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赎罪到涅樑——张贤亮大墙文学创作思想的演变

本文考察了张贤亮在大墙文学创作上的思想演变,通过对其三部代表作品《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习惯死亡》的比较,指出张贤亮在反思历史时,其创作思想经历了从“政治功利主义”到“人道主义”再到“个性主义”的发展演变和不断深化的过程     

老学史中的杨朱思想——兼论《列子》书非伪

杨朱是先秦道家的重要人物,主张“为我”“贵生”“全性保真”。在老庄思想的演变过程中,杨朱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杨朱和列子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今本《列子》非伪,其中的《杨朱篇》可以作为研究杨朱思想的基本材料。在中国古代老学史上,大家对《列子》十分重视,解《老》时普遍征引该书,并以杨朱思想证《老》。从老学史的验证来看,或者从道家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来看,我们都应该重新认识列子和杨朱思想的价值。     

《世说新语》"子"的用法考察

《世说新语》所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汉语由上古到中古的过渡时期，《世说新语》的语言又较为接近当时的口语，因此，通过对《世说新语》中某些语言现象的考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汉语发展演变的“脉搏”。本文正是通过对《世说新语》“子”的用法的考察，去探寻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一些规律的。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创新驱动发展”机制的动力建构--基于现代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视角

基于现代技术哲学经验转向思想，通过梳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变革过程中从技艺到工艺学的演变过程，建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企业层面“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学机制，为未来研究“资本与技术”之间独特的认识论和推理问题提供充分的、可靠地关于创新的经验研究基础，有利于发展一种新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哲学思想研究进路，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     

先秦诸子关于“转化”及“转化条件”问题初探

本文对先秦在辩证法问题上较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老子，孙武，韩非，《易传》的作者在转化及转化条件方面的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由《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到《易传》的“一阴一阳谓之道”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由《老子》的转化的绝对性到孙武的军事领域中胜与负等的转化需一定的具体条件，再到韩非的“不制不形”的一般转化条件及转化的具体条件———“得事理”、“动弃理”，最后到《易传》的“物极必反”，“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既为人类思想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人类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教训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神圣家族》中的生活思想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都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期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二者都把“生活”作为重要概念进行论述。从作为经济学哲学概念到作为社会批判概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生活”的认识经历了从对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视到对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生活的揭露，从分析“生产生活”的异化到对“非人性”生活的批判，从“生活的手段”到消灭“非人性的生活条件”的思想历程。人类的历史是人类生活发展的历史。解决人的美好生活如何实现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活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这对当今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开启一种全新文明的生活形态的高度来理解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才能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刻意义。     

从精神的炼狱中超拔──论《普贤寺》的“终极关怀”兼谈张贤亮创作思想的发展

《普贤寺》在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中具有特殊意义。小说以佛宗禅理观照主人公的心性，展示他们彻悟自己坎坷多难的一生，看破世事，放下烦恼，构建了快乐、安祥、崇高的精神世界的过程。这种独特的“终极关怀”带有浓郁的佛学色彩。在艺术上，小说采用了故事体的形式，散文化的手法。纵观张贤亮的小说，主要描写极“左”思潮酿成的人生灾难，从“苦难的现实”到“苦难的记忆”是他的创作心路。《普贤寺》所提供的摆脱“苦难的记忆”的纠缠，从精神炼狱中超拔的范式，显示了张贤亮小说的新发展。     

《永别了，武器》中的《圣经》情结

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一书中明显表露出《圣经》情结。他把女主人公凯瑟琳塑造成了耶稣基督的化身．多次用《圣经》中常见的“尘土”意象作为象征性的背景。他还借男主人公亨利由恶到善的思想转变过程，揭示了由于战争的罪恶人类注定走向毁灭．只有弃恶从善。才是人类唯一的出路这一深刻主题，从而在作品中“复活”了《圣经》一书中对人类“救赎之途”的期望和探索。     

从清华简《保训》看“训”文体特征

清华简《保训》是新发现的战国“训”体篇章。结合《保训》考察“训”文体演变，可以看出“训”由政事之训到教诫之训的变化过程。上古“训”的文体特征，体现出因事而垂训的实用性、述往事以明德政的叙事性和垂大训以诫后世的教育性。     

论《红烛》到《死水》的抒情基调演变

《红烛》和《死水》分别是闻一多前期和后期新诗创作的结集,两本诗集在抒情基调和风格方面演变轨迹非常明显,其演变主要表现为从情绪热烈到情绪节制,从浪漫化到现实性,从偏向个体性到重视普遍性。它深刻地反映了闻一多在诗学观念和审美情趣方面的进展,是客观社会环境的强烈刺激、近代英美诗风的直接影响和整体美学思想的矛盾运动的结果。     

从《红楼梦》中“风月宝鉴”看“白骨观”的影响与作用

《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故事已经深入人心，“风月宝鉴”就是借用了佛学白骨观的思想，它源自佛学思想，而作为佛学经典的《俱舍论》，则十分形象地传达了“风月宝鉴”里面蕴含的深刻的思想。《俱舍论》第六品详细介绍了“白骨观”(《俱舍论》用的是“骨锁观”)的修法和作用，专门用来对治各类贪欲的方法。今天，这种方法对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近代日本敬语政策的嬗变及其影响

敬语是日语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近代日本形成过程中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肩负了维持日本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二战以来,日本敬语的使用经历了由“绝对敬语”到“相对敬语”的演化过程,敬语本身亦从之前表示阶级上下身份关系的封建主义产物转型为国民语言中表示民主平等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与日本政府和学界先后组织的三次敬语审议活动以及分别出台的《今后的敬语》《现代社会中的敬意表现》《敬语指针》等政策密切关联。这些政策不仅规范了敬语的使用,也反映了其背后的政治体制变革、国民思想演变、社会变迁等因素。     

一部民族劣根性的批判书－－析《青春期》主题意向

张贤亮《青春期》的深刻主题体现在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上 ,它通过民族“趋恶心理”在历史和现实中所形成的“奴婢式村妇顺从意识” ,揭示了“文化大革命”肆虐是人自身的弱点所致的实质 ,并对人自身的“趋恶”劣根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青春期》所揭示的“奴性顺从”事实 ,渗透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批判激情和忧患意识 ,一方面表现了作家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的勇气和呼唤改革的心声 ,另一方面也流露出世纪之交作家的“愤懑与无奈”、忧虑与期待。     

张贤亮的直觉艺术

张贤亮创作的“伤痕”小说，以“西部”的幽默对荒谬的年代做了无情的嘲讽。在《灵与肉》、《肖尔布拉克》、《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一系列“西部作品”中，价值体系的核心是“土地”的思想，是对于“根”的确立；透露了张贤亮个人体验的世界里有一个关于性爱、婚姻的天地；对于“饥饿”的非理性的个人体验，是柏格森“直觉主义”的艺术表现。而在１９８９年创作的《习惯死亡》，是作家对中国今天的种种“体验”、种种看法，极端的政治思维使《习惯死亡》处处流露着“不同政见者欲”，与所有的“西方文化中心论”者一样，《习惯死亡》也对中华传统文化持“虚无”见解，将对中国文化的否定追溯到“根”。这里不再疏导“右派情结”，而将其写成“病灶”，在表演具有政治意义的“堕落”之上表演具有政治意义的“死亡”     

朱熹《西铭》研究的史料问题考述

在朱熹的学思历程中,张载《西铭》的影响至为深远。从早年读《西铭》,到中年时期完成以《西铭解》为主的一系列解释工作,再到弥留之际仍对《西铭》注解增删改易,朱熹的虔诚和服膺之情始终如一。在此过程中,朱熹留下了大量的《西铭》解释史料,从中可以看出朱熹的确对《西铭》非常重视。仔细梳理这些史料,不仅有助于认识《西铭解》的流传版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深化对《西铭》思想内涵的理解;而且还能看出朱熹在解释《西铭》过程中的思想变化,这对深入理解朱熹思想的发展演变也是有所助益的。     

论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发展

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发展,从形上层面而言,是沿着《公羊传》从“王正月”到“大一统”的思维路径,提出了天下一统于新王,王一统于天,天一统于元的“立元正始”思想;从形下层面而言,则是继承了《公羊传》的尊王思想,提出了以王为本始和正王的“立王正始”说。     

先秦“训”体的生成与演变

“训”是上古政事和话语系统中实际使用到的一种口头表达形式。由《尚书》《逸周书》的相关篇籍结合新出清华简《保训》《命训》篇,我们能大体窥见“训”的基本体式、文化特性和演变脉络。“训”体在先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商代以及更早时代的“训”文有强烈的宗教、巫术仪式特征;西周时期则与大量其他文献和文体一样,乃是神道设教和政治礼仪活动的产物;春秋晚期至战国,“训”体进入第三个阶段,为说理散文,当然也因此丧失了其自身原有的文体特性。“训”体的演变过程生动展示了先秦文学从原生态记录向写本文学,从口传、口诵甚至表演向书面写本的过渡,以及多时代、多作者文化印迹“叠加”的“衍生型”文学文本生成过程,当然也体现了先秦讲求社会效应的文学本质观。     

目录学视野中的子学演变--以《汉志》《隋志》《四库总目》之子部书目为中心

由《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的子部目录出发,辅以其他公私书目,通过对部类成立、类目调整现象的考察,发现子学具有如下演变规律：先秦九流学说走向没落;“小说”实现古今名实合一;实用技术类书籍地位提升;由汉至清目录编者对子学、子书的评价逐渐降低。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古代子学演变过程中所体现的学与术,学术与思想,学术思想与社会文化的种种关系。     

《明史》中的“和”文化研究

《明史》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是我国官修时间最长的史书。“和”的思想是儒家重要的哲学范畴，由“和”凝聚而成的“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概念。对《明史》中的“和”文化进行探究别具意义，有助于明晰“和”这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和”字在《明史》中出现频率很高，共出现2182次。结合明朝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观念，主要对《明史》中的外交之“和”进行了探微。同时，《明史》之“和”从增补词条、书证晚出以及疏漏释义三个方面对《汉语大词典》进行了补正。     

中国电影大片批判：奥斯卡与商业化追逐中的中国大片

中国大片忽视了影片的伦理色彩、人文精神、思想深度，华丽的形式与苍白内容形成了巨大反差，奥斯卡情结、商业化追求和编剧的弱化是导致中国大片如此状况的原因；影片《英雄》摄取了众多中国传统元素，在暴力成为影片的突出场号时却难觅人性人文精神，它混淆了秦王统一霸业与人民和平愿望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刺秦”历史观；电影作为一门综合的视听艺术，应该是诗、画、情、思的有机结合，而《十面埋伏》中的爱情恰恰缺乏人性的高贵和情感的深刻；过于强调娱乐性，过于追求风格的华丽与美艳，过度强调感官冲击力，导致《无极》忽略了对善良心灵的建构与升华，丢失了大片语义骨架之精深，没能成就大片的艺术精神境界；作为本土电影，《夜宴》“中国味道”甚淡，“东洋风味的汉文化表达”让观者有种找不到北的诧异，而对传统文化艺术精髓的隔膜和把握上的失控，限定了《夜宴》艺术品格的高度，商业票房意识的无限张扬，终使影片沦入整体空洞和庸俗命运；《满城尽带黄金甲》将精力财力都置于形式的豪奢、场面的恢弘、色彩的绚烂上，却缺乏对于剧本的精心构思，从剧情构思、人物性格到细节台词等，都采取从《雷雨》中“拿来”的拷贝方式，缺乏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