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的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其早期诗学理论主要围绕诗歌创作如何创新,从意境、语句、风格三个方面阐述,在导引新风的同时蕴含着理论危机;其后期诗学理论中对审美主体的关注、对情感表现的倡导、对文言白话的比较和对新诗艺术的阐释等方面,均凸显出他对中国新诗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对中国诗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接受视域下的彝语诗学与汉语诗学比较

读者接受理论认为,文学的历史应是作家、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史,是文学被读者接受的历史,同时也是作品再生产的 过程,是历代读者对文本的理解、认识、反应和评价的历史。对汉语诗学与彝语诗学的接受特征进行考察并比较,涉及二者在 接受主体、接受场域（环境）、接受（传播）过程与方式等方面的情况。     

艾略特诗学在中国的文化接受探析

艾略特诗学具有大众基本不能接受的主要成分,其在中国的接受状态也由最初的狂热经逐渐的反思而至最后的"扬弃".对此作出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文化接受的主题共鸣、内容通俗、形式新颖、表达清晰等规律性要求,并确认情感因素和个性化风格的客观重要性,这对促进当今文化双向传播具有较好的启示意义.     

认知诗学视野下的视点阅读模式

认知诗学主要以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为基础,是语言学与文学相结合的新学科。它既关注文学文本．又重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与作者、文本的互动与交流,是对整个文学活动的再评价。从认知诗学角度构建视点阅读教学过程．既是对阅读心智过程的分析,又能展示出语篇文本的意义。同时,利用认知科学有关的研究方法,为大学英语阅读教学提供一条新的途径。视点模式对语篇的全新解读方式不但弥补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而且会提高阅读者的语篇鉴赏水平。     

文化诗学理论批评

中国学者提出文化诗学将近二十年,文化诗学的建设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也有许多待完善的地方。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缺少＂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与审美理想。文化诗学的理论分歧,主要是新学科与方法论之争。如果文化诗学具备了历史的积淀、现实的召唤和权威的论定等方面因素,成为一门学科是早晚的事情,但也不能忽视成为一门学科的弊端。     

走向一种批判诗学——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视角看中国当代文化诗学

"文化诗学"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个主要问题:因为"审美中心论","文化诗学"既无法面对更加复杂的文学文化现象,也无法对现实形成有效干预,所谓的"介入现实"基本上成为纸上谈兵。"批判诗学"是对"文化诗学"的继承与拓展,它在保持文学理论审美品格的同时,试图增加批判这一动力系统,意在让文论与现实保持一种鲜活的关系,从而强化理论的及物性、实践性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性。"批判诗学"的理论资源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诗意的裁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否定的辩证法引领下的文学批评和大众文化批判。其理论预设和操作方案很可能在萨特的"文学介入"与阿多诺的"艺术自主"之间,即在对其二者的双重借用和批判中保持一种张力和平衡。     

前非非主义诗歌流派的诗学理论研究

创立于1986年的非非主义诗歌流派,是"第三代诗歌"中最具流派气质的民间诗歌社团,其早期诗学理论主要由周伦佑"艺术变构"论和蓝马的"前文化"理论两部分构成。本文从这两方面出发,对非非主义诗学理论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探讨。     

接受理论与解构主义的阅读差异

接受理论与解构主义的阅读理论构成了西方20世纪后期文学理论中一次鲜明的理论转向.在这一理论转向中,读者这一以往备受忽视的要素一跃成为文学四要素中的主导因素,从而掀起了阅读理论中的一场读者革命.虽然,接受理论与解构主义在阅读理论中有许多共性,但是,其差异亦同样明显,具体展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接受理论将作者看作读者阅读的合作者,而解构主义的阅读则绝然地否定作者的存在;第二,接受理论强调阅读作品是要体现读者的创造性并最终确认一种意义,而解构主义则把阅读看作是读者解构文本符码的能指游戏:第三,接受理论十分强调阅读的历史语境,而解构主义的阅读理论则表现出一种超历史语境与反人文性的游戏姿态.这三组差异的比较,揭示了接受理论与解构主义是两种不同范式的阅读理论.     

认知诗学视域下的文学阅读

文章结合认知诗学的三个主要理论,图形—背景理论、概念隐喻理论和以视点为代表的图式理论,分析它们对文学阅读的影响,并指出认知诗学分析法为文学作品的探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模式。     

略论巴赫金的诗学研究

巴赫金的诗学研究广泛涉及社会学诗学、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各个领域,各领域之间又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其研究成果在20世纪诗学发展中占重要地位,对当今文论建设也有重要启示。     

海峡两岸后现代诗学理论的比较

海峡两岸的诗论界对西方后现代理论的接受与演进几近同步。在当代文化向后现代诗学转换过程中,双方均取得一定实绩。这包括对概念的正名与梳理、对理论的阐释与演绎,以及挖掘文本的后现代元素等,业已确立了自己的平台。后现代诗学理论初步与古典诗学、浪漫诗学、现代主义诗学并立。两岸后现代诗学既有若干的同一性,也有差异性。     

中国诗学的性情理论及其文化意义

中国诗歌有着由《诗经》所开创的抒情诗传统。诗歌表现人性和人情的特点,在历代诗论中受到普遍的关注,逐渐形成传统诗学的核心范畴———性情。性情理论,也就成为传统诗学的核心内容。因此,中国传统诗学是肯定和张扬人性、人情的人文诗学,是突出诗人主体作用的主体诗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及其启示——从罗先友《从文学到文化的跋涉——论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谈起

用现代性理论来探讨闻一多诗学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闻一多诗学生成于中国现代性蓬勃发展的时代,体现出与传统诗学既相承继又相断裂的现代性特征.对闻一多诗学现代性的归纳和总结,有利于我们对当下诗学发展建构的深入把握:其一,在吸收西方诗学理论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守民族立场,保持诗学理论的民族品格;其二,当下诗学必须走"文化诗学"的发展之路.     

中国古代诗学在越南

因为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中国古代诗学很早就出现在越南。古代时期,中国古代诗学深入越南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中,给越南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研究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从19世纪末,越南文化第一次碰撞西方文化到越南国家统一之前,出于现代化文学的需要、战争环境及其他原因,中国古代诗学在越南几乎被忽略。国家统一(1975年),尤其是改革开放(1986年)之后,中国古代诗学又受到越南文学研究者们的关注。越南文学研究注重研究中国古代诗学,也是想通过中国古代诗学更加了解越南古代文学创作、文学理论。     

历史诗学：一束绽放于历史领域的文学批评之花——兼论“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之不同

海登·怀特对历史文本进行文学式解读，其历史研究是一种基于历史文本的文学批评实践。海登·怀特关于故事解释的模式是诸如原型批评、社会学和意识形态、新批评等多种文学批评理论的移植；话语转移理论则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因而，尽管都被称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对历史进行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诗学，而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则是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文化诗学。     

“文化诗学”的“诗学”含义

以斯蒂芬·格林伯拉特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出现相对于西方的其他学术派别似乎蕴舍有更多的学派之间的倚靠关系,因而显得难以归类.但究其本源,从“整体性”、“真实性”、“合法性”这些基本理论层面进行考量可看出“文化诗学”与“古典诗学”的相通之处.大体上“文化诗学”走的还是传统诗学一路,特别是对大众性情的关注,使得文学活动更能找到生存合法性的根据.谈论“诗学”实际上就必须纳入“文化”视野,突显出“诗学”政治化的趋势.当然,在现代语境中,“文化诗学”还是实践出了一些新的诗学内涵.尤其是新媒介的出现,使得对传统艺术真实观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这一切,特别是“诗学”因其“泛文化性”而走向人类学的表现对富有诗论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文化诗学的重划疆界与整体性研究

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批评方法,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其根本区别在于它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时,它将文本内部和外部结合起来研究。本文以《诗经》学为例,主要讨论文化诗学＂跨学科＂的整体性研究这一特征,＂跨学科＂究竟有没有可能,如果可能应该怎样去＂跨＂,怎样去实现学科间界线的打通,使其它学科也参与到这一批评方法中来,为文化诗学这一理论工程的建构所用。     

论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诗学产生于翻译的文化转向中,它以文化的视野、历史的角度、多学科的空间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充满诗性品质的跨文化活动的内部机理和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机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翻译的文化诗学的主要内容,为翻译理论研究和中西翻译理论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种进路.     

清代王琦诗学思想述略

王琦作为清代前中期杭州地区较为著名的学者,以辑注《李太白全集》和《李长吉歌诗汇解》两部著作闻名于世,其注释具有极高的学术性,体现了他成熟的诗学思想。王琦以情景理论和儒家诗学观念观照诗歌,并在解读之中对前人理论有所超越。在运用情景理论之时,重于情与景的融通;在理解儒家诗学观念时,侧重于文学艺术本身的思考,这是体现王琦诗学思想的两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