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阳明学的特点

明代王阳明创立的阳明心学不仅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其东传日本之后,又与幕府统治下的社会背景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阳明学。其注重人性、追求平等、强调实践的特点,使日本阳明学冲破了原有朱子学的桎梏,成为瓦解封建统治、推动社会变革的精神武器,促进了明治新时代的到来。     

日本阳明学独具的事功特色成因探析

阳明学在中国兴起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传到日本,在17-18世纪时以其简易直截而为日本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接受,并与日本的社会历史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思想,发挥了独特的社会文化功用,其成因主要是由中国向日本传播的过程中,因社会历史背景及民族文化性格方面的差异而形成的。     

近代以来日本学界阳明学解读的文脉

近代以来的日本阳明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学者或将日本阳明学视作“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或将其作为“东洋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否定；第二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学者从近代化角度为阳明学赋予积极意义，代表人物是岛田虔次；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日本根本就不存在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解读的变化与日本在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既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又反映了日本在西方与中华两种强势文明之间难以自处的复杂心态。当代学人应辩证地看待近代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东亚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中考察东亚阳明学乃至东亚儒学的特点，从而为客观认识东亚传统文化提供有益启示。     

朝鲜阳明学派的形成与东亚三国阳明学的定位

朝鲜朝时期(1392-1910),在退溪学的主导下通过对阳明学的辨斥,才形成了不同于中、日两国阳明学的独特的朝鲜阳明学派.就学术个性而言,朝鲜所接受的阳明学比较接近中国北方的阳明学,而日本所接受的阳明学则较为接近南方阳明学.比较而言,中国的阳明学发展到后来,已从政治层面深入到民间社会,与平民教育相结合,走的是政治化加世俗化的普世主义的发展路径;日本的阳明学起先只是掌握在儒学教师个人手中的文化知识,后来为了实际的需要而逐渐成为武士阶层手中的思想武器,走的是学问化加功利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而朝鲜的阳明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与佛教禅宗相混同的异端思想被引进的,因而是在垄断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辨斥声中被官方和民间艰难地接受和传布的,走的是如何适应以程朱理学为绝对权威的类似原教旨主义的发展路径.     

论东林对阳明学的纠弹

晚明阳明学与禅学合流,学术思想与社会意识发生迷离与衰颓,致使学者们在思想上进行纠弹,其代表是东林学者。顾宪成认为,王阳明以主观性的良知取代朱熹客观性的天理,造成了世人在道德精神认识上的一个“空”字,以及在现实生活实践中的一个“混”字,因此,返归朱学之格物穷理是唯一的出路,而目标是要使学术能整肃人心、开物成务。整肃人心,便要在道德论域中求落实;开物成务,则要于民生日用的科学上求突破,这便使晚明思想以返归朱学的形式超溢出宋明儒学建设道德精神的主流。但是东林学者没有亲自来推进,而只是扭转了风气,拓宽了论域。     

阳明学成立与发展的朱子理学思想渊源

陆九渊与王阳明作为宋明理学中心学一系的主要代表人物,后世学者往往以陆、王二人并称,将他们的思想学说合称为陆王心学。但二者之间更多只是思想宗旨相近,并无直接的承袭关系。相较之下,阳明学的产生、发展与朱子学有着更深的思想渊源。阳明学其是在朱子学的笼罩下,继承了朱熹所建构的经典体系、理论框架与主要论题,并融会了佛道的智慧,进而通过自得自悟的方式,对朱子学加以深刻的反思、批判而逐步形成的,因而可视为朱子学在明代的另一种延续和发展。而王阳明所作的《朱子晚年定论》即来源于此前朱子学内部和会朱陆的逻辑思路,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阳明学与朱子学之间的思想渊源的具体例证。     

东亚阳明学何以必要?

东亚概念不仅有其经济政治意义,更有其人文意义。从东亚特殊的历史经验与文化理念中,可以开发出它们在新世纪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如果说阳明学在朝鲜曾遭遇退溪学的全力阻击,但终究使自己立足于非主流社会的话,那么在越南的遭遇则似乎更加无奈,就连立足的机会都未曾出现。惟独在日本,阳明学不仅成功地渗透进主流社会,而且还在其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阳明学在东亚诸国的不同遭遇,不仅充分凸显了阳明学的独特个性,而且证实了东亚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对受容和选择输出国思想文化所产生的关键性作用。因此,所谓阳明学的东亚方法,在方法论上应是寓一于多而非多而合一;在传播学上应是多元中心论而非一元中心论;在发展论上应是相向并行而非单向而行。     

回顾与前瞻:阳明学研究的百年经验总结

总结阳明学研究的百年经验,不难看到生搬硬套西方理论,不仅造成大量的误读误解现象,而且有可能伤害中国文化天道与人道相通相贯的淋漓尽致的元气,有必要采取以心学解释心学的诠释学进路,还原其一派活泼天机的固有状态。东亚阳明学的发展及相应的文化圈的形成,决定了研究者具备的跨地域、跨国界的广阔视野,让东西方文化在互学互鉴的整体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极参与了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对话。阳明学说的精义或特色是多方面的,我们有必要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的开新和转化,建立起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心学。     

吕柟与阳明学

十六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吕柟为主要代表的关中学者在面对阳明学的冲击时,仍坚守朱子学的立场,与阳明学者就教人之方、知行先后、格物致知、"修己以敬"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辩论.吕柟对阳明学的拒绝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周围及之后的关中学者,从而有效地抵制了阳明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同时也使阳明学在万历中期以前未能取得关中思想的主流地位.     

作为现象学的阳明学如何可能

以现象学改造阳明心学,须坚持胡塞尔现象学回到“原初给予的直观”这一根本原则。此一原则在中国哲学中具体落实为以“本体”概念为核心的“原生现象”。一切在原生现象基础上流变而来次生现象,亦必须“还原”到原生现象这种“原初给予的直观”中予以重新理解。依此理解路径,阳明心学中“良知”的真实内涵也就须统摄于“本体”之中,而耿宁所并列划分的良知三义说亦需要进行重新理解与厘定。将良知第一义的“向善”禀赋与第二义的善恶分别意识还原收摄到“良知本体”中来,将经验意义上的良知现象学提升为先验意义上的良知现象学,不失为阳明学现象学化进程中的一条可能通道。     

道德观嬗变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兼论阳明学的经济影响

本文从阳明学的兴起与新教改革这两场中西方的道德观嬗变出发,通过对阳明学与新教的道德内涵嬗变的比较,探究道德观嬗变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同时论证阳明学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经济影响。     

阳明学尧舜与孔子高下问题刍议

《孟子》中的有关论述是孔子和尧舜高下问题的最重要渊源。在理学史上,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从"继往开来"的角度正面支持孔子高于尧舜的论述,而王阳明却一反前人所论,以为"中国圣人,以尧舜为最"。阳明弟子王畿承继和发展了阳明的观点,以王艮泰州一脉为代表的阳明后学也强调孔子无位而可行仁,故而高于尧舜。管志道则将外王理想与有位者结合,贬低孔子的道统地位。阳明学者虽立论各异,但对尧舜与孔子高下问题的理解总体上以外在治理为标准,并呈现出一种道与"位"之联结逐步加深的思想史面貌。     

阳明心学对晚明四书学的影响

晚明时期由于阳明心学盛行与影响,《四书》学呈现四方面的新发展一、朱注在晚明《四书》学中的权威性明显削减;学者诠释《四书》更具自信,并勇于对朱注提出质疑与批评;二、阳明的学说论述成为许多晚明《四书》学者讲论的依据与推崇、引述的哲理典范;三、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心学”观点的《四书》诠释;四、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三教合一”、“三教会通”观点的《四书》诠释。晚明“心学”《四书》学中对《四书》合理诠释的思辩与探求、对道德自觉与生命实践的注重以及尝试对不同义理系统(儒、道、佛三教)进行融通的精神,这些精神态度与思想内涵,对今日的学者而言,仍然颇具参考与启发的价值。     

论会通于“心”的知识与伦理——作为东亚精神文明重镇的阳明学

儒家特色的知识论发源于心,而心的功能则不限于思,还扩充于性情和命,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格物致知和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其特色是具有伦理性的知识论。具有思想和伦理双重功能的心发用流行为天地良心,其知行合一的目的则是修、齐、治、平;而人以天地万物之心,不仅能思考天地万物的物理,而且能体会天地大德曰生的伦理,是所谓尽性命之学。王阳明将儒家心性学的传统发扬光大,以致良知为其思想大端,揭示了儒家心性本位的知识论所独有的主体性、公平性、实践性和伦理性,映射出了中国人生气勃勃而又多姿多彩的精神世界。     

论阳明心学对陈独秀教育思想的影响

由＂知行合一＂和＂良知＂学说构成的阳明心学,影响了中国近代一大批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陈独秀早年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阳明心学大家的影响,在汲取西方文化有益素材的基础上,将心学思想加以批判和选择性地应用,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事几、心几与阳明学的“体用之几”

从历史上看,"几"从《系辞》的事几、理学的心几,发展到了阳明学的体用之几。阳明学者极为重视以"几"来表达体用一源的关系,他们继承了《系辞》和玄学的事几、理学的心几的思想,并将"几"进一步理解为体用关系的真正承载者。无论是阳明的"见在之几",王龙溪的"见在良知",罗洪先的"诚神之几",还是王时槐的"生几",都现实地体现为"体用一源"的状态,"几"沟通并具足着体用。只不过在阳明和龙溪那里,良知就是"见在之几"。而在王时槐看来,良知和意都是"几"的样式,是体用之间和不分体用的状态。     

晚明阳明学士人的“明太祖情结”及其思想意涵——以杨复所、管东溟为中心

晚明阳明学中杨复所、管东溟等儒者推崇明太祖,以心学为明太祖之思想作注释,以明太祖为比肩尧舜、超轶孔子的圣帝明王,他们的关注点主要涉及三教关系、孝弟与礼法、心学与道统等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考察可以发现,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使阳明学政治化、体制化,使之具有官方学说的意味,另一方面则极大削弱了阳明学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力度。后者尤其有违儒家之精神,阳明学何以走向没落亦可自此窥得端倪。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阳明后学的明太祖情结正凸显出了心学对于秩序、自由与权威三者之间关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