、培育农村社会组织、规范基层政府行为着手,提升农民合作能力,增加农民社会资本存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     

“跨单位组织”与社会整合:对单位社会的一种解释

"单位社会"是解读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关键概念。但是,单位并不能穷尽人们交往行为中所包含的所有信息,同时,社会调控体系也是通过一种特殊的联结不同单位的组织体系得以实现的。正是"跨单位组织"充当了联结不同单位之"同类成员"的载体。尤其是在单位功能日趋弱化的时代,跨单位组织就成为支撑社会联结和社会调控的重要力量。随着单位社会的变革,跨单位组织将逐渐成为一种异常重要的组织形式。     

党员社会关系网络与高校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设

在互联网、社交网络快速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在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内在要求下,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运用社会学中的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高校基层党组织成员关系进行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基层党组织成员间的社会关系数据,并构建社会网络,对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成员关系,分别从整体关系网络和信任关系网络角度进行可视化的定量剖析,最后,结合网络分析结构结果,对如何建设学习型基层党组织进行了思考,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