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考

现代语言学传入中国后,人们便用“方言”来对译“dialect”。但事实上两者并不完全对应。“方言”这个词语大概可以汉代扬雄所著的《方言》一书,但书中包含了一些非汉语的异质成分。历史上,“方言”“国语”既可以指汉语,也可以指其他语言。文章试图清理有关材料,就中国古今不同的语言、方言称谓作一番梳理。     

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丛书出版

由经济科学出版社精心组织,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南开大学副校长逄锦聚、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林岗等一批中青年学者担纲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经济学系列”首批4本(《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视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实践价值》、《(资本论)的现代解析》)近日在京举行首发式。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及部分高校的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对该系列丛书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经济学系列丛书的推出,对强化马克思…     

孔子的仁学与“心学”

古今学者对孔子之于“心学”的开创之功,一向注意甚少而论述乏人。事实上,孔子之仁学,本与心学不二,《论语》《孟子》中所见孔子论“心”诸说,早已为后儒埋下建构心学之种子。本文从“仁”与“心”的即离关系、《孟子》所载孔子“论心四句”的心学价值、孔子忠恕之道的心学内涵、孔子“用心”说及其余绪四端加以论析,认为孔子论“心”,乃有显、隐二端,显者出之以“仁”,隐者证之以“恕”,二者本同而末异,殊途而同归,对于后世心学之本体论、认识论、修养工夫论之建立,实有先导发轫之功。     

宋词疑义二考

周邦彦《兰陵王.柳》和晏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这两首词脍炙人口,但“柳阴直”和“两重心字罗衣”这两句如何理解,历来看法不一。本文通过考证,认为“柳阴直”之“直”乃“长”之义,“两重心字罗衣”是指绣有重叠的心字花纹图案的罗衣,寓有心心相印之意。     

《老子》“宠辱若惊”章新诠

郭店简《老子》“”仍应释读为“惊”,它本作“惊”并非误读。“宠辱”不是并列关系,不是动宾结构,不是偏义复词,不是特有概念。“宠辱”实意为宠即辱,“宠为下也”进一步说明得宠乃卑辱之事。正如“大患”是对“贵”的价值判断,“辱”“下”都是对“宠”的价值判断（“下”即“辱”）,故章首两命题宜断句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郭店楚简本将“人”字断在本章章首乃误点句读。老子在此是做价值重估,从而颠覆以“宠”“贵”为上的世俗价值观。     

国外学者如何看待《资本论》

目前 ,我国学术界很多人认为 ,马克思写于 19世纪后期的《资本论》已经完全过时 ,应该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完全取代《资本论》 ,作为一种惟一正确的现代经济学占领我国的经济学术领域 ,并成为我国制定经济政策的惟一依据。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 ,他们还引用一些经过选择的国外学者的评论 ,以证明他们的观点是世界公认的。本文针对上述情况 ,对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的看法作了客观概述 ,论证了《资本论》研究在当代、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传承与创新一例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记录于1908年,但是直到2008年才出版,因而是非常宝贵的新的研究资料.章太炎是汉语言文字学承前启后的大学者,这部《说文笔记》鲜明地体现了章氏学术的传承与创新.本文从“孔”、“好”互通的例子出发,讨论章氏于汉语言文字学的传承与创新.“好”与“孔”通假,《尔雅》以下皆发之,而章氏谓“孔”亦与“好”通,则发前人所未发.章氏此说,解决了以下问题:1.“孔”字嘉美义的来源.2.程度副词“好”、“很”等的来源.3.补足辞书编纂.     

汤稼堂《律赋衡裁》与清代律赋学考述

汤稼堂指导编纂并审定的《律赋衡裁》刊刻于清乾隆 2 5年 ,是清代重要的律赋选本 ,其中汤氏撰写的“例言”8则及“余论”48则 ,尤为清代学者引录的律赋学文献 ,然因汤氏文名不显与兹书流传未广 ,有关《律赋衡裁》与汤稼堂对赋学研究的贡献 ,至今隐而未彰。考察汤氏《律赋衡裁》的理论贡献 ,要有数端 :一是律赋史观的确立 ;二是律赋“尊唐”艺术观的初成 ;三是以句法为中心的律赋批评体系的建构 ;四是书中余论部分为目前所见清代最早的赋话形式。而观其对清代律赋学的影响 ,又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即首开独立的律赋批评以及其“尊唐”艺术观启导清代律赋批评之重要路向。     

也谈“人”字结构

中国的每一个汉字的形成都在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规则的范围之内，无一例外。“人”字，按照以上规则界定，当属于象形字。现代书法家邓散木在《说文解字部首校释》中，对周代金文“人”字解释：象人侧立之形，侧立，故见其一臂一胫。可见，金文“人”字是人体形态演变而来的。后来，人们对楷书“人”字结构的解释又有新说，并赋予新的含义。一曰“支撑说”。说“人”字是两人的结合体，一撇为一人，一捺为一人。即“人”是相互支撑的。我们的祖先在造“人”这个字的时候，从良好的愿望出发，期盼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团结、…     

唐传奇《莺莺传》悲剧新探

唐传奇《莺莺传》是“西厢故事”的源头 ,它所讲述的爱情悲剧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始乱终弃” ,实际上是女性“自献”的悲剧 ,其根源则是传统两性文化中以“男主女从”为要义的男权意识。     

从《大学衍义补》看邱濬对“华夷之辨”的释读

邱濬的《大学衍义补》一书以其恢弘的史学视角和满富激情的历史评论,对儒家原典中的＂华夷之辨＂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补释,该书不仅重点诠释了中国传统对外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些主要特征,而且对古代外交政策中的得失给予了辩证而理性的评价。尽管邱濬受时代影响,对前代历史尚存一些偏见,但是,作为一代政治家和思想巨匠,邱濬的历史批判精神、勇于提出问题的魄力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仍值得我们充分肯定。     

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综述

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即中国奴隶制问题自20世纪20年代末讨论以来,聚讼纷争,至今尚无定论。其讨论大致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围绕中国社会史问题;第二阶段围绕古史分期;第三阶段形成"三论五说"八种不同意见;第四阶段"中国未经奴隶社会论"再度兴起。综观80年的讨论历程,有些问题值得认真反思:首先,应将政治界限同学术分歧区别开来;其次,要辩证地看待革命导师的意见,破除教条主义;最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讨论仍需用民主讨论的方法进一步推向深入。     

法显与《法显行传》

法显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卓越的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并返回的大师。《法显行传》详细记录了法显求法的历程,集中体现了法显坚强的性格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对于当代心灵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一、信仰与坚持;二、胆识与忘我;三、团结与爱国。     

孔子《论语》教育思想的五个新解

《论语》是孔子教育学的忠实记载。虽然后人对《论语》中“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自行束脩以上”“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有教无类”这五句孔子教育名言有传统的主流理解,但事实上也存在一些不同见解。对于五句教育名言的确切解读,应该从孔子整体的教育教学思想、理念、智慧、态度、方式方法,以及词源学、语法、训诂和常识等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以获得更为科学的新解。     

《丁约剑解》与传奇文体问题

自鲁迅以来,传奇作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文体之一种,历来为学界所公认。而牛津大学杜德桥的《〈丁约剑解〉:唐代叙事作品分类的一个难题》一文,通过对《唐阙史.丁约剑解》的分析,对传奇这一分类的意义、明确性及其在阅读和批评过程中的实际效果都提出了质疑。文章追溯了鲁迅对唐传奇问题的论述,针对杜氏的文章,结合对《丁约剑解》的评议,讨论了传奇文标准,区别了“传奇文”与“传奇集”在分类上的不同情况,论述了传奇分类的合理性,提出了把握古代文言小说分类应注意的问题。     

"巫术时代论"影响下的中国古史研究

将史前中国解释为巫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对历史上各种来源多样、性质复杂的传说不加辨析和区分,而是一无例外地视为著名巫师及其巫术的证据,这是近年来中国古史研究中一种显著的错误倾向.作为西方古典人类学单线进化理论的产物,这些解释不仅错误地判断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现实主义特质,与历史的实际大相径庭,同时也造成对大量古史材料的误读,使古史研究陷入不必要的混乱之中.     

中国古代感生神话非图腾崇拜说初论

2 0世纪的中国学者看到中央澳洲土著的图腾感生信仰与中国古代的感生神话有表面的相似性 ,故而对其作了图腾主义的解释。但考虑到图腾制度的复杂多样性和不普遍性 ,中国文化的现实主义主旋律 ,以及中国的感生神话出现在文明时代等因素 ,中国的感生神话实际上并非图腾信仰的反映 ,而是体现了“宠神其祖 ,以取威于民”的现实主义思想。学者之所以误把中国古代的感生神话当作图腾崇拜的反映 ,是受古典进化论影响的结果。     

《诗经》中的天文星象

《诗经》不只是展现给我们文学的一面,它也是一座极为丰富的矿藏,内涵是多方面的,传统研究《诗经》者有"名物学",后世治《诗经》者多从"博物学"一系。为了对诗能有一个更为深透的理解,对《诗经》的天文星象作一些探究也是必要的。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nese Discourse in Literary Studies Based on Current Practice

There are two mistaken tendenc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nese literary discourse in academia. One is the “red dancing shoes” phenomenon, where scholars run helter- skelter after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the other is the “bound feet” phenomenon, where tradition-bound scholars believe that tradition must be kept unchanged and tha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should be cleansed of all alien elements. Neither approach is desirabl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should be grounded in present realities and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substance and function. “Substance” has to consist of China’s present literary creation and critical practice; only thus can we appropriate Wester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in the service of today’s needs, and make the ancient serve the modern and the foreign the Chinese. This will enable us to develop a literary discourse that is both contemporary and Chinese.     

"礼器"的文化阐释

郑玄、孔颖达等训诂大师皆将《礼记·礼器》篇名及篇首“礼器”之语诠释为“礼能使人成器”。这种解释与孔子“君子不器”的哲学命题相悖 ;孔子和儒家认为人乃“天地之心” ,礼是人治国、修身之器 ,故“礼器”不得解释为“礼能使人成器” ;儒家坚信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仅有一器之用 ,而应该成为博学通才。“礼器”当为古汉语判断句式 ,意思是“礼是器具” ,可以理解为“礼是人修身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