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象”范畴

气、象、味是中国古代文论最基本的元范畴,气、象、味三者的相互交融、衍生又衍化出无数的子范畴与范畴群,从而构成中国古代文论的梯级范畴网络,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对文学的特征、规律、本质联系的全面把握。“象”主要涉及文学的反映对象及创作客体的性质特征,《文心雕龙》是“象”范畴确立和衍化过程中的关键性环节,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学形象及文学意境的创造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意境理论的建构起着重要作用。     

论唐宋时期中国文论元范畴“象”的发展演进与文学创作

元范畴"象"受佛学的影响,在唐宋时期深入发展。殷璠提出"兴象"说,要求诗人在起兴的触发下产生的审美意象具有含蓄委婉、自然天成的特征。此后,受佛学影响,王昌龄、刘禹锡、皎然、司空图、严羽等文学批评家相继以"境"论诗,"以禅喻诗","象"范畴最终涵盖创作、文本和接受等不同维度。"诗境"、"象外之象"、"妙悟"、"兴趣"说的提出,极大地促进"象"范畴的深入发展,而唐宋文学实践活动亦为"象"的拓展与弥漫、渗透与跨越提供了创作基础。     

“象思维”与卦爻象的美学意义

“象思维”是中国特有的重象、重直观、讲体验的思维传统之总结,源自《周易》的卦爻象。太极在象思维中具有原发创生的意义,它是象思维的原创之象,对于中国美学有着鲜明的启示意义;卦爻象不同于老庄之象,它上通于道下连于器,是直观可视之象;卦爻象为始源之“意象”,其“意”极具包容性;卦爻象之变卦、互体及“比类”的“隐象”为“象外”之“隐”的依据;卦爻象的气本体论,为中国生命美学精髓的发端。     

张载“本体象”刍议——“象世界观”视野下的儒学本体

"象"作为一种根本的"观"法或"显"法是张载观照或呈现整个世界的根本方式,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象世界观"。"象世界观"的格局是天地人无所不包的,而张载儒学的本体指的是世界的原象,而世界的原象实际上就是气本原的生象,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即天之德象,其中太虚象与太和象都是本体蕴生象,道象、神象和易象则都是本体生成象,德象之在人便是合象,由人与天合之合象而得圣人气象。     

言、象、意和“象”思维

"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一语道出了语言的局限性,但同时也提出了超越局限性的办法:"立象"。这一西方现代人仍没有解决的难题,在古代中国早已提出,并给出了精辟的解决办法。"言象意"是对国人思维方式的概括。这种东方式的具有诗意的象思维源于中国汉字,古人在对言象意的关系的论述中,不经意间向我们展示了象思维的特点:整体性、超越性,中国式的思维更容易进行审美超越,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这与美学的审美体验过程是相通的。     

甲骨文“象”与象范畴生成的关系

对甲骨文中大象的研究,学界多借此来探讨殷商时期的古生物学、地质学、气象学等历史地理问题,而对于甲骨文"象"字与后世象范畴二者之间联系的探讨却相对较少。在实证基础上,运用文字学、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对这一问题进行较好的阐释。象范畴观物取象的思维模式、所具有的无限延展性在甲骨文"象"这个字中已经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象"字已经具有了象范畴的基本特征。     

易学中的“象”思维探析

《周易》在中国古代经学当中位列群经之首,作为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其"象"思维在全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拟从"象"之来源、"象"之涵义以及"象"之作用这三个方面对易学中的"象"思维作一番梳理。     

“象数”与“义理”体用关系辨析

＂象数＂与＂义理＂是易学的两大构成要素,而目前学术界对二者的涵义及其关系剖析较为清晰的文章较为少见,故文章首先分析了＂象数＂与＂义理＂各自的涵义,归纳指出＂象数＂主要有＂符号象数＂和＂事物象数＂两层涵义,＂义理＂主要指易学的文意哲理;然后探讨了＂体用＂涵义这一对哲学范畴的源流概况;最后力求客观公允地从三个角度定评了＂象数＂与＂义理＂的体用关系。     

中国文学中的"水井"意象

“水井”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文化器物之一。特别是当它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作为一个文学意象而存在时,便被世世代代的文学作品挖掘出了广泛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中国文学中的“水井“意象古典到当代的流变,可以观照出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历朝历代的中国人文化思维和文化心理的演变,以及人们对生存空间、生存价值和生存的终极意义的无止探求。     

当代中国“交越式”政治与行政形态的诠释与构建

面对政治与行政关系的元理论和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元命题立场,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融)合关系在理论争辩和实践的变动距离之间形成了强大的张力,追求二者的连续统一体形式成为西方学界讨论的焦点。从充分重视和努力开发中国本土的传统哲学智慧资源——"一分为三"出发,可将政治与行政关系定位为"中和"关系,诠释为"交越式"政治与行政新形态,找到了连续统一体的契合点。构建"交越式"政治与行政形态首先需要确立国家信任社会的理念意蕴,进而在以"党政关系"为主轴的政治发展向度寻求现行基本政治制度框架下累积性的优势资源,积极稳妥地推进党内民主,培育"交越式"政治与行政形态的内部生长点;在以"行政功能"为核心的政府治理向度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广泛吸纳社情民意,建立分散式的公众协商决策体制,实现政府单中心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向多中心的协同治理格局转变,找到交越式政治与行政形态的外在支撑着力点。     

"意象"的美学历程发微

"意象"是中国美学、艺术学领域中的重要范畴。其萌芽于中国原始思维中的"感物—象数"传统,"数"与"德"构成了"象"所承载的原型意义;魏晋至唐代是哲学意象论向审美意象论滑移的过渡时期,"境象不一"由艺术领域的泛化所指,向文学领域的确定所指靠拢;文学意象论完成于明清,意象在文学批评和理论言说中被普遍使用,对其主客统一、情景交融的认知已经全面渗入日常话语体系。与此同时,明中叶以后叙事文学中"形象"的凸显,以及西方话语的冲击,导致五四以后学界一度以西方视角审视意象。辩证地看,也为这一范畴的现代化提供了契机。     

澳门"赌城"形象分析与旅游形象塑造

本文对澳门"赌城"的旅游形象进行了SWOT分析,并通过市场调查分析,研究了旅游形象受众对澳门旅游形象的感知与认同,提出了目前澳门旅游形象的塑造应遵循从目前目标市场认可的博彩娱乐形象--目标市场可接受的休闲娱乐形象--最终的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休闲度假的3个层次2个步骤的塑造过程.     

论太行意象之“难”的审美内涵

在唐诗众多的意象中,有一类在描写太行基础上形成的太行意象。意象的审美特征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和稳定性,太行意象的审美核心特征为＂难＂,其核心特征的形成原因不仅包括太行山物象特征的险峻,也因为太行山地区特殊的历史积淀,以及渗透于其中的地域文化特征。     

"游民"形象与新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叙事

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游民"问题颇受关注;但在文学作品中,"游民"形象却长期缺席.在这样的背景下,"游民"形象在新历史小说中的大量出现,就具有一定的思想史意义.新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叙事凸显出"游民"的暴力行为及其在革命中的破坏性,这意味着作家重新回到了文化批判的立场上.     

唐诗:"对面取象"的格式及美学原则

从诗的对面写自己的情思,这种创造意境的方法为“对面取象”,或曰“对写法”。它源于《诗经》。在诗法臻于极致的唐朝,这一诗歌创作技巧更为诗人们自觉而圆熟地运用;特别是在送别诗、怀人诗中,“对面取象”这一创作技法,以“实象”和“虚象”的交织为特征,以“实象”和“虚象”摆放的位置为格式,不仅能够深入细腻地达难达之情、述不尽之意,而且还能够使作品层次叠加有致、意境摇曳多姿。同时,唐诗中的这种创作手法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图像中的“他者”

"自我"与"他者"所标榜的二分逻辑结构在本质上是同一性思维使然的结果,由此决定了文明与蒙昧、正统与异端、男人与女人的差异被确立并延续了下来,它们作为同一性思维在种族、信仰、性别层面上的具体衍生物,经由视觉图像获得了不同程度地传播与表征。鉴于此,本文着力从上述三个方面,就图像与同一性观念的内在相关性分层加以评述,旨在强调图像作为由来已久的一种视觉符号,持续不断地与意识形态、政治权力、性别身体等范畴发生着关联,是我们解读"自我"与"他者"关系的重要凭据。     

西方理论语境中的“意象”(“image”)概念

“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 ,这一概念目前已被广泛地使用于美学、文艺理论及批评中。但现代中国学术的建构以及现代汉语本身实质上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 ,西方理论的翻译构成当下汉语学术的主要资源之一。“意象”在西方理论语境中的对等翻译概念是“image” ;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因文化背景的不同具有一定的内涵差异 ;本文通过对image在西方的使用历史的考察 ,揭示出这一差异以及因此差异而显示出的两个概念之间的互补意义 ,为在当下汉语语境中重塑“意象”概念提供比较的视野和内涵的丰富。     

“逍遥”的字源意象与“道”之三位一体

"逍遥"是《庄子》对理想人生的描述,其概念意涵却不确定。汉晋以前的典籍"逍遥"与"消摇"并存,从字源考察,其词义内核中有先民制陶流程的投影。"逍遥"的各种歧解,或都关涉陶艺事象的某个侧面。"鲲鹏"寓言是作者阐述"逍遥"内涵的创造,隐喻的是天地之气,透射着《庄子》对宗教神的怀疑。大鹏"抟扶摇而上"是无为随化、顺势旋升、混同万物、不辩小大的道性显现。鲲鹏、逍遥、道三位一体。"逍遥"意蕴的发散性,与《易传》"取物观象"的思维模式一致。"逍遥"意象的整体直观特点与逻辑概念的抽象性疏离,但表现无所不包、不可言说的本体之道,具有独特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