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宋明理学理欲论看儒家伦理重心的转向

伦理思想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在儒家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伦理思想同其它别的思想一样,也在发生变化。本文从其中一个方面———伦理标准,论述从先秦到宋明,儒家的伦理标准的变化。先秦儒家以“仁、义”为最高伦理标准,而到宋明儒家以“去欲”为最高伦理原则。从“仁、义”到“去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体现了儒家伦理重心的偏移。     

孟子哲学是对子思子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兼论子思子哲学及“慎独”与孔子的关系

子思子哲学是先秦儒家哲学的重要阶段。竹书《五行》以成德为主题,并在德之行的基础上子思子区分了“五行和”与“四行和”的两种道德境界,指明“为一”“慎独”是君子“为德”“为善”的工夫。孟子反省、深化和发展了《五行》思想,他所提出的人性善观念为四行成德提供了内在之“善”的本源。孟子又区分了君子和圣人的两种人格,并强调了四行为善说的重要性。在性善说和新四行说的基础上,孟子将子思子的忧思之心转变为四端之心,并以“尽心”为根本工夫。孟子对于《中庸》思想有所取舍,他放弃了慎独说和中和说,而选取了中庸说和诚身说。从宋明儒学来看,《中庸》的思想价值集中在中和说和诚身说上。从《缁衣》等篇的书写体例来看,子思子构造了一个二帝三王相承继及孔子传之的新王道说。孟子的王道论是先秦儒家王道论的高峰。此外,根据安大简《仲尼曰》,“慎独”本是孔子之学,其本义很可能同于《五行》的“慎独”观念;曾子和子思子不过传述和推阐了孔子的“慎独”说。     

宋明时期儒学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学术研讨会综述

儒学作为中国文化之主脉,历代学者无不乐于寻其精粹而不疲。为推动儒学研究,在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倡导下,以"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为主题的系列研讨会,按计划分先秦、汉唐、宋明、近现、现代依次进行。2011年5月13日至15日在杭州举办的"宋明时期儒学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学术研讨会",即属该系列研讨会之一。此次会议由国际儒联、浙江省儒学学会、浙江     

直面问题寻方法,重铸"经世"新精神

“经世致用”是儒家学术的基本精神品格,凭借着这一精神品格,儒学自其创立之日起,在两千多年曲折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精髓,排拒佛老的出世与遁世思想,代有儒家宗师崛起,形成了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明清“革新儒学”、现代新儒学等不同形态,体现了儒学与世偕行,     

“现代新儒家思潮”首次学术会议简况

“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系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课题之一,课题组于1987年9月9日至12日在安徽宣城召开了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暨工作会议。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广西社会科学院等十五个单位的十七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课题组负责人南开大学方克立教授和中山大学李锦全教授主持。会议着重从宏观上对现代新儒家思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围绕着“现代新儒家”概念的界定,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形成原因、发展阶段、作用、影响以及代表人物等问题,代表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交流了思想,进一步加深了对现代新儒家思潮的认识,明确了本研究课题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的代表认为,所谓现代新儒家,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     

董仲舒的认识论和经学解释学

本文认为，董仲舒的认识论有一个从认识外在事物转向认识圣人所制“名号”的过程，其最终结果是把认识论从属于政治学，强调以“名分”治国。董仲舒的很多政治、伦理思想渊源于先秦儒学，但他在解释先秦儒家典籍时并不拘泥于书本，而是通过自己的解释方法去发掘原典中的“微言大义”，实现了传统思想的适时转化。     

康有为与儒家思想近代化

关于儒家思想发展历程问题,近几年来,一般论者皆持“三段说”,即先秦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现代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此说自然有着一定的缘由和依据。但考诸史乘,笔者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将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相对接,进行调融、重塑和创造,使儒家思想实现近代化,亦是儒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不可忽视。一 康有为推动儒家思想近代化的内容是多重多种的,而且各个层面的进展程度也是参差不齐的。但从宏观上考察,它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行程大致如下。 (一)重塑孔子形象,是儒家思想近代化的…     

“儒学第三期发展”重思

以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为使命,并相信儒家才是国家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基础和准绳而形成的一个儒学新的发展阶段被称之为"儒学第三期发展"。儒学第三期标志着其处境和使命的转移。就时段而言,目前所处的阶段依然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开端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当下的最典型代表人物则是大陆新儒家群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使命是对儒家价值的支持和其符合民族国家的建构,因此,其具体的任务可以分解为几个方面:第一,儒家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价值支撑;第二,以公民宗教为导向的儒教建构;第三,制度创新是儒家参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使命;第四,儒家要积极地参与世界秩序的建构。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及其现实意义──《先秦儒家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系列论文之六

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以孔子、孟子和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义利现则奠定了整个儒学乃至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义利思想的基础。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和看待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对现时代的正月两方面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挖掘和研究,而且有助于树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价值观念,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是由孔子肇始,经盖、苟续成的。其所谓的“义”,是以宗法礼制或宗法伦理道德为基本内容的。其所谓的‘乔心则主要是抬物质利益或个人…     

以“道德理性”为理论基石的新儒学评析

本文阐述了第二代新儒家思想主旨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对以“道德理性”为理论基石的新儒学进行了较深入的评析。文章认为，现代新儒学以儒家特有的“悲怆”心态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并从“仁”出发来归纳人性，以个性的差别否定阶级利益的对立，否定“唯物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因为新儒家把道德意识客观化为“绝对理性”，企图以不变的原则去规范万变的世界，因此他们的理论必然流于荒谬。     

从经济学意义上论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

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学无法开出或阻碍开出经济现代化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这是由于他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经验事实缺乏足够的认识。从孔孟到汉宋儒家的经济思想正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由经济思想。在儒家经济思想的导引下,自唐中叶到北宋,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特别是北宋经济已具有“近代”特征;就经济和生产力的意义而言,以儒学为命脉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与现代西方文化的接触之前已经为现代资本主义造成了“基本条件”,完成了现代化的文化预备。可见,儒学文化具有现代化基因,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传统资源。     

论“独尊儒术”与汉代儒学的没落

文章认为.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初期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统一曾具有积极意义;但从学术思想发展本身来看,它没有促进儒学的发展,却导致了传统儒学的没落。这集中表现在汉代儒生政治信仰的丧失和政治品格的堕落;放弃学术的探讨,以通经致仕为追求的目标;以及抛弃先秦儒家的理性精神而掀起了新的神学浊流。     

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与“异端”运动

自汉武之世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来,儒家由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升入庙堂,儒学由私学成为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官学。迨至明代中后叶,与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平民阶层的崛起相适应,儒学呈露出由庙堂返回民间,由经院哲学而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发展的迹象,以至产生了同官方儒学迥然有别的平民儒学。这无疑是中国儒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现代新儒学的主要类型和特征

现代新儒学是中国现代的重要思潮之一。它从类型上可以分为“典型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学”和“非典型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学”,具有立本于儒学、融合中西学术、构建本体论、推重直觉等主要特征。     

意义的危机与形上的追求——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取向

文章认为,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与反传统的思想文化运动相呼应,中国出现了主张用科学的、实证的原则来检验一切和衡定一切的科学主义思潮。而出于肯定儒家思想作为一种道德宗教的恒常价值的目的,现代新儒家则对科学和哲学的功能作了不同区分;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从意义的层面来理解和把握我们民族近代以来所遭遇的文化危机,认为只有发掘和弘扬儒学的基本精神,恢复儒家的“形上智慧”,从而重建国人的终极关怀和价值信念,才能从根本上使我们民族摆脱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文章对新儒家重建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局限进行了批判;肯定了他们关于科学与哲学具有不同功能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傅伟勋对当代新儒家的批判性超越

在当代的著名学者中 ,傅伟勋是新儒家最为重要的批评者之一。他对当代新儒学所面临困境的一系列分析和论说 ,在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影响。文章分析了傅伟勋与新儒家之间的关系 ,对他批评新儒家的主要观点作了梳理 ,从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 ,提示了这些批判的独创性价值和超越性意义 ,从而使学界能在更深入的层面上来认识和理解这些争辩性问题的内涵。     

中国文化与人类前途——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1958年元旦,生活于海外的四位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在香港《民主评论》上,联合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态度和方法,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出路乃至人类前途的根本看法。可以说它代表当代新儒家共同的愿望、理想、情调和心境,在当代儒学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今天读来,仍值得我们深思、玩味。一、“同情”和“敬意”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当代新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严峻挑战的一种回应。它的渊源,在我们看来,可以上溯到康有为的儒学改造运动。康有为试图借资产阶级之尸,还儒学之魂,大胆地将封建圣人孔子塑造成资产阶级的教主。实质上,他努力想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儒教之国。故当时他有“孔教之路德”之称。但他的儒学改革     

Modern Hermeneutics of Confucian Thought: The Path to Philosophical Status and Its Significance

清末经学解体之后,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经典的注解和叙事被现代学术的学科研究形式所取代,除了社会巨变所导致的现实意义的消解之外,儒学在思想的传递方面也遇到了空前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以来,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人物由哲学角度入手,对儒家思想所做的诠释,可以说是开始了一条新的理路,即在新学术的背景和分科治之的条件下,用思想阐发的形式,来重新说明儒家文化的永恒价值和深刻意义,以使其能够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这一哲学化的诠释路向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儒家思想现代转化的空间,也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某种典范。而那种认为儒学的哲学化研究工作过度地稀释了儒家的思想内核,想根本扭转其路向,试图重回经学形态的期盼,倒是大可商量的,也是极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