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

反思和批判启蒙理性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现代人制衡启蒙神话及现代性危机的重要力量,是全球化时代政治哲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主题。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需要从外在的社会历史发展角度及内在的思想史视域来加以把握、检审,在充分肯定启蒙理性及现代性成就的同时,正视其自身的内在矛盾,揭示其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并梳理、反思和借鉴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否定性批判,以此为启蒙理性及现代性危机提供更有深度与广度的解决路径。马克思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批判转化为对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重构,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种种弊端的克服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超越,将启蒙理性批判主题推向制高点,为现代社会向更高形态的发展找寻到方向和道路。     

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的现代性之争评析

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性的危机表现得尤为紧迫和严重。全球化语境下对现代性的反思表现出新的特征,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现代性之争突出反映了这一特征。对理性的不同态度使哈贝马斯和利奥塔分别提出了重建现代性与重写现代性的不同构想;在完成各自的构想中,哈贝马斯采用了普遍语用学的方法,重建普遍交往理性,利奥塔则用语言游戏的方法解构普遍理性;哈贝马斯为现代性设计了一个美好的交往乌托邦,利奥塔则终结了现代性的乌托邦理想。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普遍交往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交往理性超越了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的现代性视域,为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思想指导。     

启蒙的三重困境与马克思的超越

马克思与启蒙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史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从马克思理论与启蒙理论本身的碰撞出发,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启蒙的批判和超越集中在三个方面:启蒙的"普遍性"困境主要表现为如何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寻找到了一条把人从抽象的普遍性和同一的特殊性中解放出来的现实道路;启蒙的"主体性"困境主要表现为作为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和作为客体的货币、资本成为主体,马克思通过对于货币获得实体性的存在并成为主体的揭示和对于资本主体性取代人的主体地位的批判,试图在斩断资本之链的意义上使得人重新成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人;启蒙的"理性论"困境主要表现为理性自由的丧失和理性同一性与资本逻辑的同构,马克思试图通过对作为理性表征形式的哲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达到对于启蒙理性的超越。     

论现代艺术体制中的乌托邦构想

审美乌托邦是审美现代性对抗启蒙理性的产物,它与16世纪莫尔的乌托邦构想有很大不同,这主要表现为审美乌托邦是通过个人精神的解放来实现其普适性的审美救赎功能.但审美乌托邦的个人精神解放路径与其审美救赎的普适化追求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文章从现代艺术体制产生及演变的视角对这一内在矛盾加以分析,并指出现代艺术体制自主性原则既是审美乌托邦规划的体制保证,但同时它也孕育了审美乌托邦规划最终的失败.     

现代性的崛起与马克思的批判精神

现代性,作为崛起于后封建的欧洲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最突出的本质属性是其价值的两重性：解放和异化的混合物。现代性的结构性矛盾和缺陷及其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就受到了启蒙现代性所开启的批判反思传统的质疑。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把启蒙现代性中所蕴含的批判精神改造为实践的批判精神,并运用这一批判武器对资本现代性及其所造成的现代性危机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以寻求超越现代性的合理路径。在人类面临现代性困境和危机的今天,高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发生学考察

作为崛起于后封建的欧洲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最突出的本质属性是其价值的两重性:解放和异化的混合物.现代性的结构性矛盾和缺陷及其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就受到了启蒙现代性所开启的批判反思传统的质疑.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把启蒙现代性中所蕴涵的批判精神改造为实践的批判精神,并运用这一批判武器对资本现代性及其所造成的现代性危机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以寻求超越现代性的合理路径.在人类面临现代性困境和危机的今天,高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中国古典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古典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了"文以载道"的理性精神.文学现代性是对现代性(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反思、批判,而新老理性主义阻碍了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古典理性受到冲击,同时也被改造,形成了启蒙理性精神;文学为启蒙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思潮,把古典理性改造为政治理性,文学为政治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新时期启蒙运动批判了古典理性及其现代变体政治理性,但复活了启蒙理性精神,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由于中国文化理性主义传统的的影响,中国文学带有强固的理性主义倾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障碍,特别是造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迟缓.     

资本现代性的冲突与困境

启蒙现代性把追求人类的理性进步与人类的自由解放等同起来,为资本现代性奠定了合理合法化的"元叙事".然而,作为一种价值寄托的启蒙现代性方案在转变为经验现实的现代性过程中,却集中表现为韦伯视之为人类注定的命运的现代性冲突与困境.实际上,这种冲突只不过表明资本的升值与人的生存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要解决这一冲突与困境,只有终结资本现代性.     

坚持现代性——韦尔默的审美现代性思想

韦尔默认为现代性并没有终结,因为理性实施着自我超越.一方面,具有"拼图"特性的后现代主义隐含着理性的自我超越,激发着人们的民主意识;另一方面,现代性自身及对它的批判涌动着理性的自我超越,现实生活中蕴含着巨大的民主潜能.实质上,所谓的"终结论"只是一个没有结局的哲学游戏,因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共同丰富着审美现代性的内涵,诸多偶然性因素突破了必然性的控制,解释学的反思有助于现代性更合理地建构自身.     

反思现代性:现代性社会基础的解构与重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学界逐渐形成了三种话语系统:后现代、多元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其中,反思现代性思潮批判高度现代性的抽象理论,它从分配逻辑、个体化进程和政治的领导角色等三个方面对现代性的社会基础提出质疑。反思现代性诉求一种"虚无的基础",这个基础是由一种新的理性所构筑的,并通过确定性判断和反思性判断同时完成解构与重建。这种反思现代性对于重新构建现代社会的基础具有积极意义,也成为风险文化的核心。     

公共利益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公共利益贯穿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在古希腊时期,“公共利益”仅仅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城邦的“共同利益”即“共同善”.在理性启蒙时代,人们相信理性有能力设计一种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相互协调的政治社会结构,公共利益成为一种社会构建原则.但功利主义认为,社会政治秩序是在个人不考虑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无意而自然形成的.及至当代,公共利益观念呈现价值纷乱的多重景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公共利益只有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才能得到真正实现.     

理性、自由和人的解放

现代性的核心是理性,但近代以来对理性的理解却囿于认识论的层面,这就导致了主客的二元分裂和理性对自由的取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使理性走向了现实,成为社会自我批判的意识,从而服务于人类解放的事业.因此,要全面分析理性的作用,把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起来,重建以理性为根基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性文化.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并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     

中华伦理范畴与中华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

中华民族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的合理性,就在于与时偕行的社会历史发展中,以其伦理精神价值的具体合理性适应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的需要。中华伦理范畴在和合学"竖观"、"横观"、"合观"的视野下,其逻辑的结构性,思维的整体性,形态的动静性,历时同时态的融合性,内涵的生生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中华民族伦理精神和道德行为规范的价值合理性也得到了完善的说明。     

“现代性”议程与文化“公共空间”的衍变轨辙

由于"现代性"在中国仍是未完成设计的议程,因此用"公共空间"表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似乎更切题旨.自晚清以来,中国的文化"公共空间"以现代大众媒体、物质性的公共构造以及具体的公共文化事件,共同见证了中国"现代性"进程.而1990年以来对"现代性"的反思,则直接引发了当代文化公共空间的裂变.     

从认知到实践——哲学史视域中马克思"完全彻底的"人本主义

立足于认知理性的人本主义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最终却将人归结为与物毫无区别的直观的、抽象的存在物.马克思从实践论的视角出发,把人看作是生成的、展开的、自为的存在,弥合了个人与社会、人的现实性与历史性的割裂,发现了摆脱"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的秘密,为"全人类的解放"乃至"人是目的"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途径.     

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

解放以后对“古史辨”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 ,但总的来说评价还是比较积极的。胡绳 195 7年说“古史辨”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1993年又说顾颉刚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评价很高。“古史辨”在思想启蒙方面有积极意义 ,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环节 ,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古史辨”所受到的诟病是说它把古史砍掉几千年 ,这其实是误解。说它是“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对。“古史辨”疑古所疑的主要是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 ,并不是对一切古史都怀疑。“古史辨”之前已有疑古 ,之后也应该有疑古精神。不能把信古、疑古、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 ,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是这三个阶段的问题。“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不合适。     

道德形而上缺失与"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世俗化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文学、道德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及使命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