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德性取向

秦代开创的监察制度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重大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但由于秦制的价值取向是效益最大化,其于终极价值领域的悬空为后代监察制度的德治取向留下了成长空间。西汉以降,监察制度的运行,除了遵从“政”之原则,还有兼具“教”的意义。宋代监察对隋唐体制有了重大突破,实行台谏合一,台谏制度成了党争的催化剂;明代以六科为代表的监察官员位卑而权重,在“癸巳京察”事件中出现的重大政治风波显示出明代监察体制“政”与“教”的失衡;清代的监察制度一度陷入以密折专奏为核心的异化监督,其根源在于君主极权的单线治理格局。“政”与“教”成为中国传统监察制度价值取向中至关重要的内容,传统监察制度之流变亦映射出二者间极为微妙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      

秦汉“比地于伍”及其制度机理的变迁

使百姓"比地于伍"乃秦汉政权控制基层社会的有效手段之一。秦及西汉前期特定的社会结构和个体自我意识的泛化使其有罪相举的制度机理有效运作。西汉中期后,其制度性外壳依旧,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儒家理念的影响,从实践层面上看",比地于伍"的作用机理在悄然发生变化。     

先秦儒家乐论的演进及路径——以《荀子·乐论》《礼记·乐记》为中心

先秦儒家乐论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尤以《荀子 · 乐论》与《礼记 · 乐记》最为典型.二者思想有承续关系,但在"乐"的性质与功能、"乐"与情感的关系、"乐"对君子人格的教化以及"礼""乐"关系等基本问题上存在微妙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出上古儒家乐论的演进及其路径,折射出西汉统治者在礼乐制度上对儒学的改造,以及儒家乐论逐步适应西汉王朝政治要求的努力.     

论市舶太监在唐代岭南之产生

文章论述了市舶使的出现、市舶太监的出现及其产生于唐代岭南的原因。认为,市舶太监之产生,既与垄断“市舶之利”、搜求“南海宝货”有关,又是西汉以来中央王朝差遣宦官市物南海及主持南海贸易之传统的必然发展此外。还与唐代的“宫市”、“宫市使”有一定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三位一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统一,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三位一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全面把握这种新境界需要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统一性基础和相互作用关系,需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制度何以变迁——御史“关白”制度与北宋中前期台谏政治的演化逻辑

御史"关白"制度肇始于唐,终结于宋。从成因上看,御史"关白"制度在唐代主要受宰相专权及宦官秉政的影响,宋初以降,君主独裁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以文治国"的理念思维、"务行祖宗之法"的意识形态乃至宋仁宗个人对台谏的倚重使"关白"制度走向终结。"关白"制度为皇权政治和官僚政治之"变异",必将在皇权政治和官僚政治的进一步成熟后退出历史舞台,使御史职能之运作回归常态,此即御史"关白"制度之演化逻辑。藉由暴力潜能、意识形态、知识存量、特定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四要素,便可解析其历史动因与演化逻辑。对北宋时期的台谏政治和御史弹劾制度进行研究,有助于丰富对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解,为当下的制度建构提供镜鉴。     

失地农民“卷入式”负博弈困境的制度逻辑与破解路径

在我国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催生了大量失地农民。失地农民被迫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缺乏市场谈判资格与平等博弈权利,从而陷入"卷入式"负博弈困境。通过对失地农民产生的制度机制分析,发现失地农民陷入"卷入式"负博弈困境与中国现行财政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中央与地方关系、干部体制、土地制度、土地征用政策等制度性因素密切相关。要使失地农民走出"卷入式"负博弈困境,其核心是从制度政策改革入手,克服造成失地农民问题的各种制度异化与制度障碍,按照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和城乡统筹的思路,对相关制度进行系统改革,建立健全促进失地农民转型的保障与支持制度。     

中国古代录囚制度及其现代价值

创建于中国西汉的录囚制度,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上一个颇具影响的制度模式.录囚制度自西汉创建起被其以后的各朝统治者所沿用,并且在各朝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制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者"慎罪恤刑"的立法思想和司法理念.对它的深入研究,对于中国现今的依法治国、特别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大背景下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走出“制度陷阱”:高职教师专业发展制度的供给困境反思

"制度陷阱"是指前设制度出现了漏洞或不足,人们用后设制度进行弥补,但由于后设制度同样存在着设计、执行等方面的问题,进而造成制度越来越繁密与复杂化,使整个制度体系陷入低效的陷阱。我国高职教师专业发展制度落入"制度陷阱"的主要表征是:教师资格证书制度的供给错配、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供给乏力、教师职称评审制度供给偏斜等。要破解"制度陷阱",须在制度设计时持有"双师导向"的理念,采取利益相关者多元治理的方式,并从三个方面提升制度供给的质量:教师资格证书制度要凸显"双师素质"标准;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的制定要实现"企业外部性的内部化";教师职称评审制度要突破"套用"惯性,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独立的职称评审标准等。     

“一国两制”与中国法律制度的变化发展

〕香港、澳门的回归表明“一国两制”正成为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的法律制度因此出现新的变化。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根本地位进一步稳固。祖国大陆作为中国的主体仍旧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制度，港、澳、台将作为特别行政区继续保持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基本不变，我国的法律将形成“一国”、“两制”、“三法”的新格局，并出现趋同性和独特性并行发展的新特点。不同的法律体系在一国之内并存，相互协调，相互吸收，必将促使中国的法律制度得到新的发展     

中国商事登记法律制度探源

商事登记法律制度是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从本质意义上理解,中国自汉代就有商事登记的规定,以后历代均有类似规定,但若与西欧国家商事登记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相比,这些规定多只具有商事登记法律制度的外部特征,而缺失近现代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以商业为本的精神,直至清末,才有了与近现代意义商事登记同质的规定。     

简析古代日本对两汉王朝的朝贡

古代的日本早在冰川时代就与中原王朝有着交往关系,但只是民间性质的交往,还没有官方的介入和参与。两汉时期,古代日本通过向中原王朝朝贡,纳入中原王朝的册封体制之内,开辟了两国发展史上的新纪元。     

别集述论

别集是古代文学史料的支柱。别集有许多异称 ,别集具体的取名方式多种多样。别集起源于西汉 ,东汉至清代不断发展 ,各个朝代都有所建树 ,清代是集大成时期。别集可分为全集和选集两类。别集的编辑 ,有按体裁和作品写作时间的先后为序等多种形式     

唐仕途结构述要

本文以汉以来有关变化的背景，讨论了吏道和科举在唐代所具有的新的地位和性质，以及其它各种仕途的相应分化和调整。这些事态体现了自汉至唐文官选拔制度的转折及其长远的影响。本文旨在更切实际地揭示我国古代诸仕途的结构关系，并为有关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秦汉礼制中渗透的神学观念——以河北地区为例

秦汉时期,是宗教与封建专制融合的时代,以方术、巫术为基础的宗天神学和谶纬神学得到统治者推崇,对秦汉政治、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秦汉时期许多封建礼制和典章制度,都源于方术及其相关的宗教信仰。而河北地区的燕赵故地,正是神学宗教盛行的地区。以大量史实为基础,研究秦汉礼制中蕴含的神学宗教,可剖析封建礼制与宗教的关系和相互作用。     

从郡县沿革探讨东瓯都城地望

汉唐以来东瓯故地的建置沿革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与东瓯都城有关的东汉"章安县东瓯乡"在永和三年独立为"永宁"县后,演变为唐宋以来的温州和台州南部郡县。《新唐书.地理五》语"黄岩,本永宁"概括了唐代黄岩县原属汉永宁县故地的历史。考古发现的温岭大溪东瓯古城与塘山东瓯贵族墓葬的地理位置,与汉唐以来东瓯都城故地的郡县沿革史吻合,应距东瓯国都城遗存不远。     

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时期私奴婢的社会地位

西汉时期官私奴婢的数量在历代王朝中是最多的 ,但就中国历史而言 ,奴婢数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奴隶制生产方式与国家各种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政策相适应的情况 ,同时也受历史传统和社会时尚的影响 ,并不直接反映一个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文明进化的程度 ,也不直接反映奴婢社会地位的实际状况。从张家山汉律有关奴婢法的内容来看 ,奴婢是以人的身份登记在民户的户籍 ;生命得到基本保证 ,刑事责任相当于父权家庭中的子女 ;奴婢免良的渠道不限于国家诏免 ,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代户继承主人的财产。由此可见 ,西汉时期由法律规定的奴婢的生存状况比之殷周有了很大改善 ,和希腊、罗马时代相比也不能同日而语     

从科举制度到公务员考试制度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近1300年,历经5个朝代经久不衰,受中国科举考试的启示,西方国家纷纷在19世纪前后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也是我国公务员考试制度的雏形,从意义上来讲,它是当代公务员考试的一面镜子,对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有直接的,有深远的影响。     

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

我国佛经翻译始于东汉,于唐朝达到鼎盛。东汉至三国时期为早期的佛经翻译实践;两晋时期逐渐开始对以往译作的翻译批评;隋唐时期初步形成佛经翻译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又指导译场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不朽的经典译作。因此,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呈现出＂由翻译实践到翻译批评,再由翻译批评到翻译理论,最终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环形模式。     

西汉侯国官制考述

汉代列侯分为功臣侯、王子侯和外戚侯三种。汉初 ,列侯“掌治其国”,得以“自置吏 ,得赋敛”。武帝时 ,“改所食国令长曰相”,侯国别属汉郡。西汉侯国官制由此发生了质变。侯国存在着以相 (令长 )为核心的地方行政系统和以侯家丞为中心的家吏系统。汉初两个系统的设官 ,除侯国令长外 ,余皆归列侯任免。西汉中后期 ,侯国官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侯国系统中二百石及其以上的相、丞、尉和家吏系统中比三百石的侯家丞 ,按汉法当由中央任命 ;侯国系统中相、丞、尉之佐吏和家吏中的仆、行人、门大夫当为百石吏 ,由郡一级统一调配无疑。这从《尹湾汉简》等出土的相关考古资料中可以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