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翰林制度的立体透视——评《中国翰林制度研究》

翰林院机构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枢体制中占有特殊地位 ,翰林制度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杨果著《中国翰林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书 ,以翰林学士制度为核心 ,在分时期、分专题研究的基础上 ,首次对从唐朝中叶到清朝末年的翰林院机构的演变及其政治运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揭示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体制运作的一条规律———皇帝身边起草诏书、传达命令的近臣 ,因与皇帝接近、参与决策、掌管机密而逐渐获取大权 ,变为朝廷重臣 ;当其外化为朝廷重臣后 ,皇帝便赋予新的近臣以权力 ,近臣则再度外化 ,如此层层剥落 ,中枢权力…     

唐代翰林院诸伎术杂流

唐朝翰林院及其文词学士起初地位十分卑贱,被称为“伎术杂流”。开元二十六年(733),唐玄宗命于内廷翰林院内别置学士院,翰林供奉改称翰林学士。自后,翰林“俾专内命”,职权急剧扩展,和枢密院、“中书门下”一起组成唐后期新的政治中枢,翰林院被称为“内署”、“禁署”,学士被称之为“内相”。文词学士贵幸成为“内相”之后,其与院内诸伎术杂流的关系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文学自觉”后的经学权力与文学权力：从疏离抗拒到协作耦合

经学在古代的学术文化体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其他学术文化部类有持续产生影响的权力。在“文学自觉”后,受着经学权力控驭的文学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在发展中取得成果也滋生弊端。同时,“自觉”后的经学权力虽然凌夷,但也一直捍卫自身并意图对文学予以规约：文学权力与经学权力间出现了疏离甚至是对抗的局势。如何在新的历史实践中激活传统,使包括经学在内的文化学术能对文学发挥适当作用,且不妨害文学更好地存在和发展,遂成时代课题。对此,刘勰给出的理论方案最为系统和全面。其方案的核心在于“宗经”式思维。他的“宗经”并非是学术宗经,而是以重新赋予经学相应文学权力为策略,通过文体谱系来落实,以构建经学与文学间新型耦合关系的方式为实践指向的理论系统。经过刘勰时代及至初唐,文学发展的实践印证了刘勰的理论构想。刘勰给出的协理经学与文学权力关系的方案,在文学史研究中具有深远的理论示范意义。     

中国古代权力伦理的系统建构及其与天道信仰的关系

“权力伦理”虽然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在中国古代圣贤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论述中已“脉络性”地包含着丰富的权力伦理思想，它蕴含于古人的政治理想中并展开为如下环节：一个以天道信仰为终极依据的权力来源；一套以政治、法律、伦理为系统结构的权力依托；一种以上天-人民-国家为同心圈层次的权力本位；一条以天意-君德-民心为伦理纽带的权力关系；一组以公正、廉洁、忠诚、效能为核心价值的用权原则。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代的权力理性始终无法摆脱政权垄断、继承权垄断和神权垄断的制度困境。只有“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才真正回答了“谁之权力？何种合理性？”的权力伦理问题。     

苏轼“以文为诗”论

“以文为诗”是中唐至宋特别是北宋时期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是文学理论家们针对苏轼等人的诗歌创作而提出的批评。 “以文为诗”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可以包括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者,指借鉴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来写诗;广义者,还可泛指以“议论”、“才学”、“文学”为诗及“尚理”等特点。这些之所以也被称之为“以文为诗”,是由于在中唐之后逐渐形成一种文学观念,即认为“议论”等都属于散文的功能,苏轼等人打乱了诗文的界限,使它们从散文的特点转而成为了诗歌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以文为诗”。本文着重探讨狭义的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中国近代的复古思潮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复古思潮往往统治着中国的文坛.因为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是由士大夫垄断的,士大夫信奉儒学,儒学以上古的“三代”为最高理想.孔子的行政目标就是恢复“周礼”.这就决定了儒家在文化上的“复古”趋向.古代文学以“诗文”为核心,“文”数千年来除了增加了“骈文”.变化并不大,始终以秦汉之文为作文的典范.“诗”虽然由四言变为五言、七言,自唐以后也很少有重大变化.以至宋以后的文学有所发展.往往是在新出现的文学体裁如词、     

论明代翰林的谏职——以李时勉为例

明代翰林一直被认为是清贵之职,承担赞襄皇猷、文学近侍等责。但是从翰林之设起,其规谏之责便一直为皇帝所重视,翰林的谏职如何发挥作用?翰林官怎样对皇帝进行规谏?进谏之后果如何?这些问题都引起笔者的兴趣。此文以江西翰林李时勉为例探讨明代翰林的谏职。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     

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云 :“都邑者 ,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都城是国家政治权力机构的所在地 ,也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 ,因而它必须建立在有利于政治管理和权力推行的地区。古代中国人在都城应建立在什么地区的问题上 ,自始即有一种“王者必即土中”的观念 ,即都城应该建立在天下之中心的观念。都城为何必须建立在天下之中心呢 ?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解释说 :“天始废始施 ,地必待中 ,是以三代必居中国 ,法天奉本 ,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三《京师》亦云 :“王者必即土中者何 ?所以均教道…     

权力和唐代书法文化

权力和唐代书法文化武原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书法文化在唐代得到了蓬勃发展，被誉为书法史上的黄金时代、鼎盛时期。古人认为，“书之盛，莫盛于唐”①“书学莫盛于唐”②，“字学至唐最盛”今人的看法与此完全一致。那么，为什么书法文化在唐代能够出现大繁荣...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文革后”的文学视野里,女性文学无疑已是一种触目皆在的“物质”景观。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女性的“缺席”与“缄默”已成历史陈迹。女性作家的群体涌现以及性别意识在文学文本中的贯彻和张扬,构成了对男性文学以及以男性为主体的文学传统的现实而强大的消解之势。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化、文学)理论的译介,以及中国知识女性在国家/社会权力结构中主体位置(subiect position)的不断调整,使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女性文学研究第一次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定位。这种“定位”的划时代意义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得到包括文学在内的历史性的文化确证,并已经对当下的文学与文学批评造成了深刻影响。相当一批的女性学者——有的甚至调整或转换了自己原有的学术视角——表现出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积极关注与热情投入,并与为数已众的女性作家一起,携手成为在整个思想与实践领域反对将女性“他者化”(other)的先锋力量。这些学者的探索在短短的几年里便已硕果累累,她们以自己卓越的研究实绩改变着当下文学批评的话语格局。     

“无子”问题与社会、家庭应对策略——以民国之前文献为中心

中国近代之前，已婚夫妇“无子”问题深受家庭和社会关注。“无子”含义有多种，其核心是已婚夫妇“无儿子”。在男系传承、家庭养老为主的时代，“无子”使家庭的基本功能履行受阻。官方和民间为此采取了诸多预防和弥补措施，婚姻方式上一夫一妻为主导、妾为补充的制度就是应对少子、无子问题的措施之一。对终身无子者，立嗣过继成为又一弥补措施。无子有女者以女招赘、以甥为嗣以及收养异姓之子的做法存在于宗族势力相对薄弱地区、移民地区。尽管妇女“无子去”的礼制和法律规条在唐以后的法律中被长期维持，但并不具有家庭实践基础，其最大作用是剥夺了无子妻子反对和抵制丈夫纳妾的权利，加重了中国家庭和社会的男性或男孩偏好观念和行为。     

论李白作品中的儒家色彩

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风格豪放、感情饱满、语言清丽，是中国文学中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李白之文学成就的取得，固然以其英丽卓出的天赋为基础，但也无法否定唐以前的中国文化对他的浸润之功。于自述身世时李白曾说自己“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而对中国文化的广泛涉猎吸取又多在李白出蜀漫游之前，居于幽静之地，广读圣贤之书，神交古人，李白不由得自许以经世济民之伟业，个人之自我空前扩张膨大。广泛接受中国唐以前的文化影响是李白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来源。出…     

唐宋时期"道""路"制度区划理念变迁论略

唐太宗提出了“山川形便”道制区划理念,唐后期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打破了这一理念,宋朝出现了“土地形势”路制区划理念。唐宋时期道路区划理念变迁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唐中期以来土地制度及赋役制度变化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宋朝路制区划理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辖区跨越山水”、“辖区互相渗透”、“辖区近割远连”、“设置特别路区”等理念,不仅对防止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再现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是中国古代地方区划理念之精华,对后世地方区划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唐人·大唐街——读史札记之一

宋代以后,下迄近世,外人习称中国为“唐”,“唐人街”之称,更为世人所熟知。宋人朱或《萍洲可谈》卷二说,“汉威令习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臣僚上言,边俗指中国为‘唐’、‘汉’,行于文书,乞并改为宋。”又说:“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不但外人称中国为“唐”,即中国人在海外者亦自称为“唐”。宋人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说:“交趾……王系‘唐’姓。”所谓“唐姓”即中国姓。又说,“占城……‘唐人’被土人杀害,追杀偿死。”所谓“唐人”即中国人。交趾、占城皆东     

论散文的意境创造

中国文学言志抒情写意，素来讲究“理不可以直指也”，“情不可以显出也”①。在散文创作中，虽然不乏直抒胸臆、直明其理之作，却以托物、因事、借景来言志、抒情、说理，意境融彻的作品为上乘。正如王国维在《人；和词话乙稿序》中所说的那样：“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掳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由此可见，中国的散文是一种以意境取胜的文体，意境优美与否，是衡量散文艺术高下优劣的标准之一。意境之于散文，犹如色彩之于花朵，光华之于月亮，节奏之于音乐…     

论笔记体与传奇体的品格差异

传奇体和笔记体是中国文言小说的两种基本类型，纪昀分别名之为“才子之笔”和“著书者之笔”。笔记体成熟于魏晋南北朝，以《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为标志，在宋、清两代又取得长足的进展，《阅微草堂笔记》是其中的位使者，传奇体成熟于唐代，宋以后偏重智慧与伦理的上层知识分子，一向冷落传奇；清代的蒲松龄以极大的“孤愤”和非凡的想象才能将传奇体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笔记体的传奇在品格上有重大差异。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曾将中国传统文学用“儒雅风流”来概括：“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     

试论中国近代小说运动中的“文章”化倾向

文学上某一个时期的历史就在于探索从一个规范体系到为一个规范体系的变化。——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中国正统文学观念认为,各种文体有高下之别,文章的地位最高,因为圣人之“道”必须由“文”来载。诗经圣人之手,被列为“经”,可以“兴观群怨”,地位与“文”相同。诗文是文学的正宗,词为“诗余”,曲为“词余”,地位便要次一等。小说是“闲书”,不得入于文学之林。文人鄙视小说的理由一是“不正经”,小说以志怪传奇为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经东西;二是“俗”,引车卖浆者流的白话固然俗得很,便是志怪传奇的文言,也缺乏先秦文章的气势风骨,气格卑下。中国的文学观念本是越古越好,所以“若词章之古文,尤最忌小说语气”。尽管中国小说一直想挤入文学的殿堂,它们大多也确实以劝善惩恶、因果报应为宗旨,但始终缺乏“载道”与“雅化”的传统,因而始终得不到文学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