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之追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文学创作审美价值论之二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虽然趋于多元化,但是,真善美依然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所追求的最为基本的审美价值,尤其是对于善的审美艺术价值的追求,不论是作家抑或批评家,均将其视为衡量文学艺术首要的价值尺度。就陕西当代文学创作最具代表性的三位作家而言,路遥是以社会人生之“道”为核心的价值建构,陈忠实是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价值建构,贾平凹是以心灵精神之爱与美为核心的价值建构。     

地域文化与作家审美个性及风格——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文学创作比较论之一

地域文化与作家文学创作审美风格个性之间存在着密切内在联系.从陕北、关中和商洛地域生态环境、生活方式、民歌、戏剧等文化艺术等方面,对陕西三位代表性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文学艺术审美风格个性及其形成,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得出陕西三个亚子文化圈哺育出三位审美风格各异的作家及其文学创作.     

启示与思考——由陕西三位作家的创作所引发的

从地域生态文化视域,并放在当代中国文学整体,对陕西作家的创作进行审视来看,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标志的陕西作家,以其创作实绩,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一笔。他们对于当代文学的启示在于：作家的文学创作,要深植于他所生存的环境、故土的地域文化;始终关注现实,坚守平民立场与情怀;坚守艺术精神和纯艺术的道路;对于人文立场与良知的坚守。     

一部史学性与文学性兼具的作家评传——读张艳茜《平凡世界里的路遥》

<正>在关于当代著名作家路遥的评传性著作、文章中,张艳茜新著《平凡世界里的路遥》[1]是迄今最可读的一部。作者的学术素养、沉潜功夫、严谨态度和文学才情,支撑了这部书的优良质相。路遥病逝于1992年11月17日,年仅43岁。作为新时期一位重量级作家,其英年早逝,震动了文坛内外,也引发了广泛、持久的追忆和评说。同辈作家陈忠实认为:"就生命的经历而言,路遥是短暂的;就生命的质量而言,路遥是辉煌的。"[1](P300)在另一位同辈作家贾平凹看来,路遥"是一个优秀的作     

真、善、美、圣——生命教育的价值追求

任何教育活动都不可能摆脱价值的影响。生命教育的价值是指生命教育所具有的优化生命存在、提升生命质量的可能。生命教育到底追求一种什么样的可能？笔者认为生命教育的价值追求应该是帮助人们实现生命与自然、与自我、与社会、与超自然之间的和谐,亦即重塑生命与自然之真,追求生命与社会之善,完善生命与自我之美,向往生命与超自然之圣,从而达到真、善、美、圣的人生境界。     

贾平凹文学创作目的论

文学创作是人类的一种有目的的精神创造活动 ,因此 ,作家的创作活动 ,便是在写作目的制导下完成的。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目的 ,可以归结为 :为时代而写作、为平民而写作 ;写作在于自娱和娱人 ;意象创造在于尽意。由此可见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目的中 ,浸透的是一种艺术化的审美精神。这对于校正当代文学创作中过于政治功利化倾向 ,具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东西方文化语境下的美、真、善——济慈审美观与道家审美观的比较研究

约翰·济慈和先秦道家都在真、善、美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济慈把对美的热爱与追求当成艺术创作的动力和指归,在美的根基上探讨真,又在美的追求中感受善;道家审美观将"真"置于第一位,"美"和"善"均次之.在对"真"的理解中,济慈将存在于主观世界的想象扩展到"真"的范畴中.道家的"真"与济慈的"真"内涵也不完全相同,道家之"真"倾向于本然的存在状态,无关乎主观想象之"真"的问题.从文化渊源上看,济慈对真、善、美的阐释源于古希腊文化的大背景,道家思想中真、善、美三个审美范畴的内涵则建立在"无"这一哲学思想的基础上.     

路遥小说:道德的和伦理的

路遥小说呈现的伦理书写与道德问题,具体表现为早期政治意识形态下的社会伦理书写,社会历史背景下差异化的情爱伦理与唯美化的道德理想建构,新时期乡土道德的坚守与时代语境中道德异化的探讨,以此彰显文学的道德审美意向.路遥遵循艺术源于生活真实与情感表达真诚的创作原则,自觉地接受与追寻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坚守自我认同的伦理立场和文学理念.通过采取为普通大众而写作的文学立场,路遥的小说创作发挥了超越于时代审美的伦理价值,体现出当代文学伦理书写的现实意义.     

陕军小说创作方阵扫描

新时期以来,陕西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无疑是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本文却选择了三位大家之外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将当下陕西文坛划分为三大块来论述,一块以高校教师为主,其代表性的作家有红柯、马玉琛,另外还有在媒体工作的方英文。一块以文联作协系统为主,代表性作家有高建群、叶广芩、冯积岐等人。一块为60后、70后新生代作家,代表人物有寇挥、李春平、高鸿、刘晓刚、王晓云等。上述作家,本文一一梳理了他们的创作历程,并对他们的创作面貌艺术风格做了评述。文章分析论述了陕西文坛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还特别对作家近期创作倾向,进行了探讨和总结,比较了不同作家之间的创作特征和创作优势,指出了创作中所面临的问题。     

“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道德

"三个代表"之所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道德,因为它归根到底代表的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和人民的幸福."三个代代"之所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道德,还在于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真、善、美人类理想境界全部价值目标的追求.它不仅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师的根本要求和当今世界时代发展的基本特征,具有科学之真,而且蕴涵着社会和谐文明之美,体现着无产阶级的最大功利之善.     

信仰&#183;理性&#183;克制&#183;敬业&#183;成功——读马克斯&#183;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强调宗教伦理对个人的经济心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有了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根据韦伯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还提出了反命题:儒教不可能像新教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儒教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文章从信仰、理性、克制、敬业与成功的内在逻辑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内涵。     

作品·文本·学术·思想

阐发是指说出作者不曾说但会说的。只有知道作者都说了什么,说的是什么,才能设想作者会说什么。无论怎样努力把经典阐释得有意思、有意义,都是严格受到文本限制的。解释的可能性蕴含在作品之中。深刻的作品无论有多么重要的当下现实意义,它都不自限于此。由于其深刻,它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意义、得到有意义的阐发。时空间隔、阅读者对作品的间距,产生出一种积极的作用,使作品从某种特定的阅读中解放出来,使作品之为独立的作品这一点彰显。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涵义 指称 翻译

弗雷格区分涵义和指称以及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对翻译很有帮助。通过阐述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的论点,着重讨论英汉语际转换时应注意英汉专名的翻译、不同(相同)比喻形象的相同涵义的翻译、指号对应而涵义不同的翻译等问题。     

调查·思考·对策

新生教育是高校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环节 ,新年刚入校 ,面对新环境 ,学习生活有诸多的陌生和不适应 ,他们迫切需要知道如何顺利实现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 ,如何处理好学习与参加社会活动的关系 ,如何在提高知识素养的同时磨砺自己的才干等等 ,为此我们进行书面调查 ,以此为契机 ,展开我们的思索和对策 ,以寻找学生工作新的着力点。     

审美·治理·自由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扩大文学的"自由效果",而是要探讨使批评、自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易于理解的那些历史的以及推论的条件。20世纪对康德提出的自由与文化的关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将文化与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相联系;第二种将文化刻写为治理的一种机制,它通过自我调节手段运作并使之成为可能。这两种反应紧密相连:英国成人教育与文学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史表明前者是如何紧密地仿照作为自由表达空间的后者的。要理解这两种情况,就必须考虑构成审美的原初决定性特质的无用性是如何被重新界定的,以便它能够被用作治理的工具。在文化治理中,恰恰是通过与社会隔离开来,审美文化才作为一种能够从治理上作用于它的有益手段而被提出来。审美实践被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东西。正是以这种方式,审美、治理与自由在自由治理的诸种机制之内刻写了某种特有的张力。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古代湖南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疫灾简论

古代湖南除水、旱两大自然灾害外,主要的灾种还有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和疫灾,都对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