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村寨的灾后重建与韧性治理研究——以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金竹壮寨为例

乡村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村寨在灾害应对过程中的脆弱性和韧性并存。龙胜县金竹壮寨在火灾后的重建中注重整合传统与现代治理资源,打造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模式,营造灾后韧性社区和韧性社会关系;尤其注重发挥传统自组织寨委制的内源治理作用,提升灾后重建效率和内生抗风险能力。内外结合的韧性治理机制是当下民族地区乡村有效应对风险灾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尝试,也是乡村振兴中内生动力与外在驱力共生发展的创新路径。     

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创新——中央与民族自治区互动关系的主题阐释

本文以国家治理体系理论为视角,在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中,探讨完善以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分析研究国家治理视域下的中央与民族自治区互动关系的自我认知和主题阐释,系统阐释中央集中统一指导下“俯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内涵和运行机理,全面分析民族自治区自治发展上“仰视”单一制统一多民族国家集权治理体系,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社会治理等多维视角把握两者互动的基本主题,系统认知中央与民族自治区政府互动关系的内在逻辑和治理结构.     

抗击疫情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高治理能力的需要,也是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保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个重大事件中体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发挥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具有内在一致性。基于"国家-民族"理论视角,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从单向式到双向式。即不但有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力量,也有自下而上的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支持力量;既有纵向维度的国家与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双向互动,也有横向维度的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之间的双向互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实践参考,即国家治理要推动形成集中统一的更具灵活性的纵向协调机制和横向协调机制。     

防疫救灾的社会自组织建设与韧性培育

从“社会脆弱性”视角看.武汉爆发的疫情因社会的存在方式而传播,“封城”等防控措施对切断人际传播、控制疫情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伤及社会本身,呈现“疫情-社会”的存亡悖论。防疫救灾要依赖社会的活力被调动起来,防疫又会在某种程度上伤及社会,构成了两难困境。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培育国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社会组织能力能够有效减轻传染病疫情对社会的伤害,培植社会韧性,使社会本身能够以主动方式在维护自身的时候战胜疫情灾害。     

西部民族地区法制政府建设的基层实践 ——以四川松潘川主寺镇"法治示范镇"工程为例

以法制政府建设为中心的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转型是民族区域社会治理的新常态，将极大推动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川主寺镇的“法治示范镇”建设工程实践包括以书纪挂帅的组织体系建设、以会前学法和法制宣传为中心的法治思想建设、以依法行政和“权力清单”为主要内容的法治政府规范建设、以平安社区和“三调联动”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建设。川主寺镇法治国家建设生动的基层案例，为了解民族地区基层法制政府建设工程及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客观依据，也奠定了这一实践解读的理论框架。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广东实践

结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地方政府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已成为当前研究热点。从理论层面分析,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着丰富的内涵,其涵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属性特征、前提条件和关键变量;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体建设有相互契合的逻辑,其包含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十二个必须”等重要论述;在新时代构筑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依托。从地方实践层面分析,广东民族工作通过创新党建引领的体制机制,破解基层民族聚居社区治理难题;通过各类培根铸魂的育人工程,开展少数民族班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改进多民族聚居社区互嵌格局,激发老街区新活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为载体,在文化创意方面搭建中华民族共同建设的平台;积极探索社区治理的国际实践,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有益经验移植到国际化社区治理工作。上述创新模式与方法,从不同维度、广度和深度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的中华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的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各族人民一条心投入疫情防控,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再一次感受了中华民族灾难治理传统和独特制度优势,又一度激发了中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再一次凝聚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上。但治理体系能力不完善、舆论宣教引导不充分、国际反应的心理预期和实际状况不对称,可能诱发民族主义情绪,必须防范其非理性化发展和表达。因此,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深入有效地推进疫情防控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持久和平、繁荣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于推进藏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以近年多次深入藏区进行实地调查收集的第一手材料为据,参考和借鉴国内外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从三个视角探讨推进藏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战略课题:首先,总结新中国治理藏区取得的成就和经验,阐明推进藏区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依据;其次,分析当前藏区的区情和发展态势以及推进藏区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阐明推进藏区治理现代化的现实依据;第三,探讨推进藏区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途径,提出推进藏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群体传播视阈下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全面规划相关工作,体现国家向基层放权赋能、推动社会治理向基层下沉、夯实国家治理根基的决心。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国家治理基础、国家安全与乡村振兴,理应创新思路落实该文件精神。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为社会的流动性亟需流动性治理路径与机制,从而保障党的指引与部署“最后一公里”在民族地区基层落地。移动空间群体传播调适,赋权给普通民众,为底层主体表达与情绪、情感释放提供了路径,对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影响巨大。群体传播的底层表达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人民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在线特性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话语方式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商性高度一致。民族地区基层社会要善用群体传播,识别社会心态,洞察与回应社会关切,化解社会矛盾;挖掘地方性知识,转换为社会治理资源;改变社会粘合地带,重塑共同体,为社会合意达成提供了空间,重建社会治理基础;形成互动共治格局,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国家治理视域下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的五维考察与优化策略——基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

在基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突显了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极其重要性。国家治理是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面治理,民族互嵌型社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区类型,在国家治理视域下推进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应以民主型自治社区、互助型爱心社区、体验型幸福社区、和谐型平安社区、健康型美丽社区等五维内涵为指向,并基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考察民族互嵌型社区的五维建设成效。根据五维建设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或不足之处展开成因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     

国家构建视域下的边疆地区政治整合

国家构建是现代国家走上现代化、民主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边疆的客观存在与具体状态的呈现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家构建的效果。为了将边疆地区更好地纳入国家管理的序列当中,使其形成最为基本的国家认同,达成基础的政治共识,需要运用政治整合的手段来进行推动与转化。这种政治整合行为需要权威的政府或政党进行主导,并且通过合理有效的路径达成政治整合的目标。边疆对于现代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于内部而言,它是国家稳定与安全的节拍器,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于外部而言,它是国际间交往的门户,是区域安全与发展的桥头堡。在国家构建的整体视域下,通过合理的路径针对边疆地区进行政治整合是强化政治共同体意识的需要,是维护边疆稳定乃至区域安全的需要,是促进边疆发展乃至国家现代化的需要。通过特定的政治权威来推动对“异质性”较强的边疆地区的整合,从而形成基本的国家认同,达成基础的政治共识,接受有序的政治安排。这就要求政治主体克服边疆地区固有的社会文化与民族心理之“分化”趋向,现实距离与情感距离之“疏远”态势,达成资源禀赋与多元一体之“整合”目标。     

新时代“治疆方略”的基本内涵及路径选择

边疆地区社会发展进程中主要矛盾的变化,为边疆治理提出了更新更高的目标要求。新时代“治疆方略”是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确立的,新时代“治疆方略”是对传统治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必须把国家疆域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各民族团结奋斗和国家意志的凝聚力结合起来,把边疆治理同正在推进的兴边富民行动结合起来,把边疆治理成效同边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结合起来。应当准确把握新时代“治疆方略”的基本含义,正视边民和家庭是守疆护边“永不消失的哨兵”,城镇戍边是边疆治理的引领者和主力军,文化戍边是新时代“治疆方略”的新样态。实施新时代“治疆方略”的主要路径是：扎实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兴边富民行动,持续夯实边疆地区安全稳定社会基础,继续实施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着力抓好边疆地区风险治理制度建设,精心打造边疆地区周边的命运共同体。     

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进路

土司制度是明清王朝国家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政治基础，也是保障边疆地区稳定的必备条件。明清时期国家主导、上下互动、多元共治，无疑是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路，为王朝国家制度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历史、治理经验，对新时代国家层面的制度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认为，制度治理不仅要以国家为主导，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双向互动，而且需要“多元共治”。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在变革制度、完善制度、维护制度、督查制度等下功夫，实现国家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方面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增强国家制度治理的权威性。探讨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的进路，寄望于助力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地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例

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在“三治”基础上增加“政治”与“智治”,构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不仅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还是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通过对云南省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的案例审思,剖析民族地区脱贫乡村治理目前仍存在的现实矛盾：治理主体的逐利性与治理事务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治理手段的先进性与村民思想观念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硬治理的外嵌性与软治理的内生性之间的矛盾。在深入分析“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动因,论证“五治”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遵循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规范—治理目标为治理逻辑的“政治”“自治”“德治”“法治”“智治”融合的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基于治理实践,提出合理划分主体权责和保障程序公正、转变旧有思想观念和提高治理主体文化水平、强化宏观法律保障和兼具地方柔性约束等解决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现存矛盾的路径。     

西南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及其防范机制研究

西南民族地区是传统集中连片贫困区域,后脱贫时代的脱贫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仍然面临严峻挑战。脆弱的农户生计资本、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未形成规模优势的农业生产、反复无常的疫情风险等,给巩固脱贫成果和全面乡村振兴带来挑战,西南民族地区的规模性返贫风险依然存在。与个体农户的家庭突发风险不同,规模性返贫风险具有涉及人口数量大、覆盖地区广、发生机率高、溢出风险多元及难以防范等特征。民族地区的规模性返贫风险必须以预防为主,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同时注重扶贫治理的长效机制。规模性返贫风险防范首要积极建立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其次应依托乡村数字化治理平台进行新脱贫人口的返贫预警系统;另外还需在民族地区建构托底发展型的社会政策体系,保障民族地区民生事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最后应建立上下联动的民族共同体发展格局,提升民族地区韧性发展集体规模优势。     

作为边疆治理底色的人民治理：当代西藏治理的轨迹、经验与启示

从边疆治理理解,民主改革不应简单地理解是一场废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它还包含着中国边疆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此之后的西藏治理不再是国家统治者与当地统治者的联合,而是西藏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对边疆实施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特点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理边疆,其治理“底色”是“人民”治理,是新中国70年治藏效能提升背后的“治理密码”。“人民”治理是一种新的边疆治理观,也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简单地讲,这种治理方式是站着人民利益角度上治理边疆。治理“底色”为治理边疆提供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各种有利于边疆发展、稳定和安全的举措均得到实施。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显示“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治理办法的结果。同时,也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底色”,“人民”治理并不排斥其他先进的治理方式,恰恰相反,边疆地区是国家的特殊区域空间,与国家治理相联系,与非边疆治理比,有其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启示是,维护“人民”治理这个“底色”是边疆治理走向长治久安的根本方向。     

中缅边境战“疫”叙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凝聚——基于打洛口岸周边村寨的田野调查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中华各民族命运与共而形成的。中国在战“疫”中实现了中华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与升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特有的民族精神,它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础,蕴含着中国国家建构的价值指向,是验证中国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文章通过中缅边境战“疫”叙事,即境内外中华儿女对祖国边境疫情防控网格治理现代化的认知,强调在后疫情时代,各民族同胞要坚守为民、团结、奉献、奋斗及天下等战“疫”精神,增强“五个认同”,确保战“疫”的伟大胜利,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承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从“碎片化”到“系统化”: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转向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边疆地区远离国家中心区域又与多国毗邻,其社会经济发展与内地和沿海在发展程度上有相当的差距,往往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边疆治理除了面临传统安全的挑战外,还面临着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个方面非传统安全的系统挑战并朝着多元化、复杂化、复合化态势的趋势演化。因此,要推进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的“碎片整合”,实现边疆非传统安全系统化治理,要求从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全局视野与整体视角上,把握好非传统安全治理与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和规律,以系统观念把握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全局,以源头治理作为化解边疆非传统安全系统性挑战的根本手段,以聚焦重点破解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系统瓶颈,进而建构多元共治的系统化治理,实现边疆治理的系统优化,提高边疆治理化解非传统安全挑战的系统效能。     

民族地区“多层级协同治理”的结构特征与内在逻辑——以广西壮族自治区L县扶贫小额信贷实施为例

扶贫小额信贷是一种有效的扶贫到户形式,能缓解贫困人口资金匮乏的困境,激发他们的内生发展动力。以广西壮族自治区L县扶贫小额信贷实施为个案,通过深度访谈和非参与观察发现：在纵向上,L县将扶贫小额信贷目标分解,然后通过科层组织体系逐级下压给各乡镇政府和行政村,实行科层治理;在横向上,通过建立贷款贴息、风险补偿和利益联结等机制,L县政府、各乡镇政府和行政村又将农信机构、龙头企业、帮扶联系人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利益相关方等纳入治理主体的范畴,分别在县、乡镇和行政村这三个层面上开展协同治理。纵向科层治理与横向层面上的协同治理交叉,形成了一种“多层级协同治理”的模式,实现了“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治理效果。“多层级协同治理”既契合了中国单一制国家的结构逻辑,又契合了基层政府工具理性的逻辑,对推进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协同与跨域治理:“一带一路”中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

“一带一路”战略在给我国边疆地区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增大了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领域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国家主义”倾向、政府属地化管理、社会有限参与等为特点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模式难以适应“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非传统安全的跨域性、流动性和复杂性特点.因而,区域化的跨域治理模式就成为“一带一路”中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应然选择.跨域治理模式主张通过跨国合作、政府间协同、多元主体协作网络构建等途径,推动形成跨国家、跨区域、跨组织的边疆非传统安全协同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