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何其芳在当代红学史上的地位——兼评余英时先生的“两个世界”说

<正> 何其芳同志在当代红学史上的地位,是一个在当前必须说清楚的题目。人为地阻止或平息这种评说是不明智的,也是阻止、平息不了的。譬如一九八一年就曾因对红学三十年的评价(自然也包括对何其芳在当代红学史上的地位的评价)而在《文学评论》与《红楼梦学刊》开展了一场论争;这场论争刚刚展开据说就被人为地阻止了。但论争却并未平息,此后报刊上还常常揭载这方面的文章。最近在武汉召开的首届当代红学研讨会,就涉及了李希凡、何其芳等人的评价问题,预示着一场讨论范围更广、更大也更     

新时期红学研究的“定海神针”——漫话冯其庸先生和红学

冯其庸先生红学研究到底取得哪些方面的成就？给新时期红学带来什么影响？应该有人作全面深刻的研究和总结,写篇皇皇巨著的博士论文。作为多年受益于冯其庸先生的后学,简要说几点体会。     

误解与知音——从余英时的“两个世界”到“红学探佚学”

余英时和宋淇的红学研究,本质是追求曹雪芹的“原意”和《红楼梦》原著的完整艺术构思,其实与红学探佚研究一脉相通。他们追求的“红学革命”没有实现,根本原因是当时探佚学还没有大规模突破,以及他们缺乏更宏观的文化视野。是探佚学实现了他们的未竟之志。《红学通史》对文本意义阐释之绝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使它的某些“视界融合”陷入悖论。     

论宏观红学——关于红学“突破”问题的一个思考

<正> 几年前,在英国耶鲁大学任教的余英时先生,出自“为红学研究寻找出一条可能的新路向”的考虑,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认为以“曹学”为主的“考证的红学发展到今天已显然面临到重大的危机。……”①余先生这话是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发表的。那时,国内的红学研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引下,刚刚有了新的起步:定期的季刊《红楼梦学刊》(每辑约二十五万字,现已出至第十七辑)和不定期的丛刊《红楼梦研究集刊》(每辑约三十六、七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典范——学习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一部系统地深入地论述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它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详尽而深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规律,阐明了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阐明了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大为发展了《中国革命和中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典范——学习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一部系统地深入地论述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它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详尽而深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规律,阐明了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阐明了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大为发展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首次明确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观点。《新民主主义论》是在一九四○年一月发表的。这时候,蒋介石国民党集团掀起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竭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企图为投降日本扫清道路。他们在军     

略论“同志”、“先生”的英汉文化内涵

英、汉两种语言中有许多词义对应的词汇，但由于英、汉语言在政治、历史、宗教、信仰、社会习俗、价值观念等方面具有累世承袭发展起来的民族个性差异，因而词义近似的词并不能对等表意，交际中往往达不到意想的效果。英语教师务必要将文化教学贯穿英语教学始终，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注重文化差异，排除交际障碍。     

时间、生命与直觉——论柏格森哲学的问题意识和“新”路向

本体不是通过概念思维所能达到的,而要靠直观来把握。这一观点并非柏格森的原创。在普罗提诺（Ｐｌｏｔｉｎｕｓ）等新柏拉图主义者的作品中我们就能读到相关的论述。然而,在新柏拉图主义者与柏格森之间存在如下重大差别：前者把永恒不变的理念当作最高实在和把流变的世界万象当作幻影;柏格森则倒过来,他告诉人们：倘若你试图认识实在,那么你就跳入到那条“流”本身中去直接体认那种活生生的东西。他主张依靠对意识绵延和生命冲力的直觉建立本体界的形而上学,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和概念思维建立现象界的科学。     

中国诗学“意境”阐释的若干问题——与蒋寅先生再讨论

"意境"阐释是中国诗学古今贯通的课题。"意境"阐释中的历史意识,始终与美学意识交织在一起,需要针对具体问题作出理性的辨析。基于魏晋以来诗歌艺术实践的唐宋"意境"诸说,除明确提出"意境"概念之外,更有关于"意"与"境"之结构模式的深入阐释。苏轼"境与意会"说是中国古典"意境"阐释的基本意向。明清以来的"意境"阐说具有现象描述和价值判断的双重内涵。王国维在认可严羽"兴趣"说、王士祯"神韵"说的前提下进而"探其本"。探讨中国诗学的"意象"和"意境"说,需要本着具体语境具体分析的精神来精细解读相关文本,需要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概念间的"丛生"关系。     

辨明红学方向、探究红楼艺境:宋淇的红学研究——当代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宋淇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中,他的红学研究致力于辩明红学方向、探究红楼艺境,由“识小”而“识要”,小中而见大,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并将《红楼梦》置于世界文学之林作比较研究,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新见颇多、启迪颇多,为《红楼梦》的意义阐释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宋淇的红学研究起点高、视野宽、路子正,并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其学风和文风都堪称治学的典范.     

质疑现代科学纯粹的西方文化渊源——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余英时先生认为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教派开启了西方特殊的数学传统,并且认为这种传统一直被西方所秉承,从而为现代科学的兴起构建了纯粹的西方文化脉络。文章通过分析西方的文化历程可以发现,其文化内核是一种非决定性的、开放性的二分法思维,毕达哥拉斯教派的数学研究只是这种思维方法在文化形式上的阶段性选择,而这种思维方法通过吸纳人类历史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种文化精粹,才推动了西方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因此,西方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应简单地归结为西方某种原初文化形态所决定的必然产物。而西方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也会呈现出区别于西方的个性,中西文化将在维系差异中交互共存。     

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中华大文化还有经史子集形式之外的“载体”———这就是《红楼梦》。红学是中华文化震动世界的三大高峰和三大显学之一。甲骨学代表了中华早期文化造诣;敦煌文化,可包括南北朝、隋唐这个极不寻常的文化历史大阶段;《红楼梦》,可包括宋元明清这一大段历史的文化精神实质。三者都代表了一个重要时代历史文化发展的辉煌遗产。其“学”的形成,在于它的内涵底蕴的极其丰厚与“重新发现”。三者并列无愧。《红楼梦》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文化状态的神奇表现。《红楼梦》是理解中华文化的总钥匙。从中国学术发展的本质看,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新国学”是时代推迁之势所带来的必然的演化发展。红学研究中有两条重要比喻未能引起重视。一是美国学者提出的《红楼梦》是“研究、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主脉”的崭新命题。《红楼梦》不宜冠之“百科全书”,因似有“知识摆摊”之嫌;它是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生命精气贯注、运行流动不息的“主脉”。二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华林”。贾宝玉并非要做一个“华林挽歌”的撰辞人,我们的红学也不能是为了“歌颂悲雾”而不礼赞“华林”。     

从“自传说”、“典型论”向新批评范式的转换看当代红学的发展 ——百年红学若干个案的考察与反思

以"自传说"与"典型论"两种研红范式为基点,从"问题意识"出发,在对20世纪百年红学进行回顾与反思过程中,应当指出上述批评范式不同程度地遮蔽了<红楼梦>审美视线,因而其诠释维度有限;同时,也必须肯定它们在红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对百年红学若干个案的考察与反思,有利于对新世纪红学的突破契机、发展前景进行期待视野中的前瞻展望.     

辨红学公案、探红楼艺境:曾扬华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八

曾扬华的《红楼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红学公案研究即钗黛之辨,二是人物论,三是艺术论。其代表性著作诸如《钗黛之辨》、《红楼梦新探》等,尤以《钗黛之辨》的学术意义最为醒目。《钗黛之辨》是对红学第一大公案这一论题进行的全面而系统的考察与辨析,为《红楼梦》人物论的进一步拓展,树立了又一种可取的典范。     

“两点两论”：胡文彬的红学研究成就——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二

胡文彬的红学研究大体可用＂两点两论＂来表述。所谓＂两点＂,即两个基本关注点：一是《红楼梦》与红学传播交流史,二是《红楼梦》版本包括抄本与程高本研究;所谓＂两论＂,即＂红楼人物论＂和＂红楼文化论＂。＂两点两论＂可谓胡文彬文学批评观点和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胡文彬解悟《红楼梦》的着力点。     

也谈阿Q的“革命”——兼与支克坚、陈继会同志商榷

《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第四期发了支克坚同志的《关于阿Q的“革命”》一文(以下简称“支文”),认为鲁迅在阿Q的“革命”问题上,发现的不是农民的革命性,而是“当时中国一部分农民同革命格格不入乃至背道而驰的思想意识”,阿Q无论在“革命”前或是     

也谈“中国革命史”的称谓及上限问题——兼与冯明科同志商榷

冯明科同志在《关于“中国革命史”的称谓及上限的反思》(载《宝鸡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89年第4期复印)一文中认为,在通行的教科书中基本上都使用“中国革命史”这个名称,这是不妥的。理由有两点:首先,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看,把它称作“中国革命史”和历史事实是不相符的。其次,从“革命”一词的含义看,将该学科笼统地称之为“中国革命史”也是不符合逻辑的。建议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史”这样的名称。民主革命史的上限,作者界定在1898年,其标志是戊戌变法运动的发动。我对“称谓”和“上限”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借此机会求教于冯明科同志,论述有遗漏和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关于阿Q“革命”及其典型性问题的几点质疑——与马冀同志商榷

我在《关于阿 Q“革命”的初探》(见《延边大学学报》一九七七年第三期;(下简称《初探》一文中,针对那种对阿 Q 性格中“革命”因素渲染过份的倾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阿 Q 不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阿 Q 在鲁迅笔下是一个否定的典型,对于阿 Q 的所谓“革命”也没有抱任何赞扬与肯定的态度。马冀同志对此提出了批评与指责(见《延边大学学报》一九七七年第四期《也谈阿 Q 的“革命”及其典型性》;下简称《也谈》),这是正常的。因为,我的一些看法,如在《初探》一文开头时讲的那样,是很不成熟的,有些观     

考论结合、建构新说：张锦池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三

新时期红学研究最突出的特征是红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硕果累累,尤其《红楼梦》研究名家的成果以及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更是令人瞩目。譬如张锦池的《红楼梦》研究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对《红楼梦》思想艺术和人物形象等深刻而系统的认识与价值评价方面,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红楼十二论》与《红楼梦考论》等。张锦池在红学研究中善于见人之所不能见,并提出新见解、新思路,考论结合、建构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