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在复旦大学

最近两个月来,复旦大学的全体师生,在跃进再跃进的形势下,开展了一个规模极其壮阔的毛泽东思想学习运动,初步看来,这个运动,对于开展以理论结合实际为中心的创造性学习运动,对于贯彻以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为中心的教学改革,对于以实现总路线精神为中心的整风运动,都具有极其深刻的指导意义。这个运动有三个基本特点:1.自觉性:全校师生几乎全都是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要求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家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要求进步的主要标志。2.群众性: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研究小组,在极短的时期内,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校各个系科中普遍建立,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而是群众性的了。3.创造性:完全改变了过去教条主义的学习方式,树立了理论结合实际、有的放矢的学习方式,出现了革命的、批判的、具有新的生命力的学风。毛泽东思想学习运动之所以具有以上三个特点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全校师生通过整风、反右、双反、红专大辩论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的鼓舞下,     

欧阳修易学与文学互动中的人文精神探析

欧阳修的易学重人事、轻天道,他认为六经所载皆为人事,圣人之言不远人情,反对神秘主义的鬼神之说,凸显人文理性精神.欧阳修将易学中的人文精神融入具体的文学理论与文化实践,理论上主张文与道俱、道胜文至,弘扬平易实用的文风;实践中提倡以民为本、与民同乐,书写贬谪之地的人情风物,实现政治逆境中的文化反思.欧阳修所推崇的易学学风与古文文风具有一致性,二者互动起到重要的同向推进作用:易学研究是欧阳修文学创作与文论建设的思想武库,引领着宋初学风的基本方向;文学思想具有优秀的理论品质与特殊的易学素质,指导了古文运动的健康发展.     

“强大国家”与“弱小社会”：苏联解体新探

冷战之争,是国家权力之争,是制度优越性之争,更是社会先进性之争。苏联在冷战中的结局并非是苏联在军事上为西方所败的结果。苏联民众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抗之后基于观念的变化而产生了对苏联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进而导致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内在演变是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强大国家”与“弱小社会”的巨大反差是冷战之于苏联解体的最好注脚。苏联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与现实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健全的、平衡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不仅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惨痛教训。更是我们思索冷战的终结为什么会与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相联系——这一时代命题的出发点所在。     

重温毛泽东的学习观——基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思考

毛泽东的学习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和基本的内容包括:学习之意义、学习之内涵和学风建设。其中,学风问题是毛泽东学习观的核心部分,他关于学风建设的突出贡献,就是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和思想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重温毛泽东的学习观,不仅是学习型政党建设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关切,也是价值思考。     

齐鲁文化与秦汉的博士制度

齐鲁文化是秦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活水源头；源于齐而形成于秦汉时期的博士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文化制度。西汉前期，以齐鲁地区士人为主的学者群融汇、吸收阴阳、黄老、法、方仙道等齐鲁诸家学说改铸儒学而成经学，通过博士制度，使齐鲁文化实现了与封建专制制度的结合，取得了政治上学术上的统治地位。其后，由先秦齐文化与鲁文化不同学风而引发的经学内部的经今古文之争，随着今文经学的庸俗化，日益崛起的古文经学派完成了统一经学的任务，最终实现了齐鲁文化的正统化；今文经学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其所依恃的博士制度于东汉末也归于衰落     

魏晋“郑王之争”及其学术史意义

"郑王之争"是魏晋学术史的一桩公案,有其深刻的政治、学统与经解观点等方面的原因。王肃申毛驳郑,继承了《毛传》的历史理性与简易的学风,十分清晰地反映出魏晋学术新变与经学返古之间的内在关联。汉末以来的诗经学史经过郑王之争的转换,由两汉的今古文家法之争逐渐过渡到南北朝古文学内部争毛、郑之得失的主题上来。     

京派、海派与港派的时空序列及其文化意蕴

京派、海派和最近开始引起学界注意的港派,一直被当做民俗社会范畴的地缘文化的几个空间概念来考察,有的学者还强调应从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等的差别上来考察其文学作品的审美差异。笔者以为不然。蒋孔阳先生曾敏感地提出:“港派与海派的讨论,涉及到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大问题”,注意到了历史时间问题。笔者愿就此展开探讨。 京派与海派:新文化矛盾运动的社会历程 京海两派之争,源起于30年代,当时新文化发展已较为成熟,上海成为其历史前沿,北平的隐士带着传统的骄矜与遗风对这一新的文明背景进行历史的挑剔,沪上反唇相讥,京海之争遂拉开帷幕。这场文人之争本无多大意义,然而在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近现代变革

面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在近代的深刻危机,中国社会曾作出了种种回应,选择了种种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其中, 中西古今之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从“中西之争”到“古今之争”的演变是人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危机与中西社会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推进的表现,它典型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一个轨迹。同时,它也在客观上提出了由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这一新的重大时代课题。     

礼仪之争对中国经籍西传的影响

礼仪之争对 1 7、 1 8世纪中国典籍西传的影响 ,首先反映在对研究和译介文献的选择上 ,其次反映在礼仪之争的阶段性变化对译介和出版作品的数量有影响。礼仪之争之所以会影响知识传播活动 ,一是因为礼仪之争归根到底是耶稣会士的宗教立场和传教政策所引起 ,而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传播也是由其思想倾向所决定 ,因此礼仪之争与知识传播间具有内在联系 ;二是当礼仪之争演化为权力冲突后 ,权力当局通过给出版环境施压而影响知识传播的内容和规模     

学风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学风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在反对主观主义,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中形成的;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     

全面把握“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系统、深刻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论述了其中所体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规律与历史创造主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坚持、继承和发展     

唐代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

唐代河东柳氏古文家辈出,其古文理论与创作十分丰富。河东柳氏有重视史学的家学传统,以及重礼法、尚质实的家风,学风家风与古文运动的实质颇相契合。唐代河东柳氏与唐代的礼法高门山东士族有密切关系,与古文家过从甚密。河东柳氏参与并影响了古文运动,柳宗元正是在家族文化土壤中成长并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     

近代湖湘学风与湖南人才群体的结构及特质

近百年来,湖南人才荟萃,如群星璀灿,形成了一个影响近百年乃至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人才群体。这一现象的出现,固然是近代湖南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使然,但与湖湘文化的关系甚大。本文即从湖湘文化的一个角度——湖湘学风来探讨湖南近代人才群体形成的原因及其群体结构的人才素质,并就在这种学风背景中成长的湖南人才对湖南乃至中国的近代与当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诸种影响作一探讨,从中求得当代湖南人才培养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湖湘学风与湖南人才群体形成的机制作为文化史意义上的学风,是指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区的学术传统和学术风格。同时,它     

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文化运动（下）

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之时,适逢新文化运动初兴,学会成员的理念与新文化运动高度吻合,于是很快转为专做文化运动的团体,利用其组织能量,使得新文化运动在各地迅速发展。其文化事业促使思想启蒙由青年学生向着城乡劳动平民推广普及,其社会事业则推动人与社会的改造。少年中国学会构成从《新青年》前期的新思潮转向五四后社会性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环,使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属性逐渐清晰。但在新文化运动亟于从社会运动演进为政治革命的关键时刻,学会内部的主义之争以及王光祈等人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截然对立的观念,导致无形解体,未能实现组织的整体转向,完成历史全程。经过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批优秀青年,则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     

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文化运动（上）

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之时,适逢新文化运动初兴,学会成员的理念与新文化运动高度吻合,于是很快转为专做文化运动的团体,利用其组织能量,使得新文化运动在各地迅速发展。其文化事业促使思想启蒙由青年学生向着城乡劳动平民推广普及,其社会事业则推动人与社会的改造。少年中国学会构成从《新青年》前期的新思潮转向五四后社会性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环,使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属性逐渐清晰。但在新文化运动亟于从社会运动演进为政治革命的关键时刻,学会内部的主义之争以及王光祈等人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截然对立的观念,导致无形解体,未能实现组织的整体转向,完成历史全程。经过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批优秀青年,则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     

关于毛泽东思想传统文化底蕴的述评和考量

阐述毛泽东思想,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即毛泽东思想是否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怎样的历史地位?而毛泽东思想的来源问题又是深入理解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的重要前提。     

希望和意见——一九八一年十月在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

全国性的毛泽东哲学讨论会,据我所知,在我国还是第一次。仅此一点,就很有意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刚刚做出,开会的时机也选择得很好。《决议》重申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要坚持,就要学习好,研究好。但要做到这一点也并不那么容易。 据一位驻中国的日本记者说,现在坚持毛泽东思想,“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比文化革命时代或文化革命前更大的困难”,“恢复毛泽东思想运动的前途是多难的”,因为“中国国民的认识和时代完全变了”。这位日本记者对于坚持毛泽东思想是悲观论者,这也难怪,因为他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也不懂得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理论来源研究述评

国外学者拘于不同理论立场与思想前见,在关于毛泽东思想理论来源问题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理论景观:在探讨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时,出现了"异端说"与"发展说"两种对立的观点;在探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关系问题时,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主导说"、"衬托说"和"结合说"三种观点;在探讨毛泽东思想与西方社会思潮的相互关系时,出现了"西方思潮影响说"与"西方思潮本质说"的观点。国外学者虽在此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仍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回溯国外学者在此问题上的相关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解。     

乾嘉时期考据与文学之争的源起考辨

考据与诗文之争是乾嘉时期一个突出的话题,这一论争往往被汉宋之争所掩盖。考据与文学之争最早发生在袁枚与惠栋之间,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文学与考据的优劣问题。袁枚与惠栋的争论发生在考据学发展初期,这场争论强化了后世文学和考据学的学科意识。     

江苏省博物馆学会章程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江苏省博物馆学会是江苏省博物馆界群众性的学术团体。第二条本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全省博物馆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积极开展博物馆学及其有关的专业学科的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博物馆各项工作的水平,促进博物馆学和本省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