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文化交往的历史追思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是交往密切的邻邦,两国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两个民族都是勤劳智慧的民族。在长达二千余年的交往中,除近百年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破坏了两国历史上传统的正常关系外,基本上是友好的。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可以使我们预见未来,本文试图对中日两国文化交往的历史作一回顾思索。一明治维新以前的中日关系史,大致可以说是日本向中国学习,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日本文化以中国     

《源氏物语》与白居易诗歌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曾经在唐代,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在日本文化史上呈现出灿烂的繁荣时期。《源氏物语》就是在这文化繁荣时期开放的一朵鲜花。它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展现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画面。据考证,《源氏物语》所涉及的中国文学作品就有白乐天诗集、史记、文选、游仙窟、楚辞、刘禹锡诗集、元稹诗、刘元叔诗、毛诗、淮南子、西京杂记、庄子、老子、列子、论语等二十余种、引用(直接和间接)次数,竟达二百多次。其涉及面之广和理解程度之深是惊人的。其中,白居易之诗占据最明显的地位。     

遣隋唐使中留学生及学问僧对日本历史文化的贡献

中国隋、唐时期，日本大和朝廷向中国大陆派遣了遣隋、唐使团，随使团前来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学问僧学成回日后，促进了日本的历史文化发展，他们是中日交流史上对日本历史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     

徐福东渡与日本秦俗文化——以明清时期朝鲜官员的记载为例

徐福东渡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但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化对外传播、对外交流的先河,而且也为日本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中国秦朝时期的民风民俗在日本列岛广泛传播、历代绵延,使得秦俗文化成为日本原生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朝鲜半岛高丽以及朝鲜王朝时期出使日本的朝鲜使臣关于徐福东渡对日本影响的文献记载,印证了在中国明...     

鲁迅视野中的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

鲁迅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关注更多的是从中国国民性批判的角度来进行的,他的日本认识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国民性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参照物的日本,他过多地强调日本民族的优点而少谈日本民族的缺点,就在于他是以日本民族的优点作为救治本民族缺点的“药”,日本民族的优点的选择是出于本民族现实需要的目的；二是作为独立民族文化的日本,他摆脱了中日冲突背景下的激进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冷静的态度进行中日文化的交流,以期促成民族间的理解和友好.     

台湾报业文化百年历史流变

台湾报业文化随着政治的变化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以中国的新文化抗击日本殖民文化的日据时期;依靠报业渠道霸权全面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报禁”时期;全面开放后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多元表现形式时期。在百年的报业文化流变中,中国文化始终处于主体地位。     

“后朝核时期”的中朝关系走势

中朝是两个平等的主权国家,各自有不同的核心利益,中国不能左右朝鲜。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是中国的战略屏障。朝鲜面对美、日、韩的巨大压力,中国不能放弃朝鲜。在后朝核时期发展中朝关系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同时也应处理好中国与韩国、美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的关系。未来发展中朝关系,应立足于战略高度,坚持原则、着眼长远,密切经济联系、树立牢固基础,增强政治互信、争取走共同发展道路,适时、适度推进双边关系,建立起正常、友好的国与国关系。     

刍议日本飞鸟时代对外来文化的汲取

日本飞鸟时代是日本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社会和政治交流发展时期,日本通过对大陆隋唐时期文化的摄取,尤其通过对中国儒家法家等先进文化思想的吸收,巧妙地运用到日本的君臣秩序中,并不断地完善了社会体制,得以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长足发展,实现了由古代日本国家体制向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过渡,同时,为今后的中日文化交流奏响了迈向世界舞台的有利前奏和创造了成就日本同世界交流的有利条件。     

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述论

佛教交流是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佛教交流的途径上,既有日本政府向中国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又有中国僧侣应日本之邀或出于自发的赴日传法。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活动构成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它对推动中日佛教体系的共同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池田勇人内阁时期的日台关系

自从“日台条约”签订到 1972年“断交”的 2 0年时间里 ,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是在冷暖不均与左右摇摆中走过来的 ,基础并不稳固。日本池田勇人内阁时期 ,对日台关系进行调整 ,即调整过于亲台的路线而转向与中国大陆友好 ,把施政的重点放在国内的经济发展上 ,积极推进与亚洲各国的经济关系 ;但是由于“日台条约”的存在 ,中日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发展     

遣唐使和中日文化交流

中日友谊,源远流长。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日木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两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唐代是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时期。唐代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曾给予周围各国以积极的影响,同时它还广泛地吸收外国文化的优秀成果,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首都长安成为亚洲和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这一时期,以遣唐使为标志,揭开了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新的篇章。     

李寅生著《论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在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 ,自古以来就有着友好交往的历史 ,其中的文化交流更是源远流长。两千年来 ,中日两国的文化彼此浸润、互补短长。直到今天 ,两国在许多文化方面的共同痕迹仍是清晰可见。在中日两千年的交往历史中 ,日本学习并吸吮着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 ,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日本文化。本论著以唐代文化 (以盛唐文化为主 )对日本文化的影响问题为研究对象 ,对唐代文化影响下的日本文化现象做一些解释和说明。论文的主体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简略论述盛唐时代的社会现象 ,着重反映盛唐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良好的周…     

日本花道起源初探

随着古代中日文化的交流发展,中国的梅花、菊花、垂柳,及隋唐时期以花传情、寄情花木的赏花习俗传入日本,大大推动了日本赏花文化的发展。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礼法和佛前供花以及花器的不断传入,极大程度地促进了日本祭坛插花的兴起,导致了日本最古老的插花流派——池坊流的诞生。池坊流随着与日本本土文化日益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和传统文化特点的插花艺术——花道。在Ikbana（日本插花）这个名词已广为流传的今天,追溯日本插花之源头,有利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插花艺术之魅力,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为振兴中国现代插花艺术提供有益的借鉴。     

“访采真荃”的空海

千余年来,空海对日本思想、文化有很大影响.他不仅是日本僧教真言宗的开山祖,同时在哲学、语言、文学、书法、教育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空海生活的年代,正是日本同中国交往最频繁的“遗唐使”时期.空海曾留学中国,吸收了中国文化思想成果,加以消化,为发展和丰富正在成长中的日本古代思想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中日文化交往上,空海是值得纪念的一位人物.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偿的反思

首次分析了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偿的历史背景和复杂影响 ,并对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偿进行了深刻反思。作者认为 ,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固然有着眼中日友好的长远考虑 ,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其影响也是复杂的     

中国的神话故事对日本小说《竹取物语》的影响

“物语文学”是日本古代文学的,种体裁。“物语”指的是用汉字、日本假名混合写成的传说、故事、传奇之类的小说。它出现于假名文字之后,其根源是民间的口传文学。“物语文学”产生于日本的平安时期。古代中日政治、文化的交往始于七世纪。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随着交流大量地传进了日本。在这一时期,日本仿效中国,实行律令制(始于大化革新,645年)。在文化方面,形成了所谓的“唐风文化”。从那以后的漫     

我与中国

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九日晨五时,我出生在大分县中津市金谷市的一个茅屋里,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一年。我与中国的关系,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当时的日本,是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时期,是日本近代市民文化初绽蓓蕾的时期,直到十三岁的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渡过的,大约也就是从这个时期起,我开始学习了中国和日本历史,浏览有关介绍中国情况的报刊。记得当时的中国,正是辛亥革命之年。民国政府取代了清王朝。实质上代表地主、军阀利益的袁     

唐代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历史悠久,民间往来频繁,文化交流也源远流长。纵观中日关系史,唐代是中日关系史上最友好最亲密的时期之一。 七至八世纪的唐朝,由于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已成为亚洲、基至是世界的头等强国。当时在唐周围的亚非国家,有的刚进入阶级社会,有的仍处于奴隶制阶段,都比较落后。它们被中国先进的政治、经济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所吸引,纷纷和唐建立邦交。日本也开始大规模的派遣使节到唐朝学习、观摩。据史料记载,日本在630年到894年的二百六十四年间,共派出16次遣唐使节。遣唐使团,规模宏大,组织完备,设有大使、副使、录事等官职。另外还有翻译、学问僧、留学生和各种文化技术人员随行。人数最多时,一次达五六百人,遣唐使的往返,促进了中日经济文化的交流。此间,中国文化呈东渐大势。 在日本政治史上,大化改新是第一次划时代的进步,而大化改新的成功,多半是源于模仿了唐代的典章制度。孝德天皇大化二年（646）在留过唐的僧旻高向玄理的参与下,制定了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     

廖承志与中日友好事业统一战线的建立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致胜的成功经验之一,在恢复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实践中,廖承志作为中国政府对日工作最高负责人,成功的运用了这一经验。他大力发展民间外交,使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中国,造就了民间交往的潮流,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廖承志广交朋友,通过与日本各界的广泛接触,建立了中日友好事业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断推动着中日友好事业之车向邦交正常化前行。     

从俳句看松尾芭蕉的鉴真观

松尾芭蕉,日本江户时期著名俳句诗人,由于受为推动中日两国佛教文化和民族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鉴真大师精神的鼓舞及天平时期日本朝野对鉴真大师的崇敬等方面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其热爱友好和自然的鉴真观,这对后世日本能够和中国友好相处有着重要的作用.从文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在赏析松尾芭蕉描写鉴真大师的俳句的基础上,对他的鉴真观以及这一观点形成的思想根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简单的论述,指出中日两国人民只有世世代代友好相处,才能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