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管服”改革视域下地方营商环境优化逻辑——基于B市企业满意度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如何切实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地方营商环境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课题。探讨"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优化的关系逻辑,必须对放、管、服各自的功能和内涵加以系统把握,并分别与营商环境优化目标进行耦合与匹配。通过对B市企业营商环境满意度的调查研究发现:地方"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遵循服、管、放的总体逻辑,技术赋能促进地方营商环境优化提质增效,制度创新保障地方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权力规制确保地方营商环境优化目标得以根本实现。由此,"技术赋能—制度创新—权力规制"是一个可适的逻辑框架,能够解释"放管服"改革视域下地方营商环境优化的实践路径。     

全国统一大市场视域下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现实问题与应对策略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应对国内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足使得多元要素市场之间因过于分割而形成交易壁垒,其主要体现在行业与地域这两类形态。要素产权的确权不足以及政府监管的失序阻滞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妨碍要素资源跨行业跨域的自由流动。多元市场主体应以此为契机,重视要素产权的权利归属,明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社会义务和企业责任。同时,政府应充分运用数据技术不断优化“数字政务”质量,改善公共法律服务的供给,简化政府监管的审批流程。在合作监管层面,还应借助财税政策工具不断降低要素市场化不足的负面影响,合理配置要素资源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发挥“全国一张清单”的监管指引作用。     

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

推进资源要素市场化的进一步改革,既是现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核心问题,也是为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从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体和客体两个角度看,推进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之间的逻辑关系宜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主体”这个线索出发,重点分析阻碍资源要素市场发育和发展的行政权力配置格局和政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找到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路径和机制;二是从对经济活动领域进行分类出发,重新界定政企在不同领域的职能配置关系。对前一问题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找到进一步全面深化市场取向改革的空间、动力和突破点;对后一问题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明确当前要重点解决市场取向改革不足与市场取向改革过度并存的问题,努力塑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双强”体制模式,为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提供坚强支撑。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时空演进、逻辑框架与路径导向——基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视角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文章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时空脉络进行梳理剖析，提出统一大市场建设“机制、协同、层次”理论逻辑框架：关键环节运行机制包括生产环节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变，分配环节由效率优先向重视公平转变，流通环节由量大向质强转变，需求环节由需求从属供给向需求牵引供给转变；要素资源价值在循环流转中被重塑，实现了畅通高效的动态平衡关系；发挥好市场、政府和区域优势作用，更好地融入全球一体化中去。为此，要处理好“优化营商环境—稳住市场主体”、“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国内市场—国外市场”关系，构建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供应链，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培育以内循环为主的完整的内需体系，全方位守住安全底线，系统协同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的底层逻辑与推进路径

市场扩张与分工发展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两个底层逻辑。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一个以泛化、深化分工为基础的现代市场体系,而且它必须是一个具有强大发展调节功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此成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商品、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与竞争秩序,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统一的两个基本规则。行政性分权改革逐步走向经济性分权改革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践逻辑和基本路径。在当前转型经济的基本格局下,作为次优选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在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基础上,对涉及政府与市场一体化的事务进行分类管理、分别推进。     

权责清单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建构

营商环境和权责清单在性质定位、制度功能、外在形式上存在一致性,这就为以权责清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和法理依据.然而,因权责清单的顶层设计缺位和编制规则混乱,导致我国尚未系统开展以权责清单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建构.从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目标来说,独立型权责清单远胜于依附型权责清单和一体型权责清单,更加符合营商环境法治化的要求.权责清单的外部体系应当对照世界银行营商环境和中国营商环境评估体系进行设置,其内部构造的设计应当发挥权责清单的引导、规范、制约、保障和服务市场的功能.权责清单编制规则应当从编制依据、编制程序及动态管理等层面进行法治化建构,以确保其制度功能在优化营商环境中发挥作用.     

地方创制性立法的实践偏向与理念革新

地方立法在进入精细化时期后,逐渐开始由细化、执行中央立法的执行性立法向着具有先行性、补充性和地方特色的创制性立法转变。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地方创制性立法在立法事实与制度设计方面还存在一些偏差,表现为“形式增长”、立法供给难以满足地方需求、立法的“地方性”特点不鲜明等,暴露出地方立法存在对法制统一的传统理解与先行先试之间存在张力、创制边界模糊与创制能力短缺、创新试验与既有法制冲突等现实问题。地方创制性立法的健康发展要求从法理上对立法理念进行革新,主要包括对“法制统一”原则的再理解、合理配置立法供给、正确看待“突破上位法”的合法性。     

法典化背景下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的纵向划分与规范配置

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纵向配置是行政领域“生态环境法典”与地方环境立法实现外部体系协调的重要耦合工具。但统一性法典与多样化地方立法存在协调配置纵向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的体系化张力，集中体现为职责纵向划分在中央、央地、地方立法中产生的职责不清、职责重复、职责缺位的递进式困境。部门宪法、整体政府、客观诉讼等理论有助于区分地方政府的差异性环境事权，为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纵向类型划分的完善提供标准指引。应将省、市、县、乡四级政府的环境职责纵向序构为制度建构、综合管理、具体执法三种类型，进而通过“生态环境法典”与地方环境立法协调配置授权、组织及程序规范，合理分配三类纵向职责，加强法典向下引领与地方立法向上兼容的体系协调。     

营商环境优化中公法与私法的协同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为营造法治理念下的市场环境,从制度规范尤其是法律文本层面作出优化营商环境的应有努力实有必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出台标志着该阶段的来临.营商环境优化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核心在于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且贯穿着市场主体权益保护的理念,必然同时涉及公法与私法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手段.通过对商事领域制度沿革中公法与私法互渗的溯源,比较可知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比单纯的商事制度发展更具广泛性与综合性,以公权限制及私权保护为价值导向,存在独特的实践途径.归纳现有经验并结合实践问题可知,需要在界限明确、规则细化、冲突协调、内容衔接、司法实践等多个层面强调和践行公法与私法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协同.     

政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

政治制度建设是人类社会生活在政治领域之中以创设制度性成果、发展制度性规范、更新制度性功能为主要目标和形式的实践性活动。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层面以及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层面,政治制度建设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正确对待并处理政治制度建设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政治系统在现实政治发展和制度创新过程中发挥理顺关系、协调利益、规范行为的功能。     

从“双循环”到全国统一大市场：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原则与路径

从“双循环”到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党中央所进行的顶层设计,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行至“深水区”与攻坚期之后因势利导的战略调整。未来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势必要与之相适应,应遵循基于“统一”的演变逻辑为发展前提,以进一步提升文化产品的商品化水平、完善文化产业相关立法工作、坚持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以国内文化大市场建设推动国内外双循环为发展原则,从而选择推动市场畅通与拓展、构建全国发展网络、扶持原创技术与提升国际竞争力相结合的“四位一体”发展路径,以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营商环境及其评价

营商环境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综合反映,是解放生产力、提升地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发展以及无感监测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从内容和方法上对营商环境的内涵与构成提出了新的挑战。数字营商环境是指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数字市场业态的兴起,影响市场主体行为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技术环境等外部环境与条件的总和,是涉及全面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整体性生态系统。本文立足数字营商环境的新特点,从主体、制度和技术等维度阐述数字营商环境的理论内涵,以政府改革、市场业态和数字技术为数字营商环境的评价维度,识别数字时代影响市场主体行为的关键要素,推进数字营商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     

政府数据开放的立法路径

在数字时代,通过政府数据开放释放"数据红利",有利于加速形成高效流通利用的数据要素市场.在国家层面进行统一的政府数据开放立法,是加快政府数据开放进程、保障数据开放规范性、减少数据开放地方分散立法弊端的客观需要.中国政府数据开放中央立法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对于立法模式,短期内可以由国务院先行制定《政府数据开放条例》,时机成熟时制定《政府数据开放法》.在立法理念上,应注重数据开放效率与安全的平衡.在立法结构上,应以开放全过程为主线,以开放核心环节为重心.对于立法核心制度,需要明确政府数据开放范围与标准,建立数据开放保密审查和安全管理法律制度,规范数据开放平台建设与管理,明晰政府数据开放的法律责任,以不断优化数字经济营商法治环境,实现数据强国.     

优化地方投资环境的政策与立法分析──以东北地区辽宁省为例分析

优化地方投资环境,首先在于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而辽宁振兴乃至东北振兴,还需要勇于直面本地区的投资及经济持续低位运行的现实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完善体制机制,调整政策引导内容,依法优化投资环境。因此,极有必要总结投资环境问题,特别是加大对于优化投资环境的政策立法研究,因而契合优化投资环境的政策与立法研究极有必要。而优化地方投资环境政策和立法的重要点,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积极引导和保护社会资本进入投资领域,对此,更应在依法治国理念下完善地方立法。     

中国地方税税权划分的理论分析和改革方向

地方税税权是由税收立法、税收政策、税收征管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地方税税权划分就是合理地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配置上述税权,中国地方税改革的目标应有近期和远期之分,改革的总体思路是中央需要保持相当的税权集中,但又要走适度分权的道路,同时必须整顿规范地方的收费权。     

公共行政的府际关系研究

对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公共行政的府际关系研究,应当从偏重政治权力配置的政治视角、偏重区域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的经济视角、偏重政府间关系的立法调整和司法裁决的法律视角转向围绕公共物品供给的轴心,以责任、事权和财权相统一为内容的公共行政视角。在公共行政的府际关系研究中,除了要继续关注中央和省两级政府间行政外,应当更多地将研究的焦点聚集在对跨域公共事务管理中地方政府间的过度竞争及其行为扭曲的考察上。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和规范府际关系固然很重要,但基于公共利益的政府间的联盟和协议则是当前更为优善的府际关系治理工具选择。     

电子商务地方立法是全国立法的试验

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使得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不断增加,在全国尚无统一立法的情况下,有必要而且有条件进行电子商务的地方立法,规范、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为统一的电子商务立法提供示范,奠定基础.     

商品经济发展与权力机关建设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在迅速发展,要求上层建筑及时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对加强权力机关建设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第一,要求强化权力机关的立法功能。商品经济作为一种以开放性和横向性为主要特征,以市场交换为主要目的的经济形态,要求实现一个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转变,这样一个追求经济改革、注重人的自身价值的社会本身就为实现政治民主、自由平等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由于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规范、调整和控制手段,可以其特有的功能对商品经     

优化营商环境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进展,与放管服改革的逐步深入推进紧密关联。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都包含着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和内容,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的评估指标中多数也与行政审批有关。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在多维度取得了转折性进展,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着手优化营商环境积累了重要实践经验。按照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有为政府”要求和高质量发展目标,行政审批和后续监管领域仍然存在的问题需要解决。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今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从注重数量变化向结构优化改革转变,同时在放管结合上着力并有所突破。     

资源要素差别化配置的产业升级效应——基于“亩均论英雄”改革的经验研究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形成高效的资源要素配置机制,发源于浙江的“亩均论英雄”改革为资源要素配置制度创新提供了先行实践经验。本文讨论了资源要素差别化配置改革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并从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两个方面探讨了改革影响产业升级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2003—2017年长三角地区154个区县的面板数据,在反事实分析框架下实证考察了“亩均论英雄”改革对地区产业高级化和高效化的影响。研究表明：改革使试点地区的产业高级化和高效化水平均有显著提高,但政策效应的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呈现出显著的个体异质性。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结果显示：改革使浙江柯桥区、海宁市的产业高级化水平分别提高了1.903%、1.992%,使产业高效化水平提高了22.62%、6.25%,在稳健性检验后,这些结论依旧成立。本文为资源要素差别化配置对地区产业升级的促进效应提供了有力证据,并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全国构建统一高效的资源要素市场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