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观光地旅游劳工移民社会融合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九寨沟为例

以九寨沟为研究案例地,在借鉴国内外社会融合测度指标并经案例区预调研检验基础上构建调查量表,通过半结构访谈问卷收集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等对九寨沟旅游劳工移民的社会融合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查.研究发现:九寨沟旅游劳工移民的社会融合可归纳为四个维度: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其中社会融入和文化融入程度较高,心理融入和经济融入程度比较低;旅游劳工移民社会融合的阻碍因素包括移民与本地居民的价值观和文化差异、生活环境恶化、竞争加剧、经营环境无序、医疗教育条件较差以及休闲方式单一等;积极因素包括景区经济稳步发展、经营前景良好、社会环境改善、长期的生活互助和情感交流等.     

试论边疆治理之移民实边——以新疆为例

自西汉至清代,历代中央政权在经营西域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以屯田为主要形式的移民实边政策。由于各朝国力及主政集团边疆经营理念的区别,使得移民实边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差异,却处于不断深化中。本文主要从移民实边的治理理念与实施两方面,探讨历史上中央政权经营西域的进程及不同阶段的特点与差异。     

社群环境与近代商人——以湖州南浔丝商为例

历史上的南浔是典型的江南乡村社会,晚清出现的丝商群体塑造了极富特色的社群形象：富有资财,却文质彬彬,所谓儒商。南浔社群处于发达的江南水系之中,内连农家村落,外接通商大埠,南浔丝商以此积聚起万千资财。官商之间的彼此奥援、丝商之间姻亲联结以及为富且仁的货殖伦理,体现了中国儒商的基本经营理念。南浔丝商的成长既充分开拓了社群资源,同时又是社群环境的产物。     

后移民时期移民社会风险及化解机制——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移民为例

为了服从国家利益的需要,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库区移民们舍小家顾大家,作出了巨大贡献。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关系着移民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移民搬迁安置任务的完成并不是移民工作的终结。后移民时期移民在安置地仍然面临着生活贫困、社会资本缺乏、社会融入困难、政治参与不足和区域政策无法有效衔接等各种类型的社会风险。后移民时期移民社会风险的化解需要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基础上,建立起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协调机制,充分发挥移民群体的主体性,多管齐下才能确保移民在安置地稳得住、能发展和快致富,确保移民新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边疆与民族之间：近代边疆社会转型中民族商人政治参与的地方性轨迹——以滇西北为例

文章以滇西北地区白、纳西、藏、回等民族商人在近代西南边疆社会转型重构过程中的活动为研究主线,对近代民族商人参与地方政治生活的演进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提炼。民族商人群体作为近代边疆社会重构过程中的重要参与群体,无论是以抗争求存还是以商谋权为表征,在地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过程中,对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转型都产生了特殊的冲击和影响,充分折射出他们身上具有边疆性与民族性融合交错的时代风貌。     

西进运动中的美国军队与边疆社会

美国西进运动是一场自发性的群众运动。美国陆军是政府用于西部开疆辟土的军事力量。陆军在西部领土扩张和开发活动中承担了驱赶印第安人、保卫地区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任务 ,对西部边疆自治型社会的形成没有产生消极影响。     

移民与新型关东文化──关于近代东北移民社会的一点看法

近代东北是一个移民社会。移民社会自有其特定的心态与性格，这些心态与性格和中原文化不可分，并且对新型的关东文化影响很大。     

近代四川移民及对社会构成的影响

清初通过清政府的鼓励政策 ,外省移民逐步大量地入川 ,四川成为移民省份和移民社会。移民对四川的各种社会构成的影响 ,通过其积极作用的发挥 ,使得四川社会或经济生活得以恢复和繁荣。这是移民的贡献。本文即对此予以初探。     

浅议务工移民对我国社会的影响——以移入地城市为视角

务工移民是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最大特点,农民工不但具有农民和工人的双重身份,也承担了双重社会责任,他们是中国法治实践的当然主体。具体到务工移民对城市法治社会的形成和影响,笔者认为应包括务工移民在城市现状、务工移民在城市中遭遇的法律问题以及他们是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     

经营型移民的社会流动——以东莞虎门智升学校为例

以东莞虎门智升学校为例,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探讨经营型移民社会身份转变中伴随的社会流动。经营型移民通过原本以亲缘与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寻求资金等方面支持,通过在迁入地新建立的交际网络寻求信息等外部资源的共享,从而实现从打工者到经营型移民的身份转变,并伴随着社会垂直向上的流动。但在政治地位及社会声望方面,经营型移民仍然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没有真正完成城乡之间移民以及社会阶层的上升。     

边疆政治学境阈下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研究——以广西为例

边疆政治学主要是从边疆区域入手研究边疆政治制度和少数民族法制建设,研究周边国家关系与跨界民族问题。边疆地区社会整合作为中国社会整合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边疆地区社会结合为一个统一、和谐相处的社会的过程及结果。边疆地区社会存在突出问题和诸种困难。边疆地区的社会整合方略包括：意识形态整合,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导向性工具;利益整合,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基础;制度整合,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起点;组织整合,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根本保障;处理好民族问题,特别是跨界民族问题,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内在要求;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外在保证。     

跨越移民之桥:移民高校教师的住房和社会融入——以福建省漳州市为例

在迁入地获得体面住房和实现社会融入是移民面临的重大挑战,对福建省漳州市移民高校教师群体的调查表明,移民教师较快速地实现了住房和婚姻融入,住房对融入决心有积极影响;乡城移民效应不显著,外来移民效应虽然较强,但为时间效应所削弱,与进城已30多年却难以融入到城市的中国农民工形成了鲜明对比,并显示出较高人力资本在跨越移民之"桥"上的积极作用。然而与本地教师相比,移民教师处境要差一些,社会文化融入和融入决心相对不足,且面临学历贬值的影响。     

秦汉时西南地区外来移民的迁徙特点及在边疆开发中的作用

秦汉数百年间,西南地区步入自身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西南地区的外来移民具有鲜明的迁徙特点,他们在促使当地人口增长、支持郡县设置、引进先进技术、传播封建文化、推动边疆开发和疆域形成以及稳定当地局势等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非自愿移民的社会资本补偿——以丹江口库区移民为例

根据对丹江口库区待迁移民和老移民的问卷调查,从社会资本的投入和收益两个角度,分析了非自愿移民的资金资源、劳动力资源、信息资源和情感资源。结果表明,亲缘和地缘关系仍然是库区农民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工友、同学等关系开始显现出作用;迁移的风险与待迁移民的担忧比较一致;社会资本的各部分损失并非均等发生,但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不会下降;采用收入倒推法和替代成本法计算移民的社会资本损失,得到户均社会资本年补偿标准在1 888—2 285元之间,补偿年限的上下限分别为20年和12年。     

国际大都市建设中的移民与移民政策——以上海为例

在纳人世界城市体系的过程中,上海通过国际移民和国内人口迁移来实现人力资源聚集促进城市竞争力。但上海的移民结构和移民政策有待调整,需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移民问题。     

三峡移民中的社会稳定研究

三峡工程的成败在移民,移民中的社会稳定问题是移民工作中的首要问题。因此,本文就三峡移民中社会稳定形势的新特点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重点;"社会发展过程中相对协调、可控的状态"的稳定理论与维护移民中社会稳定的原则;建设维护移民中社会稳定的"三道防线",掌握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动权等问题展开研究,对三峡移民工作有重要现实意义。     

宁夏生态移民安置区社会结构分析——以吴忠市红寺堡区为例

以宁夏最大的成建制移民安置区——吴忠市红寺堡区为例,通过对红寺堡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及其与宁夏全区的对比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宁夏移民安置区面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正是在生态移民进程中,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没有实现同步转变而造成的。只有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双管齐下,使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契合,才能保证生态移民安置区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精英返乡创业的社会网络研究——以河南省L县为例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经济精英拥有独特的资源禀赋,其社会网络资本在创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结合河南省L县15位返乡创业精英案例,以社会网络为切入点剖析这些经济精英返乡后的成功要素。研究表明,经济精英的返乡创业行动受内在基因和外在契机的交织影响。创业初期以非正式网络为主导,直接影响行业选择、原始积累,且在运营模式上的人情倾向明显;在创业中期,正式关系效用逐渐凸显,形成契约关系推动资金积累、品牌打造与技术革新,由依赖传统人情运营模式转向实用为导向的规范经营;在创业后期,规模扩大使其具备政绩效应与社会效应,虹吸正式社会网络与非正式网络,深度融入和扎根于当地,成为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这一过程系经济精英与在地化社会网络、政策的深度互动,实现企业和产业与当地实际的深度融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可从经济精英个体的社会网络与乡土原生的社会网络形成资本互构耦合效应出发,助力返乡创业。     

社会网络助推水库移民数字化生计的增收效应研究

因修建国家水电工程,搬迁后的大量农村移民往往面临着土地资源不足和库区产业空心化带来的生计恢复困境,“数商兴农”为移民家计数字化提供了契机。首先从移民社会网络分类及重构进程出发,探寻了以安置区信任感为中介的网络与数字化行为间的作用机制;然后基于三峡库区移民安置村的实地调查数据,通过UCINET工具得出各类型移民社会网络结构与特征值;最后采用二次指派回归法（QAP）,分析异质性网络对移民数字化生计模式增收的影响以及特殊与一般信任感所起的差异化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家计模式能有效解决移民农业与非农生计中的痛点,而不同类型社会网络则对其具有差异化的助推效应;集中或分散安置方式会影响各子类网络带来的数字化家计收入水平,信任感的中介作用显著且一般信任关系处于主导地位;迁入地的选择同时影响社会网络重构与数字化家计发展进程,也将引发信任感中介效应的强弱变换。由此建议根据区位条件、扶持资源配置、安置方式、安置主体等特征,借助重构后的社会网络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实现移民家庭生计数字化增收,拓宽移民收入渠道的同时持续推动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