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经典的诗学、美学论著,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其中的悲剧观念,对悲剧文本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本文试图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经典理论,“悲剧说”阐释《红楼梦》,为《红楼梦》的阐释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深入了解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基础上,探寻《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以此寻求中西文学的凝结点。     

评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关于中国原创诗学的一个观点

厄尔·迈纳在《比较诗学》中认为,当一个或几个有洞察力的批评家根据当时最受崇尚的文类来定义文学的本质和地位时,一种原创诗学就发展起来了。西方诗学是亚里士多德根据戏剧定义文学而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摹仿—情感的"(mimetic-affective)诗学;日本和中国的诗学是以抒情诗为基础的,是一种"情感—表现的"(affective-expressive)诗学;世界上没有一种诗学是建立于叙事文学之上的。中国原创诗学是《诗大序》。本文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为何中国原创诗学建立在抒情诗的基础上,并认为《诗大序》之前的古代诗论,特别是孔子和司马迁的诗论,也是中国原创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轴心时代的诗学双峰——与亚里士多德《诗学》并峙的荀子《乐论》

在世界轴心时代,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之间,在诗学的历史上出现了两座并肩而立的高峰:一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是中国战国末期荀子的《乐论》。人论是二人诗学思想的共同出发点,亚里士多德是性善论者,荀子是性恶论。荀子在诗学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关于诗的存在论、诗的创作论、诗本与诗象论、诗的价值论几个方面。荀子的诗学思想影响深远,应在世界诗学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     

论瞿佑的诗学才赋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从《归田诗话》看,瞿佑因早年耽于诗歌学习而形成了良好的诗学素养。因此,他在小说创作中流露出明显的炫才意识,将自己的诗学素养在小说中做了不遗余力的展示,从而使《剪灯新话》成为“有诗、有歌、有词”的“诗文小说”代表作,并使其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带有浓郁的自况意味。就题材而言,《剪灯新话》多“依红偎翠”之作,显示出瞿佑尚真主情乃至带有浓郁俗艳色彩的文学观念,而这与杨维桢在文学上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     

试论《离骚》中的企慕情境

“企慕情境”这一诗学主张是由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它不仅仅表现男女之间爱慕之情，也常常用来表现人们对生活中美好理想的向往和追求。用这一诗学观点来反观屈原，我们就会发现，在《离骚》中表现出的企慕情境就是诗人对美政理想的热烈追求以及求而不得的悲剧结局，     

论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的诗学观

在宋代诗歌批评史上,北宋诗歌评论家张表臣的诗学观占有一席之地。《珊瑚钩诗话》是张表臣的代表作,他结合多位诗人的诗歌作品和事迹,论述了其基本诗学观。在《珊瑚钩诗话》中,张表臣就“诗能穷人”提出异议,认为诗人创作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外在的“穷”或“达”的境遇,而在于诗人内在的创作天赋,即“能诗与不能诗”;张表臣提出,创作应祖述前人,但又必须创新,而创新的首要问题在于立意,次则须炼句、炼字;张表臣强调,诗歌的风格追求应以含蓄天成、平夷恬淡为上,反对支离破碎、怪险蹶趋。在《珊瑚钩诗话》中,张表臣还对一些文体、作家、作品作了具体的分析,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散文的心

讲中国文学,最先让人想到的并非诗歌,而是“文”或“文章”。中国文人历来有一种共识,不妨叫做“文章正宗论”,即认为“文”的历史最久,作者最夥,成就最大,形式也最灵活、最具包容性,“诗”则位列“文章”之下,甚至隶属于“文”。西人论文学,推本溯源至于“诗”,“诗”乃一切文学之顶峰,故亚里士多德《诗学》雄霸西方文学理论数千年而不坠。中国古代讲文学,一“文”字足矣,理论上可媲美亚氏《诗学》者,《文心雕龙》也,而刘勰之“文”,一如陆士衡《文赋》之“文”,兼赅众体,诗歌韵语自不能外。这是东西方“文论”、“诗学”理路及符号体系之…     

从人际功能的视角评《傲慢与偏见》的三个中译本

功能文体学对评价文学作品的风格翻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作为联系语言学与文学鉴赏的桥梁,功能文体学用来指导小说风格翻译尤为重要.它能够从语言多层面来分析文本的各种文体特征,从而解决在翻译过程中其他方法所不能解决的内容层次上的“假性等值”等问题,即内容层次上风格遗失的问题.就小说本身而言,它的文体特征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小说的文学价值,所以对于译者来说用恰当的手法分析并传达原作的风格关系到翻译之成败.作为功能文体学三大元功能之一,人际功能表示与情景有关的交际角色关系.小说《傲慢与偏见》中主人公的对话体现二人关系的发展,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线索,因此该部分文本的准确传译至关重要.     

文学现场与历史叙述——兼评何光顺教授《南方诗选》中“南方诗学”的建构

文学现场与历史叙述常常伴随着文学观念或诗学观念的演进。讲述纷纭复杂的文学现场,最为讨巧的是艾克曼的方式,他实际上只是转述了歌德的讲述,但这种方式原创性不足,且难以复制;最为自由的是文学批评,但其因论者视野所限,难免有失公允而遭物议也最多;最为安全的方式是文学选本编撰,文学选本是直接进入历史叙述的现场讲述,但文学选本众多,要从众多选本中脱颖而出则非有超卓的诗学眼光不能实现。何光顺编选的《南方诗选》在当前众多的诗歌选本中别具一格,吸引了众多批评家和理论家关注,离不开其标举的以“南方精神”为主线的“南方诗学”的建构。该诗选不是区域诗歌或某类型诗歌的简单汇编,而是确立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南方写作”“南方精神”“南方诗歌”“南方诗学”等系列诗学关键词或理论命题。广东珠三角的现代汉诗写作的真正崛起是从底层打工诗歌开始的,之后与本土的完整性写作、垃圾派写作等相呼应,逐渐形成了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诗人群落的多元景观。作为整体的南方诗人也由此在文学地理和历史场域中正式出场,并在一种关于文学现场的叙述与诗学建构中呈现其意义。     

李攀龙《古今诗删》删诗标准与其理论主张的偏离

李攀龙编选的《古今诗删》,历来都因其反映了复古派“古体尊汉魏,近体宗盛唐”的诗学主张而受到重视,但在文学上还经常会看到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差异的现象。作为复古派以口号相号召的推尊汉魏盛唐,从某种程度上说,就与《古今诗删》的具体选诗情况不完全相符。从他对汉魏六朝诗的选取来看,李攀龙并未以自己的理论主张做预先的价值判断,而是表现出一种比较宽泛的诗学取向。     

汉代诗学理论的《诗》学母体

汉代诗学理论是从《诗》学理论母体中脱胎成长起来的。《诗》学理论强调诗的功用性,纳情于礼乐、志性之中,主温柔敦厚、平和中正之美;而汉代诗学在外部功用失落,褪化之下,主体情感不断得以突张,最终迎来了主情文学的到来。      

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     

《诗学》若干关键词语的翻译问题

研究者们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理解历来存在很多分歧,而准确的翻译是准确的理解的前提。本文探讨了《诗学》中taxis(秩序)、hamartia(过失)、toioyt仭npath叆mat嵀n(这些情绪)等关键词语的翻译问题。     

刘勰《文心雕龙》创新精神试探

“通变”思想是始终贯穿于刘勰《文心雕龙》的一条主线。它的成功之处，主要得力于：结构体系、文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结构体系的创新是建构《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骨胳间架，文学思想的创新是充实《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经脉血肉，研究方法的创新，则是完善《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可靠保证。三者相辅相成，孕育了这部堪与亚里士多德《诗学》名著相媲美的东方文论巨著。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诗学》与《乐记》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摹仿”说,揭示了文艺的起源,并认识到了文艺的功用问题,提出了“净化”说;中国古代《乐记》也探讨了艺术的起源问题,并从儒家诗学功用观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文艺的社会政治功用。《诗学》和《乐记》在很多理论层面都有相通之处,并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卡塔西斯”与“中庸之道”

“卡塔西斯”说,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一个关于悲剧效果的著名理论。在《诗学》第六章中,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卡塔西斯。”“卡塔西斯”(Katharsis)一词,原来是宗教术语和医学术语,意思是“渲泄”或“净洗”。那么,在《诗学》中卡塔西斯具有怎样的意义呢?亚里士多德本人没有解释。不少人都参照它的原义,把它理解成“净化”或“渲泄”。在这些流行的解释之外,罗念先先生别具慧眼,他认为“卡塔西斯”应译解为“陶冶”,他说:     

论巴蜀学者刘咸炘的诗学思想

刘咸炘是清末民初重要巴蜀学者之一,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经学、文学、史学、子学等方面。其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诗系》一文中。《诗系》梳理了诗歌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论述了清代诗歌批评家的利弊以及唐以后诗歌衰败的缘由。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阐述,刘咸炘提出了自己的诗歌批评理论,即通过推源溯流法来探讨诗人风格的渊源和流派。从中可以看出刘咸炘的诗学思想是在"诗言志"的传统诗学基础上,倡导学习《风》系诗歌的创作手法,重视诗歌词、义、情三者的统一。     

茅盾接受美学观探析

“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领域里一种新兴的学说,出现子六十年代中期;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还不足二十年的历史。但是文艺的接受史却已古老而悠久,它与文艺的创作史同时起步。因此,艺术接受的美学问题早就存在,并且被人们注意到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关于悲剧可以净化人们心灵的论述,贺拉斯《诗艺》中关于文学应当“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的主张,都注意到了文艺的社会功能,涉及到文艺创作与接受者之间的某种关系。     

论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古典叙事理论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古典叙事理论的发轫之作。第一,亚氏认为文学叙事起源于摹仿,叙事的本质是摹仿和虚构的有机统一。第二,把以情节作为第一要素的古典叙事理论进行了全面而科学的论证和归纳。第三,指出了叙事时间、叙述者和叙述声音等具有现代叙事学意义的叙事手法。第四,梳理了叙事效果的类别和途径。第五,提出了叙事批评的标准。总之,亚氏的《诗学》无疑是西方第一部有关古典叙事理论的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经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