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与细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华北乡村社会研究

本文分析了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研究发展的过程及其特征与趋势。最初社会调查的观点集中于乡村社会的自我封闭和与国家对抗上;而20世纪引进宗族与士绅研究后,则倾向于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共存合作,强调士绅的中介作用;在新世纪初的整合研究中,则出现了"第三领域"、"文化网络"等多元理论。跨学科综合与研究对象细化必将成为今后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方向。     

老区土地政策演变与农村生产要素流动研究——以1946-1956年的山东为例

作为老解放区,山东省自1946年即开始土地改革,至1949年全省已有72％的地区进行过土改.新中国成立后,土改从1950年冬在新收复区进行,到1951年3月全省土地改革完成.土改结束后—集体化高潮前,中共对山东乡村地权交易的政策经历了从鼓励—限制—全面禁止的急剧转变.期间,农民的地权占有和使用状况、土地经营方式的规模、主体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不对等的博弈:土改中的基层政治精英

本文以山东、河北等省的土改运动为例,探讨了群众运动中基层政治精英的独特处境和行为特征.土改期间,基层政治精英并未完全成为国家的忠实代理人,而是在社会人、理性人的角色指引下与国家权力进行博弈,以维护村社利益或追逐个人私利.另一方面,乡村民众的介入改变了国家与基层精英的力量对比和博弈格局,致使基层精英既内在于又外在于国家权力体系,处于明显的权责分离状态,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谋求私利和"去政治化"的离心倾向.     

阶级划分的政治功能——一项关于"土改"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出发,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探讨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进程中阶级划分的政治功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乡村社会关系进行了实质性重构,即以阶级关系统摄各种社会关系,将其纳入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框架;二是通过对乡村社会成员的重新命名和归类,确立了一种新型的政治等级秩序;三是治理和被治理技术的发明,既借助阶级隔离术和阶级融合术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治理目标,又通过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的建构促使农民自觉融入了党和国家的治理轨道.     

蒋介石与陈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

孙中山早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方案,主张"和平解决","让农民可以得益,地主也不吃亏"。国民党虽接受此方案,但长期空喊、议论。1949年,蒋介石下野反思,认为在大陆失败的主因是未能按孙中山主张办事。他重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演讲,决心入台后首先实行土改,并将这一任务交给其亲信陈诚。台湾的土改兼顾地主和农民的利益,既使大量农民上升为自耕农,又以土地债券和公营公司的股票补偿地主。结果,台湾农业超越战前最高水平,土地资本向新兴工商业转化。台湾一度跻身亚洲"四小龙",土改是其起步阶段。陈诚自称,台湾土改是不流一滴血的革命,美国人视为典范,不少国家纷纷取经,但是,这种土改,不能改变社会的两极悬殊,只改变了财富的占有形式和占有者的社会身份,不少地主摇身变为资本家。近年来,台湾社会出现"外来者打压本地菁英,损害了‘我们’地主的利益"的看法,这就不仅是在为台湾地主叫屈,而且是在为"台独"理论张目。     

“政党在乡”:执政党在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建设转向

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地方乡绅实现的。晚清以降,随着士绅的分化与消失,乡村政权式微,而国民党的政党下乡以失败告终。共产党通过组织建设、政治动员、革命与改造等方式实现了政党下乡的成功。但改革开放后,乡村政治出现了"内卷化"困境,许多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日益蜕变为"赢利型经纪"。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充分尊重基层民主发展的现实,切实推进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改革,坚决而适度地矫正和去除行政化倾向,通过吸纳"乡土精英",动员和组织"新乡绅"力量,使党的意志真正被乡村社会和群众所接受,实现"政党下乡"到"政党在乡"的转变。     

革命经典中的惩恶扬善与阶级外衣——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钱文贵为例

土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钱文贵是丁玲塑造的典型的地主形象,但他的土地其实并不多.钱文贵之所以成为土改中的头号斗争对象并不因为他是地主,而因为他是群众痛恨的乡村恶霸.小说表面上是写土改中的阶级斗争,实质上却讲了一个惩恶扬善的故事.正是通过斗争钱文贵这样一个众矢之"敌",革命终于把群众发动起来,从而有效地整合了乡村资源,为最终赢得胜利创造了条件.     

土地改革与义序宗族乡村的变迁

义序是20世纪30年代林耀华研究中国宗族乡村的一个标本.解放后,义序宗族乡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其变化肇始于土改.土改是在特定区域中进行的,而义序土地分散、近市郊、商业发达、非农职业过半、宗族发达等,这是理解义序土改的前提.义序土改的过程也是其宗族瓦解的过程.首先,族田的征收导致宗族经济基础的消解;其次,祠堂的征收使其作为宗族“集合表象”的消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表象”彻底消除,祠堂保留着宗族记忆,起着隐性宗族认同的作用;最后,族权的瓦解是族田祠堂的征收、阶级斗争和农会、乡村政权建立等合力作用的结果.     

土改文学视野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而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路线是依靠深入乡村的土改工作队来执行的.土改工作队在改变乡村的同时,也受到土改运动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土改工作队员在此过程中的锻炼与改造,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工作队员.土改运动不仅仅是社会运动,更是一个触及人思想的运动,各阶层人物在外力的冲击下,都要改变惯性意识的运行轨道.土改文学的丰富性就在于对身处其中的人物思想意识及其演变的展现,这在对知识分子的描写上体现得尤为鲜明.     

当代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历程

一个民族的自我认识对于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地对待邻族至关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进一步发扬自我认识的传统,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以往,提出了"杂种文化论"、"照叶树林文化"、"纵式社会"等许多新观点,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日本人对自身的认识.当代日本人的自我认识不断根据时代的需要自我反省,有利于克服国民性中的不足,弘扬国民性中的优点,起到促进战后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有助于让世界了解日本民族.同时,随着经济的成功,也出现了全面肯定传统文化、忽视与亚洲邻族的比较等倾向.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值得借鉴,其中的缺陷有待于日本民族今后加以解决.     

对耕者有其田与耕者有其权的新探讨——清康雍乾山东与德国巴伐里亚农村土地状况的比较

康雍乾时期,“耕者有其田”是山东农民一如既往的愿望,但却是德国巴伐里亚农民的划时代要求。在18世纪世界经济转型以前,在整体上,“耕者有其权”是巴伐里亚农民的生存依据,但却是山东农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原因。本文以康雍乾时期为历史中折点,说明:拥有土地的占有权,迫使山东农民必须承负国家的、官府的和家庭的责任。比较之下,土地占有权向着土地耕种权的变化达到极限,使巴伐里亚的农民借助于新型社会的到来转变成为拥有土地占有权的国家公民。     

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流转与产业发展及就业的关联机制——天津近郊地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践与启示

天津近郊的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虽然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但当地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政府推动土地流转的基础和前提；政府则通过对土地的整合及重新规划,推动了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水平提升,也加快了农民身份的转变,并为失地农民提供了相应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是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农民就业转型的需要,而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可以更好地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演化升级和农民的就业转型.     

新农村建设中失地农民安置问题——以芜湖市南陵县大浦新农村建设试验区为例

新农村建设中失地农民安置问题意义重大,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必然要求,但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着土地补偿、社会保障、农民发展等现实困境。为解决难题,需要构建合理的安置体系,包括失地农民安置政策机制、农民风险抵御能力培养机制、失地农民利益保障机制。在具体安置过程中,要集政府、新农村建设承接企业、失地农民三方力量,变被动安置为主动安置,变一次性安置为持续性安置,共同保证失地农民的合理安置。     

影响当前土地流转与合作经营的几种灰色预期论析

土地合作是培育农民经合组织重要依托。然而,在当前推进土地流转与合作中却遭遇到了来自转出土地农户方的不合作。这些不合作与这些农户的灰色心理预期有很大关系。这些灰色预期包括由于安于现状的思想观念、害怕沦为基层政府追求地方政绩的牺牲品、顾虑未来生存保障没有着落、对规模经营后土地收益不公平后果与转出土地后产生的＂不经济＂的可能后果的担忧等原因而产生的一系列灰色预期。要通过发展出真正符合合作社原则与治理机制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并给普通农户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来消除他们的这些灰色期望。     

论汉代的贫困救济——以假田和赐田为例

假民公田与赐民公田是汉代济贫的重要措施。假税的税率不会高于三十税一。假民公田或赐民公田作为安置贫民的一项措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解决了一些破产农民无地可耕的问题,使一些因丧失土地而流亡的农民得到安置。     

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的缺失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侵害,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文章分析了农民土地权益的内涵,并从我国农村土地立法的缺陷着手,分析了农民土地权益缺失的原因,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了构建我国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机制的措施和建议。     

现实与理想的结合：万国鼎对近代农村土地问题的思考

万国鼎认识到人多地少与土地占有不均的现实,提出由创建“标准自耕农”到实现农业集体化的理想设计。他将现实与理想相结合,既意识到合作经营、规模经营的必要性与必然性,也强调脚踏实地的由创建“标准自耕农”,到组建“标准自耕农场”,再到联合“标准自耕农场”建立“农场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集体化;他既顾及农民渴求土地尤其是土地所有权的心理与习性,认识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之必要,又顺应未来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与现代化发展趋势,提出了与马克思主义相接近的农业集体化方案。     

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风险与对策

目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面临着诸多风险,如农耕地被改变性质风险、农民失地风险、农业龙头企业面临的自然灾害风险和社会安全风险等.防范风险应当采取如下对策,即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创造良好的条件;着力解决土地经营权流转中有法不依问题;切实保护农民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利益;建立良好的土地流转民意诉求与反馈机制;加强农村土地文化建设.     

论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

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以市场经济原则促进土地有效流转 ,是现阶段农地制度安排的核心。本文用产权理论分析了赋予农民长期土地使用权的优越性和土地流转的必要性 ,提出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方案     

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分析

失地农民问题是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让失地农民的生计可持续,是我国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目标。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清晰了解影响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障碍有哪些,方能对症下药。本文从资本的角度出发,对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定义、现状给予介绍,并重点对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中存在的问题及结果进行了深入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