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乌托邦交织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狭义“现代性”张扬理性、主体性,相信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工具理性、科学主义、世俗化等成为人们追逐的现实目标。“乌托邦”是人们超越于给定的现实社会,对终极性社会理想的一种构想,表达着人们的追求和期待。传统社会主义由于没能解决好二者之间的困境与冲突,使现代化步履艰难;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现代性的生成、工具理性的张扬,使乌托邦面临一种“现代性”困境,遮蔽了乌托邦的内在价值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在现代性与乌托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选择。     

乌托邦视角的现代性反思

由于放弃了超越性的终极价值层面,现代性的社会理想凝固化为实托邦,成为"单一的现代性",隐藏着"现代性之隐忧"。走出这种现代性困境,需要突破意识形态框架,在现代性与乌托邦的相互关联中,使现代性成为"一项尚未完成的规划"。一方面,从乌托邦维度开启现代性的诊断与治疗,享受现代化的积极成果,试图走出困境和出路;另一方面,运用现代性语境中的普世价值,乌托邦思想本身从目的转向过程,形成人类实践活动中的"辩证乌托邦"观念,发挥乌托邦观念的积极意义。     

"现代性"乌托邦与现代文学史建构

"现代性"在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风行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它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提出之后文学史建构的重要维度,它不仅仅是对1950年代以来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的解构,也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增加了"世界"向度与审美的"现代"品格.但"现代性"概念的泛化与内涵的模糊也遮蔽了"通俗文学"、"旧体文学"等文学史事件,以"现代性"视角建构文学史有其积极意义,但它的历史局限也是不能忽视的.     

实践理性:现代性道德重构的路径选择

现代性道德危机的症结在于人类理性的过度张扬,这种理性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人类中心主义,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是个人主义。前者引发生态伦理的兴起,后者引发对道德共识的强烈诉求。对现代性道德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人类理性的彻底否定,而是要对现代性道德进行重构,这种重构得以发生的基础是实践理性。其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旨归,从自然之维、社会之维等方面来推进现代性道德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对现代性与乌托邦超越的历史分析

我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主义追求是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从康有为的大同、小康论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再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追求,都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现代性与鸟托邦的困惑,并力图消除二者之间的矛盾.邓小平的小康社会论为解决这种矛盾确定了现实根据,科学发展观则实现了对这种矛盾的历史性超越.     

乌托邦与现代性视角下的民生追求历史轨迹

民生是先秦社会理想追求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有反专制的民本色彩和民众关怀.虽然在长期封建社会中被边缘化了,但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民生问题又突出起来,形成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现代性的悖论使民生问题日渐与社会主义相共呜,它本身的乌托邦色彩又使之具有一种超越性和批判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解决民生问题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相联系,确立了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途径.     

论现代性背景下的价值重构

当今的价值哲学,应该走出人类生活边缘化的窘境,关怀人类的生存状况、关怀人类的精神困境、关怀人类的价值选择。在现代性背景下,抛却人类中心主义,突破价值认识的相对主义,摆脱经验主义的束缚,从多层次、多维度去认识人自身,结合人的社会实践,回到人自身存在的认识域,是人类正确认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唯一方法,也是人类价值重构的有效途径。     

“流动”的旅行者和“想象”的乌托邦——近代小说两种叙事模式中的现代性意味

旅行者叙事和"乌托邦"叙事是近代小说叙事中值得关注的两种现象.前者中旅行者复杂和"流动"的个体体验成为叙事的一个焦点;后者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成为叙事的基本结构.两者从不同的层面折射了近代文化中的现代性意味.     

现代性焦虑下的大众化旅游

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及其弊端的暴露,社会各界都在寻找消除现代性悖论的方法。旅游是一种自然回归、文化感知的审美实践活动,它所体现的山水畅神、科学求知、文化教育等时代精神超越和批判了现代性悖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内心焦虑和精神荒芜。21世纪是一个大众化旅游的时代,旅游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的路径,同时,也提供了一种修正现代性的方法。     

反思现代性——吉登斯现代性思想解读

现代性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对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主要从现代性的反思性,现代性的四种制度维度,现代性与风险社会等几个方面归纳出他对现代性的理解和批判。     

吉登斯和他的现代性思想

现代性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当今西方社会思想领域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以其深刻的分析、完整的体系和独到的观点而倍受人们瞩目。在本文中 ,笔者总结了现代性的含义 ,并着重分析、介绍了他的“非连续性的现代史观”和他关于现代性的四个维度的理论。在此基础上 ,笔者把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放在现代社会学理论的背景之中 ,将这种思想与利奥塔的“后现代”思想、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等当代研究现代社会的主要理论流派进行了比较和评价 ,还结合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关于“现代性”的论争总结了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特点 ,明确了这些理论研究现代社会的不同侧重点和分析框架     

消解“单一的现代性”:重构中国的另类现代性

现代性一直伴随着我们并和我们无法分离,它不仅使得中国更加接近现代化,而且还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思维以及学术研究的方法,激励了我们的物质和文化知识的生产。既然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那么现代性也就呈现出了新的面目,成了一种扩大了的现代性,或者说一种后现代时代的现代性,因为它经历了某种形式的裂变,从单一的现代性演化成了不同形式的复数的现代性。因此,我们也许能够在全球化的时代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立场出发,重新建构一种另类的现代性。显然,这两个话题是通过翻译从西方引进到中国的,而且不断地在我们的理论争鸣中被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引证并讨论。中国的另类现代性的形成,一方面消解了大一统的单一现代性的神话,为不同形式的复数的现代性在全世界各地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对全球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乌托邦文学与反乌托邦文学渊源之比较

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是两种关系紧密的文学体裁,它们描写的都是秩序井然的社会,但乌托邦小说的作者是以热情的口吻,叙述对乌托邦的向往;而反乌托邦小说的作者则以冷漠的态度,表达对乌托邦的怀疑。本文通过对两种文学体裁产生和发展的渊源的比较,揭示了两种文学体裁内在的关系。     

1990年代以来乡土文学叙述中的道德乌托邦

19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为文学的多元化选择提供了可能。乡土作家们以道德乌托邦为逝去的乡村世界唱起了挽歌,有的作家在乡土叙述中塑造出理想的新人形象,却因其所凭借的乌托邦理念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于乡土作家来说,道德乌托邦是解救世风沦落的一种方案,但这种解救方案因其内在矛盾而呈现出多重价值指向。     

走出老子的审美乌托邦

老子“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的审美乌托邦对中国的美学发展影响至深 ,其核心就是脱离语言 (文字 )追求虚无美。老子排斥“美言”与“知” ,实际上 ,恰恰是“美言”与“知”构成了真实之美。形式美才是至高之美 ,汉字高贵典雅 ,与凡有异 ,除了汉字是“道”的载体之外 ,还因为汉字是一种绝好的形式 ,在这一形式中蕴藏着取之不尽的美。只有把“美言”与“知”联系起来 ,才能走出老子的审美乌托邦。     

鲍曼的现代性批判

鲍曼的现代性批判有其独特的犹太特性和后现代视角,他指出秩序是现代性的首要追求,通过监狱、福利制度、园艺,乃至大屠杀以达目的。但现代性的秩序设计注定是要失败的,混乱与秩序如影随形,这是现代性的矛盾性,犹太人的同化困境和陌生人的遭遇是这种矛盾性的体验,犹太思想家记录了这种矛盾性并尝试着以不同方式提供出路,鲍曼提供了与他们相似的现代性对症良方：后现代性。     

乌托邦精神:马克思人学本体论的核心

马克思人学本体论中乌托邦维度的研究,根植于人性的批判性、否定性、超越性.这种研究把人的现实存在与人对终极意义的追求、人的实践活动与人的解放内在关联起来,是对人的意义统一性的救赎,其锋芒直指现实中人的生存困境.因此乌托邦精神的探讨既有益于揭示马克思人学的现时代价值,深化和拓展整个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又有利于批判人的现实存在并对现实存在异化性进行扬弃与超越,为中国21世纪总体现代化建设提供一种意义支撑,使之成为一支时代的清醒剂.     

论现代性的合法性

批判性是哲学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功能,对现代性的哲学批判首先是对其存在的合法性的质疑。现代性是基于人们对共同社会生活的需要产生的,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现代性夸大了主体性和统一性的旨趣,给个体的自由和生存带来了灾难,应彻底否定。事实上,只要人类有共同社会生活,现代性的理论就有合法性的基础。当然,也应根据时代的需要,建立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新的现代性范式,从而保障当今时代下的现代性具有合法性。     

沈从文创作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沈从文的创作中对生存经验的复杂关照和对审美体验的丰富传达 ,使文本具有一种新旧杂陈的繁复的美感内涵 ,建立起审美主义的多重视野。沈从文的湘西风情小说 ,民族性与现代性合二为一 ,其现代性借民族性来实现 ,民族性在现代性中获得存在的理由。他的存在意义在于 ,对中国的现代性选择而言 ,是一种丰富和补充。     

古代江南生态乌托邦及其实践

江南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孕育出了江南社会的生态乌托邦.为了将这个乌托邦变成现实,世世代代的江南人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和实践.在农业时代江南文化视野中,人的生命源于自然,又最终回归自然,生命的理想在于与大自然同生共荣,如"花里神仙"般美好.要实现这个目标,人就需要营造一个能够充分获得伟大自然力支持的"仙境"一样的家园.当城市化和工商业开始冲击人们的桃花源之梦时,一部分人借江湖平衡来自于城市文明的压力,另一部分人则开始了建造"城市山林"的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