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楚辞》注本的训释篇目与体例

王逸、朱熹、蒋骥三家的《兰辞》注本，在训释篇目和训释体例方面各有异同。从训释篇目上说，三家注本所选择的楚辞作品，各有侧重，从训释体例上说，三家注本无论是总体体例，还是具体作注的体例，既是传统训话的影响，又有着各自的特色，且各有优劣。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三家《楚辞》注本在训释篇目和训释体例上，从形成到成熟的渐进发展过程，而且还可看出古代众多《楚辞》注本在这两个方面的大致轮廓。     

以《诗》释《骚》--论王逸《楚辞章句》注释方式

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王逸在注释时采取了以《诗》释《骚》的方式,用两汉诗经学的解释方法来解释《楚辞》。这种依《诗》取兴的方法影响甚远,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学术从东汉末至魏晋的转变,在楚辞学史及文学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论王夫之“内丹法”释骚

王夫之以内丹术语注释《楚辞》,为大多数学者所诟病。他们认为,用道家术语来诠释儒者著作有失偏颇。为了更能清楚了解王夫之以丹法释骚的合理性,需从《楚辞》注本内丹法之渊源;王夫之注《离骚》、《远游》内容之丹法体现;以及王夫之＂儒体道用＂之内丹法等方面来探究其注《楚辞》的意义及思想主旨。     

《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引《楚辞》注考论

《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是宋末元初分类编次杜诗集注本,所录注家有近六十家,其中关于征引《楚辞》注释杜诗的方式有三种：直接征引《楚辞》原句祖述杜诗字词出处,征引《楚辞》原句释杜诗句法和诗意,征引王逸注释解释杜诗字词。宋人征引《楚辞》注释杜诗是杜诗逐渐经典化的表现,这些注释又对清人注杜影响深远。     

香港楚辞学著作举隅

五十多年来,香港投身楚辞研究的学者数量甚多。可是,由于时局变化、讯息阻隔、资料散乱,导致其研究成果不显于世。香港代表性的楚辞学著作有:黄华表的《离骚四释》、饶宗颐的《楚辞书录》、林莲仙的《楚辞音韵》、梁简能的《楚辞九歌注笺》、蓝海文的《今本楚辞》等。     

《楚辞述注》作者来钦之家世及其与陈洪绶关系考论

《楚辞述注》是明末出现的较为重要的《楚辞》学著作,惜乎学界对该书及其作者来钦之等缺乏足够的重视与了解。考察来钦之其人、家世及其与陈洪绶之交游,有助于研究来氏及《楚辞述注》相关的背景问题。陈洪绶之所以将版画作为《楚辞述注》梓刻插图并为之作序,系缘于其与来氏家族交谊及姻亲两层密切的关系。     

王逸之联绵词观考察

联绵词是汉语中独特的语言现象,《楚辞》含有大量的联绵词,通过分析王逸《楚辞章句》对联绵词的训释可以总结出王逸的联绵词观：联绵词是个整体,不可分释;同时,联绵词也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从形式上讲,可以单用,也可重用,还可倒用。     

试论王逸《楚辞章句》的文学阐释

《楚辞》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诗歌作品集,流传至今最早的注本自然当属东汉末王逸的《楚辞章句》。作为首次进行全面系统注释的章句体论著,它的诠释视角较为广泛,涉及到经学、文学、民俗学等多个诠释视野。本文主要立足于文学阐释的角度,从文学化的审美批评观、行文格调及民间文学化的意象阐释等角度加以审视,对王逸《章句》一书的诠释视角作一番剖析和说明。     

《楚辞》校证二十五则简

今本《楚辞》的部分内容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通过利用《楚辞》文本及王逸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和吸收前儒时贤于《楚辞》或于其它典籍的研究成果以之校勘,将有益于《楚辞》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圣与隐:两汉《楚辞·渔父》旨解辨异

自东汉王逸始,历代注家多以《楚辞·渔父》旨意为渔父劝隐而屈原不从。详细对读该篇原文与《楚辞章句》可以看出,上说似不自洽且与屈原、渔父二人立场自陈存在断裂。原文中双方论争的焦点不在仕与隐,而在圣人入世当与世推移还是不流于俗。王注之前《渔父》已见流传并受到关注,该篇与《淮南子·氾论训》《论六家要旨》《史记·伯夷列传》等西汉前期语涉圣人之道的多个文献存在文本交叉现象。在此语境下,渔父与屈原的对话指向通变立功和不变立德两种圣人之道的碰撞,西汉有关屈原的评价也多本于此。二百余年后王逸对《渔父》隐逸旨意的解读,或意在导扬屈原之淑身淑世以回应东汉中后期士人隐遁避祸的风气。《楚辞·渔父》意指在两汉的转变彰显出屈原正道直行的思想胜利和道德坚守的时代价值。     

关于《诸子汇函》所收《楚辞》作品的评点问题

本文对《诸子汇函》所收《楚辞》作品的评点形式、评点内容以及其与其他《楚辞》评点本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探讨。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为,该本抄袭、伪托之迹,暴露了其成于书贾之手的性质。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汉宋楚辞研究的历史转型——以《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为例

《楚辞章句》、《楚辞补注》和《楚辞集注》分别作为汉代和宋代楚辞研究的成功之作,典型地体现了汉、宋思想文化加之于楚辞学的各种影响,以及由这些影响导致的汉、宋楚辞学研究的历史转型:阐释目的由外向经世到内省治心的转变;文本注释由偏重训诂到阐发义理的转变;研究视角由经学原则到文学观照的转变。     

从郭茂倩《乐府诗集》初探汉唐乐府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九歌》本是源于沅湘之间的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与祭神祀曲的歌乐特质,影响及于汉唐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编集了从陶唐到五代乐府诗一百卷,共分十二类,其中保留楚声、楚调的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十类。考察这十类乐府诗的形式、曲调、篇名、题材可以发现,汉唐五代乐府诗与楚辞楚声存在密切的关联,楚辞楚声是汉唐五代乐府诗的重要资源,汉唐五代乐府诗是对楚辞楚声的接受与转化。     

从楚辞神话看楚文化气质与民族精神

楚辞尤其是屈原和宋玉的作品大量运用古老的神话传说，不仅体现了楚辞的创作特色，同时也折射出楚民族的文化气质与民族精神，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即：民族文化个性与理性兼融的精神气质、人神合一的文化特色、念祖爱国的民族精神。     

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林云铭与《楚辞灯》

清初林云铭,评注《楚辞》,著有《楚辞灯》一书。其评注重《史记》,并以屈注《屈》,务求《楚辞》本来面貌。又从文学的角度解读,大力疏通各篇文理脉络,以求其大旨。另外,其评注也有指摘前人讹误、另辟蹊径之处。林云铭引已为屈原同类,文中多代屈原而言之。其观点虽不能认为确乎无疑,亦自成一说,影响颇大。     

文学史论楚辞兴起因缘之回顾探讨

今日台湾常见之九种中国文学史著作,在分析、探讨楚辞兴起之因缘时,有七种忽略了屈原对于“楚辞体”创造之重要地位,有一种对此论及之比重较少,只有王忠林等编写的《增订中国文学史初稿》对此论述得最为扼要、全面。结合当代楚辞研究的相关成果,反恩文学史针对此一议题之处理,有两点不容忽视：其一为楚辞名义问题,牵涉到作者采用的是广义或狭义的定义;其二为“南北之辨”,则是如何看待楚辞与南、北文化之间的渊源。     

《橘颂》的传承与突破——兼论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与胜处

《橘颂》是《楚辞·九章》中之一篇,是后世托物言志诗赋的典范,被誉为“咏物之祖”。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有外缘,还有内因。自然生态之引发,巫风盛行之诱导,神话典故之感悟,艺术氛围之冲激,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外缘;表达愤懑之诉求,博览群籍之启示,展现才德之自信,流露参政之志向,则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内因。楚辞乃为《诗经》之变,《橘颂》之标题、体制、主旨、写法乃因袭《诗经》之《野有蔓草》、《鸱鹗》等诗作而来。更可贵者,是屈原创作《橘颂》之突破,如主题之新创、体制之改造、比兴之错综、比拟之巧用、语言之精炼、形象之塑造等。而屈原创作《橘颂》之高明处,则在体物得神,不即不离;因小见大,寄托深远;生命投入,物质升华;民族思想,寓意无穷。从《橘颂》可以看出,屈原确为一位奇才,亦确具伟大之创造才华。     

清诗话中的楚辞评论

在清诗话中,有着数量惊人的楚辞评论.然而,学术界至今还没有论及清诗话究竟是如何评论楚辞的.清诗话在楚辞文体之归属、楚辞内容之评析、楚辞艺术之探研、楚辞范式之确立、楚辞影响之追踪等方面均有大量可资借鉴的见解.可以说,清诗话中的楚辞评论在楚辞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楚辞的美学价值四题

楚辞本身并不是美学著作,但却是研究中国美学不应忽视的角度。骚人遗韵,开辟了中国人审美生活的新境界。说到楚辞的精神气质“,自怜”二字最可当之。楚辞的“自怜”,一是自怒,二是自爱,三是自慰,三者一体相联。楚辞的格调是忧郁的,楚辞具有浓厚的感伤色彩。楚辞的“自怜”还深藏着一种超越情怀,在超越的境界中延伸生命、寄托理想。从哲学和艺术观念上看,楚辞对后代的重大启发之一,是关于时间的咏叹。此称为“物哀”意识。楚辞触动着中国艺术琴弦的最隐微之处,中国艺术的唯美传统、超越情怀、感伤的气质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存在价值的追寻等,这些艺术世界的核心内涵,都与楚辞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