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口集聚和区域不均衡是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人口集聚除了具有静态的人口空间分布状态的含义外,还具有动态的人口向特定区域流动迁移的含义。人口集聚既是过程也是结果,研究人口集聚比单方面的人口空间分布研究或人口流动迁移研究更具挑战性,也更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00²015年省级数据为样本,根据人口集聚地区人口规模大和人口密度高的特点,利用人口密度的区域倍数指标来测量我国人口集聚水平,分析其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途径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人口集聚程度按东部、中部、西部顺序依次降低,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不断提高;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人口集聚程度每提高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提高1.064%,西部地区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最大,资本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显著正影响;城镇化、人力资本和人口抚养比是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口集聚能够提高集聚地区的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降低地区人口抚养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基于此,提出促进地区人口集聚、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发挥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等政策建议。     

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更为明显。在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将集聚理论纳入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研究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市人口集聚通过个人收入、职业匹配与公共服务等集聚收益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通过工作压力、城市房价与交通拥堵等集聚成本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综合来看，目前我国城市人口集聚仍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二，城市人口集聚对城市户籍劳动者、高教育水平劳动者与体制内劳动者的就业满意度提升更大；相比人口高度集聚城市，人口中度集聚城市的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三，基于集聚经济理论“空间发展钟形曲线”，都市圈空间不平等表现为经济一体化的集聚阶段或分散阶段。相比经济一体化分散阶段的都市圈，处于集聚阶段的都市圈，城市人口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     

基于人口集聚的东北地区城市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命脉,东北地区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关乎东北振兴战略的成效。本文在对一系列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进行因子分析获得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通过路径分析进一步探索人口集聚对城市竞争力影响的作用机理。建立城市竞争力的综合评价体系并通过反映东北地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的截面数据,使用因子分析法直观展现东北地区城市竞争力水平,评价结果显示辽宁省的沈阳市、大连市,吉林省的长春市以及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为东北地区综合竞争实力最高的城市,同时各省份城市竞争力也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在对城市竞争力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本文对人口集聚以及其他因素与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关系进行了路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对于城市竞争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影响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用施加,以人口规模施加的直接效用和公共财政收入施加的间接效用为主,而人口密度虽然也会对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产生正向的综合效用,但是其效用水平低于其他影响因素。东北地区应进行统筹规划以避免区位和资源禀赋差异造成的城市之间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还应提高人口集聚水平,推动城市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城市化与人口集聚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也是农村人口伴随工业化进程向城镇迁移和集聚的结果。人口向城镇的迁移与集聚程度，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在我国，除工业化进程这一基本因素以外，国家政策对人口的迁移、集聚和城市化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研究城市化问题，必须研究影响人口迁移与集聚的相关政策。     

人口空间集聚与公共治理的绩效:基于城市权利的视角

人口空间集聚是宏观社会经济政策导向下的社会流动过程,也是基于个体理性决策的人口迁移后果。空间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演化",人口空间结构变化会带来社会关系和权利结构的演变,大规模人口乡城持续迁移带来中国乡土文化的凋敝和现代城市文明的繁荣。社会关系的排斥源于社会权利的缺失,权利贫困引致社会贫困,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致使农民工无法以平等的身份融入城市。文章基于城市权利的视角,提出城市公共治理的目标是赋予新移民平等的身份、公正的待遇、不歧视的就业、稳定的住所及体面的生活;保障其在城市公平获得生产、劳动、消费、进入、参与的主体性资格;同时,拥有平等获取城市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的主体性权利,从而在主体构成、主体资格和主体能力等方面实现城市权利的一致性,通过机会的平等、过程的平等,逐步实现结果的平等。     

人口集聚能够提升地区个体人力资本水平吗?

在数量型人口红利日益消失的背景下,提升劳动力质量与个体人力资本水平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人口集聚除了能够增加地区劳动力数量外,还能通过知识溢出与就业竞争两个机制对个体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产生重要影响。在构建个体人力资本与人口集聚关系的数理模型的基础上,以2000～2015年中国省级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对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发现人口集聚能显著提高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并且伴随着人口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人口集聚对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作用越大,这与收益递增的经济集聚理论相一致。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发现当知识溢出水平与就业竞争强度超过某一门限值后,人口集聚对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作用会显著增大,体现出知识溢出与就业竞争对个体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重要价值。     

中国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人口流动限制的放松和户籍制度改革,大规模的人口跨地区流动成为常态,其总体趋势表现为人口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流动。促进人口合理流动一直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但问题是如何判断人口流动是否合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人口流动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判断标准之一。本文以2000-2015年中国省级数据为样本,利用门限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选取高技能人口比例等指标为门限变量,发现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当高技能人口比例超过7.24%时,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将增加8%。反映区域发展条件的其他门限变量估计结果同样显示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存在着门限影响,当人口抚养比、城镇化水平、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信息化水平超过门限值后,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增强。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实证检验获得了相同的研究结论,高技能人口比例的门限值提高到10.57%,反映了第二产业对高技能人口的更大需求。总体看来,我国区域人口集聚水平与区域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强相互促进影响。     

人口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人口要素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人口集聚为城镇化提供重要动力,而城镇化进程将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人口要素与城镇化进程通过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深度融合,形成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系统。本文构建关联协调度模型分析近15年来我国人口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状况。结果显示,我国的人口集聚水平和城镇化进程由不协调逐步转向协调发展,即初期在传统城镇化阶段,人口集聚水平落后于城镇化水平,而在后期的新型城镇化阶段,人口集聚开始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通过改善人口城乡结构、人口教育结构、人口就业结构和人口收入结构可以有效缓解人口年龄结构带来的隐患,这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人口集聚与城镇化继续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城市人口规模、产业集聚模式与城市创新——来自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运用2003～2018年中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考察城市人口规模、产业集聚模式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探讨城市人口规模如何在产业集聚的创新效应中发挥作用。研究发现:(1)城市人口规模增加有助于城市创新;(2)专业化集聚对城市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多样化集聚与城市创新的关系呈倒"U"形;(3)城市人口规模显著抑制专业化集聚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4)在多样化集聚拐点的左侧,城市人口规模扩张强化了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拐点的右侧,城市人口规模则强化了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的负向影响。文章认为,在推进城市创新过程中,应当把握城市人口规模和产业集聚模式特点,使二者相协调,尤其是要主动把握多样化集聚影响城市创新的拐点特征变化,优化城市创新的结构空间。     

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分析

高学历人口的空间合理集聚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的现实诉求,也是中国人口学科向空间化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使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测度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格局并分析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京津冀高学历人口呈向心集聚特征,沿点轴演化模式演变。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北京与天津不仅具有"虹吸效应"吸纳河北省高学历人口,同时也具有"溢出效应",促进河北相邻地区提高人口集聚力。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呈现高高和低低连片分布,人口增长极和人口洼地并存。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互博弈下,京津冀地区形成了以北京与天津为中心、河北省为外围的高学历人口空间集聚格局。其中,高端医疗设施、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第三产业集聚水平、知识溢出发挥向心力作用,吸引高学历人口向北京与天津两大中心集聚。地理距离与高额的城市消费发挥离心力作用,推动高学历人口向外围地区扩散。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优化配置。只有推动义务教育一体化建设,促进第三产业向河北腹地转移,优化科研机构空间布局,加速交通网络建设,才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现。     

中国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的空间一致性研究

人口流动的一个典型化事实是绝大多数微观个体向特定地区流动导致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即发生人口集聚现象,同时这些特定地区的经济集聚特征明显,人口集聚和经济集聚形成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本文以2000年至2015年我国省级常住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数据为样本,根据空间四分位图和莫兰指数识别我国人口和经济分布的空间特征,分析人口和经济集聚地区的同一性情况;利用不均衡指数测算我国人口和经济分布的协调性。研究发现我国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布一直呈集聚状态,经济指标的莫兰指数数值更大,经济集聚的程度要高于人口集聚,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19个省份的空间相依类型相同,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省份相互临近,各省份人口和经济比重的匹配度非常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匹配度在持续地优化提升,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一致性。应通过弱化户籍制度、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重视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来促进人口和经济集聚,提高人口经济集聚协调性。     

中国省会城市人口密度对人才集聚的影响研究

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和人口密度的提高,城市的经济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日益增大。虽然新增人才与普通劳动力产生的拥挤效应相同,但人才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对城市经济长远发展和在未来城市体系中的位置具有决定性作用,吸引人才集聚成为城市竞争的新焦点。除了拥挤效应外,城市人口密度提升有利于城市内部的知识溢出和工资增长,满足人才的发展需求和预期收入需求,从而促进人才向城市集聚。考虑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是全国和区域人口集聚的中心,存在着经济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以中国2003年至2015年30个省会城市(含直辖市)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均表明城市人口密度对人才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当前中国主要城市的经济集聚效应大于拥挤效应,城市的人口密度并未过度稠密,进一步提高城市人口密度有利于人才向城市流动集聚。考虑人才对城市的知识溢出和工资比拥挤效应更加敏感,不同的知识溢出和工资水平条件下,城市人口密度对人才集聚存在着影响差异,门限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存在三个区制,分别对应于城市发展的起飞、爬坡和成熟三个阶段,受城市经济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相对动态变化的影响,城市...     

人口集聚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

在人口集聚的进程中,如何跨越双重环境规制的约束门槛、降低碳排放,对“双碳”目标的达成意义重大。以人口集聚为切入点,基于京津冀的经济、文化与产业的发展,探讨双重环境规制在人口聚集的城市群内,对碳排放存在的门槛效应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采用2006～2020年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和人口集聚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同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人口集聚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在不同集聚程度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进行区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京津冀地区人口集聚对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类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效果更为显著。第二,在人口密集程度较低时,仅在两类环境规制共同作用下,降碳效果才初步显现;当人口集聚程度处于中水平区,正式环境规制抑制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逐渐显著;当人口密集度处于高水平时,正式环境规制依旧有着显著的降碳效果,但在两类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下,则出现显著负面影响,增加了碳排放强度。第三,就降碳效果而言,仅有五个城市处于人口集聚适当水平区,能够实现较好的降碳效果。基于此,从政府管制、绿色技术创新、人才引进、绿色供应链和...     

产业集聚与结构高度化对北京人口规模的影响:膨胀还是收敛?

人口增长过快、规模过大一直是困扰北京的一个大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利用2006~2013年北京16个区县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视角分析产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研究认为,第二产业集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第三产业集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特别是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的抑制作用更大;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条件下,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集聚对人口规模增长的抑制作用将强于第二产业集聚带来的促进作用,两者共同作用下北京人口规模将趋于收敛。本文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已有研究对该问题的定性分析结果,为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调控人口规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和调控方向。     

城市群人口集聚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分析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成为政府和学界亟待解决的难题。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样本探讨城市群人口集聚对城市群内部以及周边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全面FGLS”方法以及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结论：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集聚无论是对于城市群内部共同富裕还是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富裕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作用,但长期而言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不可能无限集聚,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拥挤效应将超过集聚效应对共同富裕产生负面影响。上述结论意味着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形成的多中心集聚的态势,空间协调发展程度较高,在推动城市群内部共同富裕的同时,短期内也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但长期持续的发展仍需人口在粤港澳全域更为均衡地分布,而非无限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应重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互联、城市互联等,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西两翼及山区人口等要素资源更为顺畅地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粤港澳全域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主体功能区人口集聚与布局的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人口集聚既是主体功能区划的重要指标．也是主体功能区优化布局的要求。本文从人地关系的基本理论出发,主要研究和分析在云南省主体功能区划中的人口集聚度指标。通过对云南省129个区县的人口集聚度指标值的数据计算和聚类分析,诠释和分析云南人口分布状况,以期给出客观可行的人口政策,促进云南省主体功能区建设。     

正确认识和应对上海发展中的人口集聚问题

人口集聚现状和未来趋势 作为一个正在建设和发展中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所遇到的人口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而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人口总量规模不断扩大。     

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基于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受地域生态环境、商业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而呈非均匀性特征。随着大中城市经济优势的日益扩大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政策藩篱的消除,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不断强化。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规模已经突破2 000万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对城市的交通、社会秩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人口疏解与人口控制成为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重要社会管理举措。同时,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背景下,人口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成为各个地区竞相吸引的宝贵资源。面对疏解人口还是集聚人口这一现实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人口集聚是否拥有经济增长效应并在实证上检验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为此,本文应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了克服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应用工具变量、矩估计等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小学教师数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引入交叉项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引发的人口结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改善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基于此,应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发挥人口集聚效应,特别是通过人口集聚来改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更有意义,在实行人口疏解政策时有必要考虑人口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