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与构现：《中国丛报》与“兴泰行商欠案”报道研究

“兴泰行商欠案”是研究行商制度的一个典型案例,1837年《中国丛报》对该案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报道和评论。因立场原因,《中国丛报》并未全面揭开商欠案背后的真相,而是通过选择性报道将行商制度的存废议题引入大众视野。通过一系列相关报道,《中国丛报》将兴泰行破产的根本原因归咎于联合担保的行商制度和粤海关部的敲诈勒索,暴露出外商与行商之间的贸易困境。《中国丛报》以此为契机搭建话语平台,在探讨解决路径的同时,也扮演着组织和引导舆论的作用。     

试论西方国家商业经营方式的演进

一、从行商到坐商的演进最古老的商业是异族共同体之间的交换关系。在西方古代贸易中,它派生出三个产生行商的途径:第一,以领主的名义进行商业活动的“推销员”和代表大修道院领主进行商业活动的“营业员”。这仅是行商的萌芽,因为他们还不是独立自主的商人,而是专为他们的主人服务的雇工。第二,与此同时,那些隶属于特定共同体的“外人集团”(商业氏族)也就在各地应运而生成为行商了。因为血缘关系,他们不能成为共同体     

十三行行商颜时瑛家世事迹考

清代十三行商,自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作了全面研究之后,数十年来,学术界对十三行研究有了深入发展。可惜由于资料不足,对早期行商的情况,仍难充分了解。本文根据新发现的资料,考索了早期重要行商泰和行的建立和盛衰过程。对该行东主颜时瑛的家世、生平、经营手段、官商勾结等方面逐一考述,从而可一窥早期行商的面貌。     

广州行商吴健彰拼购“西夷舰队”

十三行后期,行商吴建彰拼购"西夷舰队",镇压农民起义军,充当了清廷刽子手角色,这是行商群体中最为国人不齿的败类行为,但也从负面助推了中国武装力量通向近代化的大门。     

文澜书院与广州十三行商

在广东书院发展史上,文澜书院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仅是广州西关绅商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时一个因缘际会下的附属产物,还是清代书院制度与广东书院文化发展下的时机选择,更是广州十三行行商家族主动融入地方士绅圈和参与地方事务管理的着力举措。文澜书院不仅为行商带来投身地方公益的口碑与荣誉,为其赢得了在商言商、遇绅而绅的身份认同,更为行商家族实现"由商入仕"的发展战略提供平台与契机。     

晚清蒙古台站弊端

晚清蒙古台站运力有限,传递文报尚可,一旦有大规模军事行动,各台站不仅要转递大量文报,且需转运粮饷、军需,同时要应付过往官兵,台站压力过大,不堪重负。来往台站的官差夹带行商,于定章之外需索驼马,加重台站负担。官差夹带行商,成为晚清蒙古台站一大弊端。蒙古台站实施分段负责之制后,正台更加依赖帮台。帮台蒙古各旗拒不应差,导致台站废弛。     

鸦片战争前十三行并未垄断中外贸易

对外贸易是指国家(或地区)间的商品交换,其中既有正常的合法贸易,也有非法的走私活动。长期以来,人们在论述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时,一般都认为:广州十三行完全控制了这行业,垄断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有的认为,在广州的进出口贸易中,除了几种手工业品在行商加保的条件下,允许外商与散商交易外。“其它大宗进出口商完全由行商垄断经营。”有的认定行商完全控制中外贸易,“一切外国进口货物均由其承销;一切中国出口货物也均由其代售”。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鸦片战前三、四十年间,十三行在对外贸易中的强有力地位遇到了多方面的挑战,它实际上并未完全控制中外贸易。本文拟就此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论我国商人演进的近斯趋势及其发展前景

本文认为,农民经纪人队伍的扩大、从经销商到企业家、从地域性商人到网上商人的崛起、从内商到外商、从勤商到儒商、行商与坐商的有效结合是我国商人的近期演进趋势;并对其发展前景做了理论上的概括.     

三峡游

滚滚江波浪涌怀，碧湖万顷豁然开。千帆驶过行商去，万水喷流变电来。巴楚繁荣无限美，洞庭沃野藏粮才。洪灾永逝三峡乐，光耀中华伟业兴。     

清前期国内贸易政策初探

清代官方的商业政策是针对不同的商业人群和商业活动而制定的。其商人按照其经营方式划分,分为从事纯商业活动的商人（行商和坐商）,包买商（既从事手工产品的生产又兼营商品的买卖）,商人大地主及经营高利贷者三类。按照其经营性质划分,分为民商（一般商人）;官商（经营食盐的商人）和洋商（行商）三类。此外还有漕运和海运两种商业形式。清初期政府实施的商业政策主要有“减免商税”;“控制牙行、埠头”;“打击粮贩投机”;“放开非商品性产品”;“放开漕运贸易”等政策。     

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茶叶贸易研究

18世纪至19世纪末期的陆上茶叶之路,从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区延伸到莫斯科,全程超过4.5万里.陆上茶叶之路以恰克图为中心,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19世纪中叶以前,这条贯通欧亚的陆上茶叶之路的贸易一直由山西商人主导.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以武力推动对华商务扩张,外商在华享尽各种特权,华商在与外商竞争中纷纷败北,执塞外贸易之牛耳的山西商人也不得不退出对俄茶叶贸易,茶叶之路为以沙皇政府为后盾的俄商垄断.     

18世纪后期广州鸦片贸易规模推算(1780—1799年)

鸦片贸易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但目前对华鸦片贸易的统计依然不够完整和准确,尤以18世纪的鸦片贸易为甚。反映18世纪中前期鸦片贸易状况的史料仅有只言片语的记载,18世纪后期相对增加。根据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前期广州鸦片贸易的部分可靠统计数据,采用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的方法,可推算18世纪后期尚未有统计的年份,以此来推算此时广州鸦片贸易的规模。共分为广州鸦片贸易价格、贸易数量、贸易价值三个部分来展现此时广州鸦片贸易的状况,得出此阶段共有4万余箱价值1 200多万两白银的鸦片输入。     

华洋之争与抗战前的广州煤油市场

从20世纪初期起,中国煤油市场逐渐被美孚、亚细亚和德士古三家外商公司垄断。为打破这种局面,30年代时大批广州华商通过炼制土制煤油,力图与外商三公司争夺广州煤油市场。然而经过一番激烈竞争,由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以及当时广东陈济棠政府为换取外商预缴煤油营业税款而放弃支持华商,最终导致广州土制煤油市场瓦解。     

汉萨商人在英国的活动及其对英国社会的影响

13世纪，德国汉萨同盟商人凭借优势进入英国，并逐步掌握了英国大部分对外贸易。当英国作为民族国家兴起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之时，汉萨同盟却走向衰落，汉萨商人也在16世纪末退出了英国。汉萨商人对英国产生的影响不应忽视。他们向英国国王的贷款，缓解了国王财政拮据状况，抑制了国王与各阶层的矛盾，有助于社会稳定。他们从事英国羊毛和呢绒出口贸易，有助于促进英国羊毛和呢绒的生产，有助于英国与国际市场对接。在汉萨商人带动下，来到英国的德国资本和移民，还为16世纪英国采矿冶炼等“大工业”部门的兴起做出了贡献。     

17世纪锁国体制下中日民间贸易兴盛原因探究

1 7世纪 ,中日两国分别实行了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 ,两国的官方贸易完全停滞 ,但民间贸易却兴盛不衰 ,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是锁国政策与中国区域社会利益的矛盾 ,中国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对市场的需求以及日本江户幕府对中国商船去日贸易的鼓励等。     

夷务与商务——以广州口岸毛皮禁运事件为例

1791～1792年广州口岸的毛皮禁运事件不是由单纯的商务纠纷所引发的,它涉及到了中俄间的政治冲突。广州与恰克图两个口岸相隔万里,却互相牵连。由清廷、地方官员及外国商人对这一事件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清朝的夷务管理与对外贸易间的关系,外贸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为政治所制约的。清朝的夷务管理政策已逐渐与实际的需要脱节。     

论胡商形象出现于唐人小说的商业原因

胡商作为崭新的文学形象最早见之于唐人小说,与唐代商业的各个层面紧密相关。唐朝国内经济繁荣、市场稳定,激发了胡商来华的热望;唐政府对外开放的商贸政策和积极招商的措施,使胡商来华经营的各种条件得以具备;而当时的商业观念,又主导了小说家们对胡商形象的具体描绘。     

晚明澳门与日本贸易中的中国丝织品

大量史料证明,在晚明近百年间,经澳门葡萄牙商人之手输往日本即所谓澳（门）日（本）贸易中的中国丝织品,数量庞大,品种丰富,贸易价值亦相当可观。由于丝织品本身的特性,它不像生丝那样使用总括议价的一次性批发方式进行销售,而是采取更为市场化的方式逐一售买。作为晚明海上丝路文明的重要一环,相关细节的考证可为大航海时代的整体研究提供借鉴与帮助。     

略论朝鲜与清朝贸易的形态和意义

朝清两国在宗藩关系的架构下,双边贸易按性质可分为公贸、私贸和密贸。公贸主要包括朝贡贸易、边境贸易和使团贸易;私贸一般指在公贸过程中的非法贸易,如后市贸易;密贸是指私商们进行的纯粹意义上的非法走私贸易。由于封建的历史局限性,两国对经贸的多方限制,至19世纪末宗藩关系的解体下,双方的传统贸易关系亦终结。分析朝清贸易,对于现今两国贸易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十三行及行商的文学形象研究——以《红楼梦》《蜃楼志》《开洋》为例

十三行是清代中期外贸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十三行研究成绩斐然,本文从古典小说《红楼梦》、《蜃楼志》及当代小说《开洋》入手,试图发掘十三行及其行商在古今小说中的文学形象,以期待为十三行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及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