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部协作项目制：运行逻辑、实践困境与治理路径

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以“中央统筹、地方协作、基层落实”为核心要义的东西部协作项目制在中国政府治理过程中具有较为深厚的制度渊源。相较于普通项目制,东西部协作项目制具有明显的“央地联动”“东西协商”“基层协同”特点,由此呈现出“统筹式发包”“协商式打包”与“协同式抓包”的运作逻辑。但在实施过程中,会产生项目资源分配不够均衡、目标定位不够精准、利益联结不够完善和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等困境,让项目有序运转中的公平与效率、项目持续发展中的输血与造血、项目梯度转移中的数量与质量难以兼顾。因此,如何让依附、嵌入但又超越科层体系的东西部协作项目制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发展,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中有所作为,值得进一步探讨与反思。     

政府主导与市场激励：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的内在逻辑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的贫困治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同富裕目标相契合,中国贫困治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价值统一性、机制二元性、主体能动性、治理实效性上有着内在的关联。通过探究二者的关联性,可以更加清晰地厘清中国“减贫之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关系,对于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东西扶贫协作:贫困治理的上海模式和经验

贫困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西扶贫协作体现了中国贫困治理的制度优越性。上海市在东西扶贫协作中探索出"三链联动"产业扶贫、职教联盟扶贫、平台驱动消费扶贫、组团式帮扶公共服务扶贫等模式,以及资源整合型社会动员机制。上海东西扶贫协作模式注重增强内生动力与发挥上海优势相结合,共性需求与当地特色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上海市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从最初的单项援助逐步迈向双向合作共赢的道路。2020年后上海市将充分发挥东部地区数据、人才要素优势,给产业扶贫注入新力量;消费扶贫从公益平台向综合价值平台转变;利用大数据和平台优势,促进欠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低收入人口内生动力。     

“央-地”协作与贫困治理——对Y县精准扶贫实践的扩展性讨论

贫困治理需要"央-地"间的协作。然而,由于中央拥有决策权,而地方政府却分享执行权,因而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常常出现中央宏观决策与地方自由裁量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有可能会影响"央-地"间的协作,进而降低贫困治理成效。鉴于此,在贫困治理领域,需要建立以管理权和审批权等权力共享为内容的"央-地"协作机制,通过决策的一致性与执行的在地性的相互嵌入来调动中央和地方各自的积极性,以提高贫困治理的效果。     

“精神共富”何以可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的理论逻辑与推进路径

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不仅要达至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还需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构建精神共同富裕的社会样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概念产生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概念的联想与外推,构建精神共同富裕的社会样态,需要厘清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理论上的可能领域,厘清迈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层次与路径,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理论证明和理论导引。这一论题涉及知识共富、情感共富、德性共富和格局共富等多个层面,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需要遵循精神活动的运行机制与特殊规律,探索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社会条件与实践路径。     

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发展阶段加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不仅是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诉求,而且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客观需要,还是满足广大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期待的重要抓手。然而,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着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识别难、相对贫困群体持续增收难、精神贫困问题较突出和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健全等现实问题。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从问题出发,制定适宜的相对贫困标准,提供相对贫困群体可持续发展保障,提升相对贫困群体内在动力,切实建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相对贫困治理的内生动力机制与运行逻辑

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关键要素是低收入者的发展内生动力。发展内生动力是指在发展责任和发展意识反作用下,低收入者本身产生的驱使其主动采取发展行动,发挥发展潜力,从而实现自我提升和全面发展的力量。发展内生动力的本质在于激活低收入者的发展潜力,使其承担应有责任,积极主动谋求发展,以实现自身全面发展。内生动力的核心是发展潜力,关键是发展责任,目标是全面发展。发展内生动力的运行机制遵循“需要-动机-行为”逻辑,表现为：发展需要引起发展动机,发展动机导致发展行为,发展行为实现发展目标并产生新的需要。内生动力实现了发展意识形态到发展行为实践的转换。刺激低收入者发展需要、提升其发展潜力、保障其行为效能是持续盘活发展内生动力、长效治理相对贫困的重要手段。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三重逻辑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历史任务从“全面小康”转换为“全面现代化”,共同富裕成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内容,而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使得农村相对贫困成为推动共同富裕最薄弱、最艰巨且最易突破的地方。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贫困治理体系、以及消除绝对贫困的丰富经验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独特优势。随着贫困治理的转型,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贫困治理要实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范式、治理路径等模式转换。     

协作治理模式:从“对口支援”到“协作发展”

我国开展的对口支援工作对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对口支援中的政治动员性而非制度化、双方利益的非均衡性、支援方和被支援方的既定性都会影响该项工作的持续进行,对口支援必须实现向协作发展的转变.协作治理模式从启动条件、制度设计、领导能力和协作程序四个方面探究协作发展的可能性与路径,对我国突破对口支援中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思路.借鉴经验,必须实现对口支援由政治动员向制度激励的转变;实现支援目标、项目既定性向协商对接机制的转变;培养对口支援双方的信任资本;建构协作领导机制,实现协作中的多元参与,推动互信协作局面的实施.     

新时代基层网格化治理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

网格化治理以信息网格技术为栽体,推行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在制度机制上实现了行政权力的下沉和整合,对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厘清网格化治理的发展脉络,结合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典型案例,阐述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内涵与特征,分析网格化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各主体的行为逻辑,总结归纳网格化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通过挖掘当前基层网格化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解决网格化治理过程中过度治理和治理真空并存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基层网格化治理的优化路径.     

NGO与贫困治理：以香港为例

作为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种力量,NGO在贫困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文章拟以香港为例,分析了NGO的发展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经过长期发展,香港NGO已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第三部门,在扶贫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直接参与政府各项扶贫计划,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社会服务,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贫困治理模式,如重视与政府、商界的三方合作,推动社会投资,强调基层居民自下而上的参与。     

参与式反贫困：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的方向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近年来,中国城市贫困治理取得了较大进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基本生活保障为基础,专项救助相配套、应急求助、社会互助为补充的综合性、多层次的社会救助体系。同时,参与式规划逐步得到重视。未来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将更加复杂,并呈现出长期化趋势。为有效应对日益严重的城市贫困状况,应在继续完善现有相关反贫困措施的基础上,认真吸取农村参与式扶贫的经验,重视参与式规划的作用,走参与式反贫困的道路。     

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智能时代,融合“数字化”与“智能化”双重特征的数智技术进步,催生了政府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领域的新发展。本文从数字政府建设的分析视角出发,阐述了其赋能治理的三重内在逻辑,即区块链技术、平台建设及数字管理在促进治理透明化、高效化、精准化中所彰显的技术逻辑;有效整合各项社会制度及增强组织韧性所蕴含的制度逻辑;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治理理念所凸显的价值逻辑。此外,审视当前的治理现状,仍存在技术、组织、主体上的困境,制约着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进程。为此,通过持续发展数智技术,不断完善组织体系,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提高农民接受度,培育数字精英人才五个维度来促进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联动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新时代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变革与重塑,具有治理结构方面的特殊性,表现为纵向治理层级的多维性、横向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空间治理样态的非均衡性。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域社会治理结构特点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由于我国地方实践的联动治理与市域社会治理的运行逻辑具有契合性,结合X市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案例,运用联动治理理论对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进行阐释。文章认为,市域联动治理包括对横向层级的统筹联动、上下层级的联带联动以及空间地域内的整合联动,反映了以市级层面为内驱的主导式联动和以空间地域为外驱的网络化联动的双重机理。市域联动治理的内在逻辑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行路径,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司法协同治理的运行逻辑与实践路径

传统的单一部门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日益多元的社会治理问题,系统治理成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新方式。从系统科学视角来看,如果将社会治理看作一个复杂巨系统,司法治理系统则是其子系统。司法治理系统自身及其与社会治理其他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可产生超出个体效应的叠加效应,从而促使和谐理性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形成。运用系统科学理论的协同论深入分析司法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和运行逻辑,可为探寻司法协同治理的实践进路提供理论支撑。运用系统科学方法从战略协同、规则协同、组织协同、实施协同和环境要素协同等多个维度建构司法协同治理机制,可为达至“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目标提供可供选择的路径。     

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有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的逻辑嬗变

“政府主导”作为我国绝对贫困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政策制定、责任压实、监督考核、组织动员、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不完善性以及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的不当干预,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效应,导致扶贫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脱贫群体内生“动”“能”不足和主体地位缺失等。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及发挥城乡制度联动效应,逐步推动“政府主导”向“政府有为”转变,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常态化兜底扶贫保障、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与优势,从而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情感治理：社会工作发挥效能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近年来,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有研究已经注意到了社会工作的情感治理价值,然而,关于社会工作发挥情感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和优化路径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本文认为,社会工作通过积极的情感实践,激发个人情感、促进人际情感和凝聚群体情感,从而在国家治理中凸显出了治理效能。在新时代,要把坚持党建引领作为重要方向,提升社会工作者专业水平,并增强服务国家意识,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从而切实回应社会需求,为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做出贡献。     

依法治国背景下青海藏区“习惯法”治理研究

藏区习惯法是在藏区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条件和生产力、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形态,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规范约束部落成员行为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曾经销声匿迹的习惯法死灰复燃。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习惯法作为部落社会的遗存,与现代国家法相冲突,阻碍社会进步,因此,必须对其进行治理,才能维护藏区的长治久安,为藏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贫困异构与治理集成——基于数字孪生城市的权利逻辑

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数字孪生通过实时映射助推了城市数字化转型,同时带来数字盲区识别的新任务。城市贫困治理建立在盲区识别之上,然而数字孪生技术在识别个体性贫困、区域性贫困以及技术性贫困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性边界。从宏观城市史出发,城市权利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基本逻辑,城市贫困归根到底是权利的贫困,城市权利恰恰由于其非标准化而难以辨析。数字城市的贫困治理需要从技术与制度两个维度协同推进。不同个体、区域的城市贫困差异背后,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身份之间的权利“异构”,数字城市的贫困治理要立足这些差异,通过城市贫困问题的实时映射与政策模拟,为统一的社会保障的制度“集成”提供持续性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