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与“理”之争到“格物”之辩: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之比较

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两个学术事件。两次辩论之不同点在于:朱陆之辩发生在心学与理学两个不同的学派之间,王湛之辩发生在心学学派内部;朱陆之辩是心学和理学关于本体论和工夫论的争论,王湛之辩是把本体论和工夫论糅合在"格物"的诠释中纠结在一起了。两次辩论之相同点在于:无论朱陆之争还是王湛之辩,都是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关于"社会秩序维护与百姓教化方法"的探讨。从理学派与心学派两派间的争论,到心学派内部不同分支间的争论,从"理外心内"到"心与理糅合为一",王湛之辩可以看作是朱陆之争的延续和深化。     

陆机入洛与“文章中兴”

太康十年(289年),陆机被征入洛.此时,陆机有着"亡国之余"与被征之"南金"的双重身份,被视为"亡国之余"是陆机所无法忍受的;被征之"南金"的身份,则使他看到了通过展现才华,改变"亡国之余"身份,实现人生理想的希望.此时,洛阳文坛也迫切需要一位领军人物将其带入进一步的辉煌,入洛后的陆机正好承担了这一角色.通过与洛阳文坛文人的广泛互动,陆机和洛阳文坛文人共同推动了西晋太康文学走向了"文章中兴"的全面繁荣.     

张华“二俊”说与陆机的悲剧命运

张华推举陆机、陆云兄弟为"二俊",既是对吴郡陆氏家族文学与学术的肯定,又有着现实的政治谋虑,即试图通过延揽孙吴俊才而安抚江南人心。中朝人士拥有胜利者的优越感,对亡国吴士颇为鄙夷和嘲讽。陆机试图扭转这种偏见,因此当众称美故乡,又不肯听从顾荣、戴若思等人的规劝,执意卷入晋室纷争,试图通过匡世济难来证明吴郡陆氏的军事才能。孙吴亡国的耻辱和挽回家族声誉的努力,并试图去证明吴国灭亡非士人之过,这是陆机悲剧的心理根源。     

论陆机散文的"宏"风格

<晋书>评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从"宏"与"丽"两方面来概括陆机诗文的风格.后世对陆机文风的评价,无论褒贬多从"丽"着手,而关于陆机散文的"宏"风格却少有人论及,本文意图深入文本分别从建功之企向、迁逝之悲、生命之思等三方面来分析陆机"宏"之文风,探讨陆机在散文发展史上的非凡意义.     

“情”之德性与“理”之德性

“情”之德性与“理”之德性李丽情之德行与理之德性是中西方文化德性体系的特点，情与理既是中西方文化人性设计的基础，也是贯穿中西文化发展的主线。进行二者的比较，有助对中西方文化及其价值的真切把握。（一）所谓德性，既是主体的善的状态，又是道德的主体形态。德...     

盐文化产业视角下“龚扇”的保护与开发利用

被誉为"中华第一扇"的自贡"龚扇"是我国珍贵的民间艺术品,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龚扇"是盐业经济和盐文化发展的产物。其多以盐史古迹、盐商会馆、"盐都"风土人情为主题,是盐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自贡"龚扇"工艺技术在世界竹编工艺技术中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但是,"龚扇"在其整个发展历史中始终以龚氏家族子承父业的方式嫡传,以家族作坊式制作为主,重技术轻产业,导致其传承与保护、开发与利用面临诸多困境。转变观念,加强保护,促进"龚扇"与其它盐文化的整合,整体打造盐文化产业,提高企业营运能力是实现"龚扇"保护与传承,促进盐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     

论“可久可大可新”之作为“中华共识”——“华学道德说”之辨析与批评

仅视"中华文化"为"道德文化",是片面的。"中华文化"有"道德"之一面,但并非仅为"道德文化"。倡导"道德文化"者,以儒家为主;此外又有释家,倡导"智慧文化";尚有道家与道教,倡导"身体文化"。儒、释、道三家有共同目标,曰"可久可大可新"。各家各派之别,乃路径之别,非目标之别。儒家以为达成"可久可大可新"之路径,主要在"德修"或"修性";释家以为达成"可久可大可新"之路径,主要在"智修"或"修心";道家与道教以为达成"可久可大可新"之路径,主要在"体修"或"修命"。路径不同,乃"术"之异;目标相同,乃"道"之同。"中华文化"即此"道同而术异"之文化体系,非仅为"道德文化"也。     

陈寅恪关于家族本位思想之分析简论

陈寅恪关于家族本位思想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之核心.作用的观点,包括四个方面:一、在强调中国文化的家族本位特征时,在个体的小"家"与作为整体的"家族"之间,陈寅恪更重视"家族",认为后者对维系民族文化传统起到更关键的作用;二、家族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不仅因为其独特的维系文化传统、保存传统文化的作用,更是由于其特殊的情感纽带,使中国文人可以从中获取可靠的精神资源和人生动力.为此,陈寅恪才特别强调出身,重视渊源;三、家族本位思想,由于既是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又是构成社会制度框架的基础,因此不但适合古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在现代中国也未完全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如何对其实行改造利用,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课题.四、陈寅悟关于家族文化思想之形成不仅与其家族历史有重要关系,而且与其父陈三立的思想有继承发展关系.     

信任的信任:中国企业的“家”与“天下”

信任的伦理-心理运动过程,是企业组织形态内部在微观层面与动机生产相伴生的一种信任的动力机制。中国文化空间中存在着有利于企业扩展亲亲信任的两个认同原理:基于家之心理的"同心原理";基于家之伦理的"同德原理"。比亚迪的案例表明,泛家族企业的信任扩展模式,是企业从家族→企业之"同心同德",走向企业→家族之"同心同德"的中介或过渡。而我们通过对雷丁的同心圆模型的颠倒得出了一个天下同心的模型,旨在进一步表明:一种基于天下理念的信任价值观是指引企业家走出封闭自我或自我利益的狭小天地,走向更广阔、更高远的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种对信任的信任。     

王夫之“古今之通义”的深刻内涵与价值建构

"古今之通义"是王夫之道义论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和命题,它与"一人之正义"与"一时之大义"一起构成王夫之义范畴的有机体系并在其中起着引领、规范和宰制"一人之正义"与"一时之大义"的独特作用而成为最高层级的义范畴和义判断。"古今之通义"聚焦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挺立的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道统精神,构成中华民族的道德慧根、价值基点,因而是属于至善和粹然而善的根本性价值或终极价值。它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渗透在中华民族的伦理血液之中,成为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伦理基因和价值动原。     

吴宓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

吴宓文学观中最核心的思想是"道德".他深受儒家文化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哲学背景.这一文学观贯穿在他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批评论著中,涉及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人生与道德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功用等方面.吴宓文学观有很强的前瞻性和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文学转型期,研究吴宓文学观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重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道家文化:鲁迅生命意识的传统资源

中国的道家文化是鲁迅生命意识最重要的传统思想资源。道家文化对价值自然的体认对鲁迅创作构成重要的影响。鲁迅对自由境界的体验,对自然人性的道德理想的追求,具有鲜明的道家文化精神。鲁迅强旺的自由意志承续着中国道家文化“疏狂”的酒神精神。     

20世纪40年代文学中的“文化宗教精神”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呈现出“文化综合”的面貌。宗教与文学这两种文化形式也在这一时代融合交织,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一种“文化宗教精神”。以张爱玲、徐讦、鹿桥和无名氏四人为代表的作家们便以宗教为精神立足点,以文学为手段,将文学与宗教作为那个动荡时代生存的慰藉,探索和思考人生的意义与永恒价值所在。     

从《挽歌》看陆机的死亡观

有着独特人生经历的西晋文学家陆机,在许多作品里表现了“生命”这一传统的主题。由于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陆机对生命本体的认识倾向于理性。《挽歌》是集中表现陆机生命观的诗作,包括其三首《挽歌》组诗与《庶人挽歌辞》《士庶挽歌辞》《王侯挽歌辞》《挽歌辞》等另外四首。通过对其挽歌系列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陆机对“死亡”的态度是严肃的,执著的,且有浓重的“哀死”倾向。其原因源于其诗人的敏感心灵与所遭遇的社会变故。     

文化交汇树新风,“西厢”故事奏奇声——金代草原文化对《西厢记诸宫调》创作的影响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在体制功能、主题设置、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等方面的倾力创新,把婉曲细腻的张生和莺莺的曲折恋爱的世俗故事与金代草原文化和汉民族传统文化杂糅共生的文化背景密切联系起来,构成了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化交汇与更深层次的人生追求相互支撑、促进、对立、矛盾的人文景观,为王实甫《西厢记》的卓然独秀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而这些变化主要来源于女真民族婚俗文化的影响。     

《春秋》公羊学胡毋生师授谱系补证

《汉书·儒林传》所载《春秋》公羊弟子嬴公的师承问题向存争议。由于《儒林传》武帝以前部分是班固在《史记·儒林列传》的基础上改笔而成,通过对改笔部分的系统梳理以及《汉书》中"自有传"体例的考察,可知班固所增弟子嬴公应师从胡毋生。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视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撰作动机,可知何休感于东汉官学章句繁冗、迂曲之弊,故援据严、颜二家所承胡毋生《条例》之学以纠其失,与扬雄、桓谭、班固等"不为章句"、专究大义的治学风气以及马融、郑玄、卢植等复兴西汉传诂旧体的解经风气之间存在重要的呼应。     

铁华吟社及其文学创作

铁华吟社是清光绪年间活动于浙江杭州的一个重要的文人社团,晚于该地区较有影响的东轩吟社约半个世纪。不同于东轩吟社有专门的社集《清尊集》,铁华吟社没有自己的社集刊刻流布于世,故而关于该社的起讫时间、参与者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尚不深入。结合该吟社发起人吴兆麟的《铁花山馆诗稿》及其族侄吴庆坻的《蕉廊脞录》等作品进行探讨,不但可以考见该社团的一些基本情况,澄清许多事实,亦能对铁华吟社诗歌创作的思想倾向有所了解。     

鲁迅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的精神挖掘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挖掘最深的作家。在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进行猛烈而全方位的抨击时,他非常注重在批判对象的思想与精神深处进行发掘。其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的精神阐释的深刻性在于:不但惊醒了世人,而且昭示了后人,为后来者的探索指明了道路。     

"高昌吉利"钱币考——兼论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

“高昌吉利”钱币中的“吉利”两字,应为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文献上一般译做“颉利发”或“颉利”,“高昌吉利”对应的汉语意思为“高昌王”。“高昌吉利”钱币是农耕的汉文化与游牧的突厥等文化相互之间交汇、融合的结果。正是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类型文化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以“汉胡交融”为特色的高昌文化,“高昌吉利”钱币便是这种文化交融的具体表现。     

鲁迅和嵇康:越文化的同源同质同格

鲁迅与嵇康是不同时代的两位文化人物,但由于相同的文化传统--越文化的浸染,使他们在精神品格、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等方面表现出许多趋同性;究其原因,乃区域环境中固有的文化思想精髓通过文化的传承和民间的积淀影响产生作用.鲁迅对先哲的有意追摹,使其得以承续先贤又超越先贤,成为现代中国最卓著的反封建反传统的思想革命的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