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言符号建构

本文从静态的文献材料，剖析汉语文与民族语文的互动关系，考察语言符号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因。然后从动态视角，结合语言使用者（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社会属性，分析不同阶段、不同维度、不同场域的共同体意识话语建构，认为：语言符号是政治话语的容器与载体，政治语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语域；语言认同是情感认同的前提，是身份构建的必要条件；语言实践促使全体成员不断学习、实践、认同，是建构共同体成员身份的重要路径；语言景观为共同体成员提供持续不断阅读、评论和交流的机会，从而获得传播的活力，融入自然语言，进入社会生活，形成信念和价值观，以调整自己的行为，成功构建空间话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建构既要充分重视语言符号的工具性，又要关注语言使用者的能动性，多维度、有针对性地发挥语言符号的认同、实践及建构功能。     

族群边界互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稳定机制

多民族国家中,族群与族群之间不乏“边界”符号。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目前较少从族群边界理论的视角来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构建。通过引入族群边界的多级过程理论,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界,强调族群间不存在永恒的边界,正视族群边界将更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界划分为“外边界与内边界”,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外边界需要合理运用“制度环境、权力分配和政治网络”等因素,以期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外边界“制度、组织、文化和历史”的四重在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边界需要维持其“政治显著性、社会开放性、文化多元性和历史稳定性”,各民族采取多样的互动策略可加速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内边界的相对流动。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外边界的特征及互动策略,形成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机制,从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目标。     

民族·族群·社群·社区·社会共同体的关联分析

民族、族群和社群在某个特定空间范围按照不同的方式组合成了不同的社会共同体.但是,不同社会共同体的活动空间范围需要位于该空间(或社区)中的人们的集体建构与有效维护.社会共同体的存续、发展抑或散失、瓦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构成该共同体的民族、族群或社群的意识消长、竞争力大小以及国家的政策支持.民族与社群在不同的情境下会形成不同的共同体,并有可能朝着"民族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方向发展.族群的认同虽然也会随着情境变化而产生不同的认同,但它基本上是"文化"层面的,而且往往是运用这种"文化"上的认同去谋求利益或效益,亦即它更多地表现为"工具性"的生存策略.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重合和民族社区、族群社区与社群社区趋于一致的情况下,族群的"文化"认同亦有可能转化为政治认同.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认同要素支撑

建构各民族共通有力的认同,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性路径。认同是多层次或多要素的。从关联叠加视角而言,汲取政治认同要素、心理认同要素和文化认同要素等对于认同支撑至关重要。其中,基于政治认同要素建构的政治秩序和政治归属,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团结统一的合法性支撑;基于心理认同要素建构的价值取向和情感纽带,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依存亲近的情感性支撑;基于文化认同要素建构的团结根魂和同脉印记,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多元一体的共识性支撑。     

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本叙事——基于滇缅边境龙安村景颇族家谱的解读

家谱是族群共同体社会记忆的集体叙事。近十来年,随着跨境民族“家-国”命运共同体意识逐渐增强,滇缅边境的景颇族开始了家谱修编。龙安村已印制的孔、刀、刘三大姓氏的家谱都将溯本同源和共有家园作为叙事策略,凸显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体现了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基础的族群身份建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家谱不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定版”的文化表征,而且激发了跨境民族自觉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源动力,呈现出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建构实践逻辑。立足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研究边疆跨境民族家谱现象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文化嵌入视角下个体增强中华文化认同路径研究

文化具有民族性,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根基和力量源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一种身份建构和归属,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华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长远根本,文化嵌入是培育中华文化认同的现实选择。个体文化嵌入通过与文化信仰、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实践等文化核心要素接触,实现个体的文化认同。它不仅需在历史和社会政治背景中考量,还要与文化濡化和文化适应的经验相结合。增强个体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可通过文化嵌入的外显和内隐路径。外显路径始于文化实践,通过优化文化环境,拓展文化内涵,扩大文化接触域,推进文化实践日常化,统筹兼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形成发展合力;内隐路径始于建构文化信仰和塑造文化价值观,通过提升文化认知,形成文化自觉,坚定文化信仰,最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文化认同。     

新时代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生成过程与建构路径

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新时代如何建构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这是中国政府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根据认同心理过程，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历经个体自我认同、内群体认同和共同内群体认同，个体自我认同是其基础，内群体认同是其纽带，共同内群体认同是其范畴表征。因此，通过社会化实现海外侨胞自我认同从自我到共同体的由内到外建构，通过中国政府自上而下国家意志的社会传导，实现其从共同体到自我的由外至内建构，解决“我是谁”问题；构建多重互动网络，以个体间朋友(亲友、同乡等)角色互动为基础，获得内群体身份(民族身份),促进其内群体认同，解决“我和谁一样”“我和谁一起”的问题；以跨群体、跨地域互动为基础，促进其共同内群体感知相似性，建构共同内群体身份(中华民族身份),最终建构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解决“我为什么要支持现存政治秩序”问题。     

从节日影像志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与认同

从政治、文化和经济等维度来看,中华民族始终是连续的超稳定体系,多民族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携手共进,这是中华民族自然空间、历史起源、文化发展和媒介叙述共同作用建构的。这些“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的民族文化景象,值得影像媒介去系统化深描。各民族节日影像志以一种深描的方式,从根深蒂固的民族节日文化中,洞察鲜活的中华各民族文化新常态：各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各具特色”,少数民族节日中地方文化与官方话语“和而不同”,社会关系和社会变迁嵌入影像叙事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之音”,由此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自信与自觉,建构起丰富的民族形象和文化肌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研究中华民族问题时不能回避的两个概念。当前学界在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时出现了忽视中华民族认同问题，强调的“共同性”是指56个民族之间的共同性，把中华民族作为56个民族的总称，甚至否认中华民族是民族实体。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底与主干，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体现着对“中华民族”的情感归属与赞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建构科学的中华民族观，并在社会生活中传播中华民族知识，同时，要依据中华民族的结构、历史、文化等民族特点来构建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命运共同体。     

智能算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的再构研究

网络平台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政治传播的一个向度,全新场景下的用户与传统概念上的受众截然不同,各民族的“人”本身发生了进化、异化、云化,传播模式也由此产生了本质性位移,诸种变化和位移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和土壤。智能算法在信息推送、议程设置、于传统政治传播权力消解层面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场景进行解构与变革,使得算法日益成为引导政治传播规则、资本营销模式的重要且核心元素,而传播的算法化也需围绕网络共同体的重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再构层面进一步实现碎片场景、消费场景、仪式场景的融通,以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实效。智能算法时代的网络空间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再构的重要意义在于族群边界重建、族群集体记忆重构,甚至族群认同重塑的可能性,为政治传播主体和各民族网民提供了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场景,提供了“自上而下”与“由下而上”共同书写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可能。     

论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及其现代建构

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其成员对族群文化的反思性行为,是社会现代性的产物。它经由文化层面的冲突、反省和调整而得以形成。跨界民族在文化认同区分、凝聚和动员等主要功用的基础上对族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产生影响。民族国家应推行积极的民族政策,引领跨界民族完成其现代建构,即从文化认同走向文化自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基本逻辑——从媒体话语叙事到文化价值认同的新透视

中华民族理论探索和构建的过程始终立足于近现代中国的现实发展。本研究通过对意识观念萌生、文化历史溯源和社会现实观照三个方面的历时性梳理,试图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基本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工作的认识和新时代民族思想指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在凝聚成为党和国家在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础。在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不同媒体的话语叙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独特的内在传播逻辑。机构媒体兼具权威性和拟人性双重风格,在传播叙事中强化国家整体性。平台媒体的技术赋能,也强化了议题的交流讨论和用户的具身体验。内容生产者利用自媒体进行个人叙事,更多主体参与到中华文化的主动阐释和书写叙事,传递民族独特性。中华文明是在互相学习、吸收、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各民族文化和而不同,各有特色,各民族在遵从各自的民族认同的同时,又始终秉持共同的价值认同。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不同的媒体话语叙事中得以发展、强化,技术的发展进步为不同民族和地区的人们进行民族话语表达和民族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的表演和展示平台。     

试论“文化寻根”思潮中的少数民族书写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中,少数民族的族群书写和身份认同曾经有效地参与了对文学史的建构,本文从民族书写对文学话语空间的拓展、少数民族作家的＂自我表述＂与被＂他者＂表述之间的悖论、作家自我身份认同与族群身份建构的困境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并在这样的脉络上思考少数民族书写在＂文化寻根＂思潮中的独特价值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虎文化叙事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虎文化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整体发展轨迹来看,虎叙事从先秦至明清,经历了形成期、发展期和繁荣期三个阶段,深植于各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中。王权一统和秩序建构、抗争意识以及虎信仰与儒家思想共融是虎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典表述;对当代虎故事文本的行政分布、族群传承和故事类型的考察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兼具历史的延续性与现实的发展性。虎文化叙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巩固集体记忆、共铸民族品格和强化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终指向是对共同祖先的认同和尊崇,以及由国家一统与抗争意识带来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及道德风尚良好的大同盛世。对虎叙事这一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和思考,将有助于增强各民族价值观念的同一性和共同性,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民族旅游文献中的文化认同研究

文章对近年来国内外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发现国外对于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地方族群的文化认同、地方族群的文化变迁以及民族艺术品的转化与复兴等四个方面.而国内对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族群身份与文化认同、现代化与民族文化复兴等两个方面.文化认同既有来自主流社会的建构,也有地方族群的自我认知.在旅游发展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场景中,频繁的人员流动和文化之间的交往接触引起地方民族对我者和他者的文化判别,进而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考量.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途径研究

通过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调查和原因分析,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等方面都有待加强。因此,要大力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条件,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政治认同;要着力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增强文化自信;加强中华民族共同历史的教育,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价值认同,从而使其在培育自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担当起国家民族政策的宣传者,担当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的责任,带动少数民族群众广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繁荣。     

全球化与地方性:认同的全球化话语——基于同仁县"五屯"地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个案分析

本文以人类学视野借助田野个案来侧重考察广义的"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尤其是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对相关的一些身份认同,诸如族群/民族身份认同、国家认同和国民身份建构以及公民认同等的影响。     

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由民族属性所衍生的话题

民族作为一种人们共同体,既有文化属性,又有政治属性,基于此可将民族划分为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于是,学术界由民族属性衍生了关于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纠结的话题。伴随西方"族群"概念的引入,我国部分学者将文化民族等同于族群和将政治民族等同于民族,并主张以族群替代民族的观点,其实质上就是通过民族的"去政治化"或"文化化"而人为地实现政治民族转向文化民族。本文认为,在中国,提倡民族的"政治化",未必会强化民族认同而削弱国家认同,对国家的稳定、统一与发展形成挑战;同样,主张民族的"文化化",也未必能够淡化民族色彩,模糊民族意识,有效地解决当前存在的民族问题。显然,只有客观地看待民族属性,科学界分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才能促进民族的自身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现代国家与族群记忆重构——以西南民族地区为考察对象

在中国的多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族群记忆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在实现了对族群文化价值传承的同时,也凝聚起少数民族共同体共同力量,进而形成对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和忠诚。而在其中,国家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国家在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当中,试图通过控制和重构历史记忆来引导少数民族成员实现对国家的认同。其中,少数民族的民族教育是重要的柔性途径,国家在对少数民族的族群权利保障是重要的硬性途径,它们共同为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坚实基础,实现了在对本民族文化认同基础上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推动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现代化进程。     

广州城市流动少数民族身份认同探究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重要主体,其主体身份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流动人口不断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城市治理应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升为国家行动和社区网格化管理具体事务。本文根据广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集特点及其城市适应程度,采取典型抽样的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考察了广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民族身份、职业身份、地域身份和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状况及其内在结构,提出以制度改革保障城市身份认同,以职业教育促进职业身份认同,以各民族共享的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认同,以社区为纽带凝聚地域性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