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机制与路径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时代化继承与发展。数字金融作为引领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能够为“双循环”提供持续动力和关键支撑。然而现阶段,数字金融面临着数字创新发展滞后、金融市场供需失衡、金融开放成效微弱、金融风险层见叠出等突出问题,这极不利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的根本路径在于,增强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源动力、提升数字金融支撑国内循环作用、打造数字金融赋能国际循环优势、保障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安全发展态势,从而推动构建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更有质量创新的新发展格局。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本逻辑及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数字经济已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经济增长的自然选择。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存在创新逻辑、发展逻辑和应用逻辑三重基本逻辑,具体来说,即技术生态圈的打造、主体生产率的提升以及场景适应力的拓展。实践中,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亟需构建三大体系,即通过由数字技术、数字人才、数字政策的有力支持组成的“供给支撑体系”,由数字生产、数字生活、数字场景的有序开发构成的“需求拉动体系”,以及由数字金融、数字立法、数字安全的有效推进构成的“运行保障体系”。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形式.本文使用一种非参数的条件效率框架测算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被视为环境变量.基于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2011—2017年数据的研究结果发现,从整体效率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其中欠发达地区的效率改善程度更突出;从个体效率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在各指标效率改善方面都具有相似结论,而且同样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进一步,从变化趋势来看,无论是整体水平还是个体指标,其条件效率都超过非条件效率,但是两者之间的落差逐渐缩减.     

数字金融助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效果、挑战与路径

发挥数字金融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作用,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论文阐释了数字金融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构建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助推效果和作用机制,进而,指出了数字金融助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最后,提出了数字金融助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有积极效果,并发现数字金融对文化产业的创新能力、协调水平、开放程度、共享水平和产业效益均具有积极影响;然而,数字金融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作用面临文化产业发展质量不高、数字化改造程度低、资产评估体系不健全和诸多风险的挑战。     

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运用于金融领域,传统金融业已进入数字化时代,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广度更广、深度更深。当前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数字金融所具备的共享、便捷、安全、低成本和低门槛特点契合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数字金融能够发挥资源配置效应和普惠效应,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数字金融通过革新传统金融服务模式,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应深化数字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以推动区域金融可持续发展,加强高素质人才培养以提升区域金融核心竞争力,完善数字金融法律法规以保障区域金融稳定发展,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推力。     

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变革性影响与转型路径

当前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已开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正驱动传统金融业的发展变化,数字化亦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传统金融业转型和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影响是一个潜在持续的过程,数字金融发展在为传统金融业创新与转型带来新机遇的同时,金融新业态的产生以及金融活动的复杂化,使得传统金融业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应充分重视数字金融发展的深远影响,以惠民利企为原则,统筹谋划,积极布局,推进金融业态、金融模式和金融监管的变革升级,解决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数据使用与数据安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间的平衡问题,助力传统金融业通过高质量数字化转型,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基本维度与内在逻辑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其研究范式的讨论日益迫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应该秉持科学理论维度、发展实践维度、中国问题维度、研究者个性维度等几个基本维度,遵循以下内在逻辑:在开阔眼界中判明历史方位、在拓宽视域中发现研究问题、在凝练问题中设定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在多学科交叉融合中选准研究方法、在提出新的分析单位中确定核心理念、在上述基础上构建研究框架。     

数字能力、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消费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居民家庭的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居民个体的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决定了家庭能否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实证分析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能力和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机制分析的结果看,收入效应、网购与缓解流动性约束是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促进消费水平提升的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力可以显著促进消费升级,但是数字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均对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提升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展新基建,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另一方面,加强对数字金融尤其是数字消费金融的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发挥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     

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新机遇,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2013—2019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是实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且对产业数字化绿色发展的贡献作用更大;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助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绿色金融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即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呈“倒U型”关系。因此,建议我国应加快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构建以绿色金融为核心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实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化的绿色金融政策,加快构建东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数字经济的理论演进、内涵特征和发展规律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据要素的应用,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从层次论来看,数字经济是数字及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消费、分配、流通等经济活动的统称,可以分为新基础设施层、新生产要素层、新生态环境层、新实体经济层、新经济形态层。沿着互联、赋能、融合、转型和创新的技术-经济路径,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新技术和新型基础设施重塑了数字经济的商业形态,数字平台成为企业和市场之后资源配置的新型组织模式。在摩尔定律等技术规律的驱使下,数字经济呈现场景化、平台化、生态化、数智化的经济规律,必将经过导入期和拓展期,从协同阶段迈向繁荣成熟的黄金时代。     

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县域经济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并能够通过增强县域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潜力促进劳动力的净流入,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采用2014—2020年1 754个县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以人均GDP、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劳动力净流入率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且数字普惠金融3个维度的发展均具有县域经济发展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拓展、使用深度加深、数字化程度提高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增;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县域和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应积极推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统筹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和劳动力流动引导政策,通过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数字金融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路径

“一带一路”是新发展阶段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数字金融有助于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实现“一带一路”的资金融通。以数字金融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着数字鸿沟问题凸显,金融产业发展滞缓,可持续发展面临困境,经济风险逐步涌现等问题,导致沿线国家纵向无法联动,横向难成合力,严重制约“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我国应充分发挥数字金融驱动作用,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锻造数字发展动力,擢升资金融通效能,激发可持续发展活力,筑牢经济安全屏障,推动“一带一路”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继而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动力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     

“双循环”重心转向下的金融结构调整：内在逻辑与政策选择

“双循环”重心从国际循环转向国内循环以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高质量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下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战略性抉择,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结构调整在这种循环重心转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对“双循环”重心转向国内循环下的金融结构调整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表明：在以国内循环为重心的新发展格局中,经济运行与资金流动的特定过程决定了金融结构调整需要从以金融抑制为主导转换到以金融深化为主导上来,有助于打破金融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的恶性循环。基于“双循环”重心转向下金融结构调整背后金融深化逻辑的理解,当前中国金融结构调整应重点解决好金融抑制程度较高、直接融资占比较低、金融开放与安全之间平衡等关键性问题。为此,需要从金融产业组织结构、金融主体结构、金融工具结构、金融业务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融资结构、金融开放结构和金融监管结构等八个方面,探索“双循环”重心转向下金融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