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观

史学理论就是史学观的进一步体系化和逻辑化。没有史学观,当然可以有历史学;但没有史学观,却不可能有史学理论。史学理论就是史学观的理论形式和理论表现。史学观把历史学从所有那些不是历史学的东西中间寻找出来,加以规定和确认,要赋予历史学一个理想的目标。这个理想的目标实际上也就是真正的历史学的固有内容     

论三种社会形态与三种实践观

马克思在 1 857- 1 858年经济学手稿中 ,也就是在《资本论》草稿中 ,根据人的个性发展状况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社会形态。他指出 ,“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是完全自然发生的 )是最初的社会形态 ,在这种社会形态下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是第二大社会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 ,才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 ,全面的关系 ,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大社会形态”。〔1〕与人的这种存在状态、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与三种社会形态的历史更替相一致 ,人们的实践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历史性变化     

论科学与迷信的联系

按照一般的理解,科学与迷信是互相对立的,甚至是水火不容的。但实际上科学与迷信也有联系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迷信孕育了科学、迷信中包含着科学的成分、迷信为科学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迷信中所包含的一些基本原则是科学思维的雏形、迷信对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论戴名世的史学思想

深沉的历史意识、发达的史学理论和生动形象的史学表述形式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文章认为戴名世是一位至今仍未被史学界充分认识的卓越史学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明史编撰,表现出了古代良史所具有的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并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史学批评理论,表现出了卓越的史识史才。戴名世的史传文章是对司马迁、欧阳修在史学表述形式上的继承和发展。      

学术史思维与时代性意识——论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源流、路径及意义

学界对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歧在于对史学“娱乐化”（作品）的理解与接受,辨证该问题需从中国“通俗史学”自身的发展史及其学术功用之实践入手。从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渊源来看,其历程至迟于唐代已开始,这个历史过程可以20世纪初“新史学”的提出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通俗史学”普及历史知识、延伸正统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看,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以通俗历史读物等简化正统史学的形式为主,一条以讲史等娱乐性活动的形式为主。历史地看,两条路径下的史学“通俗化”发展均促进和实现了历史意识及史学意识的深化,延伸了史学本身在教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当下的“通俗史学”研究应以时代意识来重新定位史学“娱乐性”作品。     

清代前期对历史的普及与传播——兼论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关系

清代前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历史的普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不仅私家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历史的教育与普及,而且官方也积极地加入进去,并对私家撰述在思想上起到引导作用,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压制。近些年来,学术界在评价清代前期的历史普及时,大多给予批评,认为没有什么贡献,也没有关注到官方与私家的关系,这是有失偏颇的。因此,研究清代前期的历史普及读物,必须考虑到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的关系,这样才可以得出恰当、合理的认识。     

论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

中华民族具有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主要表现在追念祖先、崇尚“古训”、重视“藏往”、维护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和坚持历史评判的崇高性五个方面。这种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延绵不断的史学传统，是维系中国文化连续不断、百世流传的重要纽带。     

《罗生门》与三种科学观

电影《罗生门》隐喻了一个被多重建构的事件。科学观或者说科学的社会形象,也是类似的建构产物。科学观是多样且变化的,其中有三种是深具代表性的,即传统的科学观、"还俗"的科学观,以及公众的混杂的和个人化的科学观。在高度科学技术化的现时代,科学的形象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而这三种科学观之间的张力,可以成为民主社会中的一种健康的力量,即在竞争性的解读中达到对科学的更加全面的理解。     

论现象史学

传统史学的外在表现形式都是以事件为中心的叙事史,叙事史只追求事件真实性而对理论概括缺乏兴趣,因而它不仅是历史学变成科学的严重障碍,而且连它追求的真实性也只能是一些推测。历史学要想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必须把它的重心由关注事件的细节过程转向关注历史现象上来。现象史学首先要从复杂的历史事件中识别和确定一些相对稳定的历史现象,进而通过现象的分解发现构成现象的各因素的关系,最后在对现象多次分解的基础上概况出一些规律来,像自然科学那样靠发现规律指导现实生活。     

略论宋代士大夫的“史学自觉”精神

明道、经世 ,这种史家最富历史责任感和时代感的主导意识 ,在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表现得异常浓郁和突出。他们从当时的社会情势出发 ,把关注社会现实的报国激情倾注于笔端 ,以期通过研究历史 ,思索解决社会危机、维持社会和谐与安定的途径和方案。他们在史学领域中建构的经世致用的鉴戒观 ,以道德为本位评判历史的义理观 ,有因有革的历史变易观 ,无不凸显出他们关注社会历史命运的“史学自觉”精神     

论清朝官方史学的研究及其学术拓展

清朝官方史学在清代史学发展和社会历史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深化此项探讨,可显现出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的矛盾关系.将这个思路拓展为对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将会取得很大的学术突破.以中国官方史学的运行机制与缺少官方修史活动的西方史学予以比较,有助于探索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论人本观的三种历史形态

客体人本观、主体人本观、实践人本观是人类思想史上三种不同的关于人的生成、属性、地位、发展的思想体系，它们分别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遵循不同的思维逻辑而形成确立的。     

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通俗史学与科学史学之争--以麦考莱为中心的讨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围绕英国著名史家麦考莱的历史写作,科学史学与通俗史学的支持者进行了多方面的争论。科学史家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认为历史著作是为同行专家所写,应该为公众提供历史知识和经验教训。通俗史家则追求历史学的艺术性,认为历史著作应为读者而作,史学应兼有教益与娱乐的功能。麦考莱的成功经验表明,在保证历史科学性的基础上应该注重历史叙述和文字表达,让学术成果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历史编撰新图景:大众化历史叙事的隆起——兼论后现代史学

大众化历史叙事的繁荣具有两个背景:大众文化的崛起及世俗社会的复归。而专业史学对科学化的极端追求给大众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阅读障碍。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历史学的勃兴,逐渐出现了要求历史书写回归叙事、寻找读者与进行话语转换的呼声,"宏大叙事"、"大历史"这些看起来天经地义的观念正在遭受强力质疑。"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向长期以来主宰史坛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发起的挑战成为当代历史思维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事件。西方后现代史学其实就是一场发生在西方语境下的史学大众化运动,它给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历史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内容的转移以及文体的变动。我们在对后现代史学的极端相对主义进行辩驳的同时,也要对后现代主义促进史学发展所起的正面作用予以肯定。     

论马基雅维里对文艺复兴史学的贡献

马基雅维里的史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修辞派史家史学实践中出现的危机,使得历史学与政治的结合更加密切,开创了文艺复兴史学中的政治学派;他注重从人性的角度解释历史,继承了中世纪史学中萌发的进步史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历史循环论;而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意识,则使得他在继承早期人文主义者意大利整体观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意大利近代民族国家观,开创了近代民族史研究的先例;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历史相对主义论、从多种角度解释历史的思想,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自古代以来存在的一元论思想。     

论库恩的科学观

库恩认为科学发现与非理性因素有关,科学家的直觉、机遇、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均有助于科学发现;科学发现是内含结构、时空扩展的复杂历史过程;而科学发展是新范式颠覆旧范式、科学共同体更替的革命动态过程;强调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结合,把科学共同体当作重建科学史的逻辑起点。解读库恩的科学发现观、科学发展观、科学历史观,可知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存。     

伏尔泰史学思想中的理性论

伏尔泰史学思想的内核是理性。历史认识中的理性主义原则是他的史学思想的逻辑起点 ,核心是历史研究应当以发掘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理性为宗旨。以此为出发点 ,伏尔泰提出了历史理性的观念 ,并在这之上建立起了他的理性史学思想 :历史就是文明的历史 ;历史研究要揭示宗教历史的野蛮与虚伪 ,清除宗教思想和恢复真正的信仰 ;迷信宗教最终被人类理性所取代 ,这就是历史的真正意义。     

论科学素质教育的特点和内容

科学素质教育的特点在于其基础性、全面性。其主要内容包括科学知识、技能、方法和科学能力、科学观和科学品质。科学素质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具备科学知识和技能 ,掌握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 ,发展科学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 ,形成科学的自然观、世界观、价值观与审美观。这是我国教育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关键环节     

朝鲜时代的史学启蒙教育和史学观——以《史略》为中心

<史略>一书是韩国古代流传最广的史学启蒙教材.从它在朝鲜时代流传情况的变迁及其原因,可以看出韩国传统的以中国为正朔的史学观,及以中国历史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史学启蒙教育.明朝的灭亡及甲午之战后中朝宗藩关系的结束,都对这一史学观和史学教育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唐君毅的科学观

科学技术既给人类带来了福音,也给人类造成了诸多负面的影响。唐君毅从科学研究的道德价值、科学与人文之关系、科学的超政治经济性、西方科学精神与中国人文精神之区别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他关于如何疏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的思考,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发展观,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