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史的背景下:中国历史学的新命运

一在新旧世纪之交的史学转型过程中，重写史学史无疑是必要的。但“重写史学史”是一个大概念。对史学界来说，重写史学史则意味着必须要对三种史学史进行重写。这就是：自孔子以来的２０００年中国史学史，２０世纪的百年中国史学史，以及新时期至今的２０年史学史。这三...     

史学是思想

“史学是思想”是一个本体论命题，而“史学是科学”和“史学是艺术”则属于一种对象论、目的论、形式论、功能论的命题。同时，“史学是思想”又不同于科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观点。因为，后者是一个历史本体论的命题，而前者则是一个史学本体论的命题。科学与艺术只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只有立足于“史学是思想”，二者才能被合理地统一起来。所以，史学的思想性永远高于科学性和艺术性。史学是思想，伟大的史家便昭示着思想的高度。     

“史以载道”申论

依稀闻听有种说法,意思是史学不必强调包含什么“思想”的,只求“客观”地展示史实便可以了。想来想去,还总是觉得史学离不开“思想”,即所谓“道”者。用“史以载道”来表述这一观点,也许能算得比较贴切。 这“史以载道”,语式上是从“文以载道”套来的。“文以载道”,可以说不仅是古谚．也是今箴。如果说它是揭示文字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二者之间关系的话,那么“史以载道”却非如此。“史”,是指史实,它本身也属史学要展示的“内容”范畴的东西;“道”,则是指通过或借助史实进一步揭示和传达的“道理”,这当然也是史学“内容”…     

“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

陈垣和陈寅恪合称“史学二陈”.这一称谓产生于1950年代初.而“二陈”现象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陈”在学术上均重视目录学、年代学,善以文字学治史,均在宗教史、蒙元史、明清史方面有重要建树,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有诸多相同点,又相互交流,商榷学术,彼此影响.晚年在政治思想上虽有异趣,但在学术上追求“实事求是”的目标是一致的,殊途同归.“史学二陈”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具魅力的现象之一,宜用学术眼光解读这一现象.     

特约评论人语

本期“人文前沿”向读者推出了两篇文章 :雷戈的《史学与新闻》和伊格尔斯与王晴佳合撰的《历史的重构与史学的转折》。前者是对史学的跨学科考察 ,后者是对史学的跨文化比较。把历史学置放在多重视野下重新打量 ,是这两篇文章的命意所在。在近代以来的学术构成中 ,“史”实在是一个太过奇特的学科门类 :它当然首先是“百科”当中之一科 ,却又必须同时纳“百科”于己身。“史”就这样处在“一”与“多”的“紧张”和“尴尬”之中 ,从而造成了这样一种悖论式的局面 :一方面 ,各学科均有自己的特有规范、作业程序和治学追求 ;另一方面 ,又因往…     

"经""史"互动:章太炎的经学研究及其现代史学意义

“六经皆史”或曰“经史同源”,这是经学中古文一派的重要治学理念。章太炎作为晚清古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他自觉遵循“六经皆史”论,不仅在经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秉承“经史同源”的治学精神,在史学领域亦建树高标,从而在促进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部理论视野下的史学简史--读瞿林东著《中国简明史学史》

2005年8月,瞿林东先生的新著《中国简明史学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通览全书,其视野闳通,史识深刻,覃思精论,异彩纷呈。一是本书具有史学通论的性质。这或许是本书不同于其他同类著作的地方。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史学史研究自身发展的要求。自梁启超明确提出史学史的做法之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已走过七八十年的历程。按照研究的特点,这个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即“史部目录学、历史要籍介绍式的研究阶段”,“综述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之史学面貌的阶段”,而现在则已经处在“开始探索史学成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     

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中的归约问题——“欧洲中心论”批判

“史学归约”是现代历史哲学的一个术语,特指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一般知识(知识性史学归约)和提出的具有普遍性或声称具有普遍性的概念、观点、原理(理论性史学归约)。近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在这方面的一大特点,是大量借用源自西欧的概念、观点和原理(许多带有“欧州中心论”的色彩)。中国史研究要想有所前进,仅仅诉诸于史实的详尽准确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重新评价——补充、修正乃至推翻旧归约,建立新的更科学的归约。鉴于中国史研究中大量归约的上述外来性,对归约的重新评价顺理成章地要从了解近现代以来外国(主要是欧洲、北美)思想和史学对我国史学的影响开始,从探寻中外史学的这     

史学怎样寻找自己——重读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

有位史学家用“史学要寻找自己”这句话,来强调史学工作者应当多懂得一点史学的历史,这很深刻、很形象地说明了史学史对于历史学科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中国史学史研究者,我对此表示赞同和敬意。今重读全毓黻先生于三千年代撰写、四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一书,深感它在“史学寻找自己”方面的草创之功,不仅未因历年久远而被淡忘,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反使它的“草创”越发显示出自身的价值。这价值就在于,它向人们表明:史学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曾经有过怎样艰难而有意义的经历。     

浅谈历史家的创新精神

<正> 在中国史学家的行列里,有因循守旧的人,更有改革创新的人。改革创新是我国历史家的优良传统,它带来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研究中国史学史,不应忘记这种创新精神。(一) 我国史家中的创新者,大都抱有明确的治史目的,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也就是说,他们都能够把史学研究、史学著述同现实密切联系起来,力求做到史学为现实服务。孔子因鲁史而写《春秋》,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春秋》何为而作?孔子自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感到空发议论不行,而借助于“行事”即历史的叙述,道理便“深切著明”了。这是对史学作用的重大发现。尔后,孟子谈论《春秋》,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个“春秋之义”乃是孔夫子治史之目的、指导思想。“《春秋》以道义”,便把史学同现     

試論研究外国史学史的意义

目前在我国史学界对中国和外国史学史的研究引起了注意,正在对史学史的对象、任务和分期以及編写方法等等基本問題展开討論。这是十分可喜的事。然而从总的情况来看,一般談得比較多的是中国史学史的問題。正如师宁同志在《簡論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载《文史哲》1964年第一期)一文中所指出,外国史学史的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有待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的重視和加强。他指出,为什么要研究外国史学史,这也是首先需要解决的問題。因为,只有对这个問題有了比較正确的認識,外国史学史的研究才能真正得到进一步的重視和加强,对它的研究方向也才可能把握得比較正确。我贊同师宁同志的意見。本文打算专就研究外国史学史的意义談一点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东南亚历史上沉重的一页——读《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

“《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是我国史学界第一部关于东南亚殖民主义兴衰史的专著 ,为我国东南亚史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这是史学前辈周一良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作的评价。这并非泛泛的赞誉之辞 ,而是恰如其分的。因为 ,该书无论从内容结构上还是从视角和理论方法上 ,均无愧于“第一”和“新”这两个词。首先在内容结构上 ,《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的兴衰的历史 ,这在我国东南亚研究上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此前并非没有学者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但此前的研究主要是在通史或国别史研究中涉及这个问题…     

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些问题

在过去一个时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編写問題的討論中,比較普遍地提到,“史学史还是一門新的学科”,“中国史学史还是一門有待建立的学科”,認为現在編写的中国史学史,“应該有不同于旧史学史的嶄新面貌”,有的同志并且認为,“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截然不同于資产阶級的史学史,需要建設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     

近20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的几种主要趋势

20世纪后半期的前 3 0年间 ,大陆上流行的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泛政治化史学” ;“新时期”以来 ,以西方史学为背景的跨学科史学的勃兴 ,以源远流长的考据传统特别是乾嘉学派和近代实证史学业绩为依托的“国学”的复兴 ,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济学为基本预设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地位的显著下沉 ,这三大治史趋向或三大史学形态的鼎足而立构成当下史坛的总体图景。而眼前的从意识形态话语到学术话语的根本性转换 ,则显示着一场史学文体的革命已经启动。     

重视历史认识发展史的研究

目前已经问世的各种史学史,以历代职业史学家的研究活动和各种具有代表性的史学名著为主要研究对象,严格说来,只是历史编纂学史。这一研究当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对于历史过程进行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考察,这一任务毕竟主要是由历史学家及史学专门著作来承担的。然而,史学史局限于此,似又嫌不足。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们

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史学界形成了“新史学”思潮。资产阶级史学家曾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进历史领域,批驳了封建正史传统的“一治一乱,治乱相循”的观点,指出“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强调要注意文明史的研究,反对“君史”,重视“民史”,提出“史者,民之史也”,开始探求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即规律),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例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了资产阶级史学的积极因素,克服其唯心主义性质而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史学。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李达、陈望道等人在这一时期发表了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创办《现代史学》杂 志,开展现代史学运动,讲授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很有影响。其《现代史学概论》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史学理论 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历史学总论、史学史、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历史学方法论等。     

研究中国历史要重视方法,要突破、创新

1986年9月在烟台召开的全国魏晋南北朝史学术讨论会选定了两个议题;一是“八十年代如何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二是“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地位”。这两个议题抓住了深入研究此段历史的关键,并触及到整个历史学科的方法论问题和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发展问题。为了推进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我们组织了这组笔谈。今后,本刊还拟为此类学术讨论继续提供一定的版面,欢迎持有不同见解的同志不吝赐稿。     

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的比较研究

比较中日两国史学的“同中之异”,有助于史学理论、史学史以及一般历史研究的深入,历史学的发展呼唤中日史学的比较研究。官方修史是东方史学区别于西方史学的最明显特征,日本官修史未达到中国官方修史的成熟、丰富及连续不断,却具有修史主体不限于天皇朝廷名义的特点。日本的历史理念,具有不认可政权鼎革、较早形成一种“国家意识”,以及将天皇血统绝对化的“神皇正统”论等等思想,这对日本史学发展和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不可忽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