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园丁——对现代教育教师隐喻的反思

园丁隐喻是现代性的一个谋划。教育中,园丁隐喻一定程度上将教师和学生对立起来,它使得教师在对学生教育、改造的同时,学生的权利、自由、天性不断的被漠视和剥夺。在不断的颂扬园丁隐喻的进步、优点时,它的现代性的“缺陷”不应该被遮蔽。园丁曾是教师光荣的称号,也是教师要求的标准。它体现了教师(园丁)对学生(花苗)的热爱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培育,也体现了教师的无私的奉献精神。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园丁是现代性的幻想,现代文化是一种园丁文化。在我们媒体的“园丁颂”“园丁赞”等的巨大声音中,园丁成了现代教育教师的称谓、…     

论现代性的历史逻辑与理论范式之维

作为质的规定性,现代性已成为转型社会不可回避的历史逻辑与文化语境。于社会论之,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运行方式和制度安排;于个体论之,现代性是现代人的生活态度和精神气质。现代文化的现实境遇、应然状态和理论范式只有和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才能得到恰当的定位和诠释。在现代文化辩证运动的过程中,经济与政治结构的现代性是文化变迁的前提预设,是现代性转型的动力机制;社会心理和思想结构的现代性离不开意识形态教化的现代转向,它成为现代性转型的价值诉求;现代性的知识形态具有方法论意义,并有成为文化转型理论范式的可能。作为方法论的知识形态现代性,它为文化和观念的转型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实践化路径。当然,范式的建构是一项巨大的理论工程,从理论预设、逻辑思路到实践路径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无论如何,现代性终将与文化发展一道,大踏步前行。     

中国现代性重估：传媒视野的现代性价值

现代性长期作为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理想,左右着世界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中国现代性就其对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来说,较之西方现代性更具“现代”性。在认识当代中国传媒问题时,必须将中国现代性的复兴及传播置于重要位置,使之被“他者”认知、接受,成为人类发展路向的一种选择。     

乡村文化与现代性

乡村文化是一种内卷化文化。所谓内卷化是指一个系统在外部扩张受到约束的条件下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就此而言,乡村文化与现代化是异质的。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既不能消灭农村、彻底城市化,也不可能在乡村文化建设上放弃现代性取向,把乡村建设成独立于现代社会的"飞地"。从反思现代性角度来看,现代性不完全等同于现代化,它与乡村文化之间并非决然对立,在文化现代性框架中,乡村文化可以实现其性质与功能的转换。乡村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关键问题与基本路径就是重塑乡村文化主体。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去他者化：传统文化的传播偏误与规避反思

传统文化的他者化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结构性问题。传统文化的他者化现象在媒介中主要以两种途径进行：一是边缘化,即体现为不同地域文化、不同民族文化、都市/乡村文化等符号歧视;一是制度化,收编富有意识形态潜能的民间文化,使其进行“跨域”意指作用,并最终被制度化。因此,厘清传统文化符号的本体论思维和让传统文化进入现代性实践的方法论路径,是实现传统文化的去“他者化”的尝试。     

司各特·拉什：《另一种现代性，一种不同的理性》

虽然现代性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理论不可避免的前提，但是几乎所有的现代性理论对现代性的定义都面临着这样一个矛盾：现代性始终是对现代的界定，是现代历史的名词化。但是现代恰恰首先是一段复杂的历史，而更加复杂的是社会经验和思想经验在现代历史中的关系。如果现代性被界定为一种思想方式以及相应的制度形态，     

论近年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

近年来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在文化及文学研究中存在八大方面的缺陷与空白:以狭隘的文化实用主义为研究目的,缺乏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起码的文化立场与操守;以化约化观点简单对待传统与现代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缺乏对其做以具体语义场的动态理解;以机械粗暴的态度来理解反传统,缺乏对反传统的深刻辨析;以文化解释者的主体性严重遮蔽了文化存在的客观性,缺乏对文化运动自身复杂性的认识;以圆满与完美的乌托邦想象来处理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缺乏对文化复杂性与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的认识;含糊使用“现代主义”、“现代化”、“现代性”等概念,缺乏对其进行比较与区别;以外国尤其西方现代性来硬套中国现代性,缺乏对中国现代性之民族性的考察;以社会现代性来理解审美现代性,缺乏对审美现代性之特殊性的体悟。     

民主文化的多元性与承认的政治——查尔斯·泰勒基于文化现代性理论的论说

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存在两种现代性理论,即文化的现代性与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前者将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视为西方文化变化发展的独特产物,后者将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视为所有文化变迁的必然归宿。基于文化现代性理论,泰勒主张民主文化的多元性,认为现实世界不存在单一的、稳固的、标准的民主文化,存在的是多元的民主文化,而多元民主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在以彼此之间的承认和尊重为前提。     

现代性视野下哈葛德小说的近代中国经典化建构

近代中国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期。现代性思潮萌芽、发轫与兴起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在这一历史语境下,表征西方现代文明思想与文化经验的哈葛德小说经过广大翻译家的译介、媒体的大力传播与读者的广泛接受,完成了其近代中国经典化的建构之路,成为了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在现代性视野里考察哈氏小说的近代中国经典化历程可看出,社会转型的思想需求是外因,哈氏小说的现代西方文明思想是内因,其经典化的整体路径揭示出西方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历史语境实现了完美的契合,具有重要的社会精神价值。     

别现代:在与思想史的对话中进入历史

作为一种原创于中国的理论,别现代已然打开了研究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切口,成为一种与现代性有关的思想。为了更好地嵌入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肌理之中,别现代有必要进入思想史,并主动与那些讨论不同时段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或启蒙问题的理论话语构成对话。因此,别现代理论更应该寻找属于自己的真正时期。一方面,它可以作为现代性发生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理论表述,描画出一个真实的"别现代中国";但另一方面,作为当前一种具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中国理论,它更应该是面向现实并指向未来的,并介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理论,以推动一个可欲的"别现代中国"的生成。     

论齐美尔对现代性的研究

齐美尔在看似平常、庸俗的生活碎片里把握现代性,将现代性的本质归结为个体对生活世界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在货币经济逻辑和工具理性日益奴役下,人类社会正面临着现代性危机．——“文化悲剧”：无限泛滥的客观文化越来越影响和控制着主观文化,造成个体的压抑、特性的散失。齐美尔的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化理论的三足鼎立之势。他认为个体在现代生活中借以实现自我救赎的两种典型行为是“时尚”和“距离”。     

流行文化的兴起与宣泄性文化的合法化

流行文化的宣泄性特征是大众文化参与的基本诉求和文化表达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也与现代社会生活机制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流行文化及其宣泄性是工具理性式的现代性制度压抑的宣导工具。弗洛伊德关于文明压抑的精神分析为宣泄性文化的合法化提供了学术的支撑。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中的个体感受性倾向则与流行文化的感性化叙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大众通过流行文化的娱乐、时尚、消费性元素实现被压抑能量的宣泄。现代商业传媒则是流行文化宣泄功能的载体。在流行文化成为强势文化,宣泄性文化合法化的今天,文化的发展需要的是理性的再平衡。     

关于建国后27年文学现代性的思考

建国后27年文学是否具现代性的问题是近几年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否定论者把个体人性价值作为文学现代性的唯一标准,并将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社会解放与个性解放完全对立起来,从而认定现代性断裂的观点难以让人接受。文学现代性应是一个综合指标,它以具有内在联系的多种形态存在于27年文学之中。个性主义作为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的压力下也顽强地存在于一些政治化文本的潜在层面,留下了难以擦抹的痕迹。     

论初现端倪的文化经济时代——兼论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论

文化工业的勃起是现代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法兰克福学派片面地夸大其消极方面,将其看成是资本力量与机械化生产对人类价值的全面剥夺、扭曲与压制的工具。实际上,文化工业通过生产与消费的“文化化”过程,发挥着对社会、经济和人性发展的积极作用,使当代社会不仅趋于“知识经济时代”,也正趋于“文化经济时代”。     

现代性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价值取向

"现代"的概念包涵很多语义星丛——"现代化"、"前现代化"、"后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等等,但是后来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现代性"这个词开始成为思想家描述处境的核心词。目前理论界对现代性的理解可以分为三大流派: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重写、现代主义的反思修正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重建等。相对于前两个流派,学术界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具有辩证思维的现代性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视野下,毛泽东所从事和领导的事业就是一项将现代性融入到实践过程中的光辉典范,尤其在毛泽东文化思想中表现更为突出,他在文化思想方面所提倡文化的人民性、科学性以及民族性等就是现代性在文化领域的具体运用。     

吉登斯和他的现代性思想

现代性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当今西方社会思想领域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以其深刻的分析、完整的体系和独到的观点而倍受人们瞩目。在本文中 ,笔者总结了现代性的含义 ,并着重分析、介绍了他的“非连续性的现代史观”和他关于现代性的四个维度的理论。在此基础上 ,笔者把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放在现代社会学理论的背景之中 ,将这种思想与利奥塔的“后现代”思想、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等当代研究现代社会的主要理论流派进行了比较和评价 ,还结合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关于“现代性”的论争总结了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特点 ,明确了这些理论研究现代社会的不同侧重点和分析框架     

文化习性、社会整合与儒家传统的现代性

文明的重建是今日中国面临的根本任务。文明重建的基本方向有赖于认清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文化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这一文化习性决定了未来中国社会中真正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仍将是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这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之不同于西方或其他民族现代性的基本出发点。必须认识到,在建设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是比政治民主化与法治化等制度建设工作更加基本的任务;而中国文化的习性决定了,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需要通过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社会整合方式来实现,这意味着儒家的精神价值传统将成为中国现代性建设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现代性批判之“异常思”:施特劳斯论马克思

施特劳斯对西方现代性的激烈批判把他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但施特劳斯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本质和根源有着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理解,他认为,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本质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拯救危机的出路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由此出发,导致了施特劳斯对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的否定性理解,即:在其对现代性危机之最深根源的复杂反思中,施特劳斯实际上把马克思看成是现代政治哲学的顶点,他隐微地始终在同马克思进行论战,具体体现在历史、自由和哲学这三个概念上.     

镜像中的生存——现代性的反思与反思的现代性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共同主办的“第四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于2004年8月16—18日在四川绵阳举行,其主题为“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如何批判性地正视现代性的存在及其影响、发掘马克思有关现代性论说的当代意义、实现中国语境的现代性建构,是本届论坛总的学术目标。这里发表的三篇论文,是会议的入选论文。复旦大学哲学系俞吾金教授认为,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过“现代性”这一概念,却是最早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做出全面诊断的重要思想家。马克思从经济哲学的独特眼光出发,通过对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生活现象———商品、货币、资本、异化的分析,对现代性的本质作出了深刻的阐述,为当代学者的现代性反思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中央党校哲学部郭大为教授认为,“反思性”是人类认知与实践的基本结构,是科学的基本研究立场,也是现代性的根本特点和现代人无法摆脱的存在境遇。反思现代性的反思性,是辨明现代与后现代的争论,认清现代社会的风险和当代人的存在境遇,把握人类希望的关键所在。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邹诗鹏教授认为,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也历史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任务与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任务就是要求确立以建设为核心观念、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系统,构造一套符合全球时代要求、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及长治久安、并具有自检与防御机制及能力的开放性的社会、政治与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