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原文文本和目标文本的关系

运用互文理论,分析比较文学翻译中原文文本和目标文本在各自文学系统中的元文本和互文本的不同,也在互文理论光照下重审等效论,指出对等论不适合于文学翻译,目标文本只是原文文本的一种特殊互文本。     

晚清翻译文学发展与中国近代小说观的嬗变

近代翻译文学是近代中国的文学视野里较为特殊的一种文学作品,对国人的小说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反映在这一时期的小说理论里,主要表现为对小说功能认知的转变,题材及创作手段的多样化,语言的通俗化以及作者群体和地位的转变。晚清翻译文学影响了当时的小说创作和小说观念,中国的小说由此而始,向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发展迈出了第一步。     

电子媒介文学文本的多媒介性研究

当文学的发展走向了电子媒介时代,文学文本也由单一的媒介性走向了多媒介性。这种转变让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在电子媒介载体下,多媒介性文本的出现让文学从创作到阅读再到审美都随之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因此对电子媒介文本多媒介性的探讨和研究有助于了解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基于译者主体性视角看张白桦及其文学翻译

翻译主体性在一个对话性的文化语境中生成发展,不再被禁锢于静止的历史意义和恒定的文本意义中。文章通过对翻译家张白桦的文献翻译宗旨和实践进行探讨的意义在于彰显其在文学翻译时的主体性,并着重探究了译者对于原文和翻译方式的选择,其翻译目标、翻译主旨、审美意识等主要因素。     

多元系统论与操纵论对翻译文学形象变迁的阐释力

翻译文学在异质文学系统中的接受和传播是文本内容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象变迁和经典建构受社会文化语境影响颇深。多元系统论主张系统内各子系统或元素间的关联、影响和位移;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与本域文学遵循同样的关系。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后,操纵论用以研究影响翻译文学动态变化的意识形态、诗学观以及赞助人等外在政治、文化、社会因子。多元系统论和操纵论对翻译文学形象变迁研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多元系统论的理论指导下,以操纵论为视角研究翻译文学,可以扩大翻译文学研究的视野,并能勘察影响翻译文学形象变迁的隐性元素,洞悉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关系,促进二者共融共生。     

"隐含读者"观照下的文学翻译

翻译中译文与原文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我国翻译界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译者感到棘手的问题。本文通过文学翻译探讨了"隐含读者"中读者与原文本之间的关系和译者对原文本的"具体化"。阅读是翻译的前奏,根据"隐含读者"中强调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作者阐明了一点,即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对原文可进行再创造,但所译之文又必须基于原文;文中还粗略分析和归纳了译者对原文本"具体化"的因素。     

文学翻译创造性研究

文学文本的特质决定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本质.在文学翻译的描写性研究取代了传统翻译观后,文学翻译进入了文化的多维语境中.文学翻译不仅要传递原语意义,还要进行创造性活动.创造性是文学翻译的内在要素,是文学翻译的重要生成条件.文学翻译创造性是以原语文本和以目的语文本为导向的交集,是"直译"和"意译"的统合,在文学翻译活动中要将两者统筹兼顾,并协调统一翻译过程中的隐性创造与显性创造.     

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晚清文学翻译--以林纾翻译的《块肉余生述》为例

传统的翻译研究多从语言学层面上对原文和译本进行对比,认为“忠实”是翻译的最高境界.但是晚清翻译文学的成功却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其他因素对翻译行为的影响力.在此拟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结合林纾翻译的《块肉余生述》,从意识形态对文本选择、译文文体选择以及翻译策略的操纵三个方面,系统分析意识形态对晚清文学翻译的操纵力.     

翻译研究视野中的跨民族文学文本

在跨民族文学文本中,某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及其宗教信仰、民俗习惯等被放置到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框架中加以表达,从而具备了文化翻译的功能。跨民族文学文本进入翻译研究视野的可能性,不仅仅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转达功能,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对这样一种文学文本从文化翻译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是基于对传统翻译研究中研究角度或研究立场的拓展和延伸,以及对传统翻译研究中一些基本观念的重新审视和突破。从翻译的角度来研究跨民族文学文本,应成为当代文化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     

“异数”与越界:接受视野下解读张爱玲的意义

张爱玲的创作生命力和经典化过程是研究者瞩目的关键问题之一,从双语创作、港台文学、翻译文学及海外文学角度立体眺望,藉助女性主义、文化消费等理论视角,以发现张爱玲文学世界的多重价值。文本内外的阅读、观看、聆听,复杂、参差、跳跃,得失成败之间,为汉语写作的世界化道路留下了探索的印记。     

语言哲学与文学翻译诗学建构

文学和文学翻译作为特殊的语言形式,整个语言活动都具有反逻辑的诗性功能。就文学翻译而言,语言哲学与翻译诗学相互渗透交融,形成宏观的文学翻译诗学,具体实现路径包括突显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明确文学翻译是一个意义再生的过程;将文学翻译放置在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追寻文学翻译文本中权力话语的作用;建构文学翻译诗学中的伦理支撑等。语言哲学维度下的文学翻译诗学建构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外部因素和方法,彰显了文学翻译的灵活性、艺术性和创造性,对文学翻译研究具有独特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从文学鉴赏论看译者主体性——以《飘》汉译本为例

文学鉴赏论研究文学的欣赏活动,强调文本读者参与实现文本的价值,并且发挥着主体作用.译者进行文学翻译时,首先鉴赏原作,理解体会原作的价值,在此基础上翻译文本.分析《飘》在不同时期的两个汉译本可以看到,译者在选择鉴赏对象,再现与再创造作品艺术形象以及对同一文本进行独特的理解与阐释时,即早在翻译的鉴赏阶段译者就已经发挥着自己的主体性.     

接受美学视角下文学文本的翻译理解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文本只是作家完成的一堆印刷符号,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和空白,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才能将其具体化,实现作品的意义。从翻译角度来看,译者首先是原文文本的读者,译者的阅读是翻译理解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文本因其偏重诗学编码,语义模糊,信息不确定,在翻译过程中要采用不同于非文学文本的理解方法,应该遵循从部分到整体循环往复的原则,还要兼顾共通性与多义性的原则。     

从白话长篇小说翻译与创作之“同一性”看近代中外文学关系建构

中国近代白话长篇小说翻译与创作之间同时具有文体形态上的外在同一性和文本叙述方式上的内在同一性。此双重同一性既证明了当时域外文学必须与本土文学取得高度的一致性才能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又有力地反驳了那种视域外文学之影响为当然的论调。这对于我们从翻译文学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建构近代中外文学关系具有实践和启示的意义。     

纳博科夫翻译观中翻译行为的限制性与创造性阐释

纳博科夫认为翻译的唯一目标是语言之间信息的准确转换,并强调译文必须与原文在内容、语言形式、句子结构等方面保持高度一致。纳氏在其英俄、俄英译著中,尤其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英译作品中践行了逐字逐句直译的翻译准则。翻译行为的绝对忠实对译者而言是极其不易的,这既是翻译的限制性,也是翻译行为的根本问题。基于纳博科夫英俄文学翻译作品的文本材料,分析其翻译行为在词汇、音韵以及语法等方面的限制性。翻译行为的限制性与创造性这对二元对立因素,本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但纳博科夫认为翻译行为不应带有译者的个人风格,亦不应是译者的创造性行为。纳博科夫肯定翻译限制性以及否定翻译创造性即是贯穿其翻译观的重要观点,纳氏的流亡背景以及"俄罗斯情节"则是其翻译观形成的根本原因。     

论文学文本的体裁分类

体裁分类问题的意义内涵表现于三个方面:具体文本与总体文学的中介;作者创作与读者阅读的桥梁;文学传统与个人写作的纽带。文学文本分类的根据有两点,一是文本的语言形式因素,二是文本与现实的艺术处理关系。分类根据不同,分类结果就会有差异,于是就有了中外文论史上的不同文学文本分类结果。     

从风格的可译与不可译看文学翻译的创作空间

风格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风格翻译不仅是思想内容的传递,也是语言形式的转移。本文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论述了风格的可译与不可译,并由此探讨了文学翻译创作的三个空间——思想空间、理解空间和表达空间。本文认为,正是这些空间的存在,文本才能在翻译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     

翻译中的文化——文化学派的翻译观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翻译理论基本上进行的都是纯文本方面的研究,很少涉及文本以外的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翻译的纯文本研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而对于文本之外的因素的探究开始在翻译研究中逐步盛行。而这种文本之外的研究催生了翻译研究的一个新流派——翻译的文化学派。文章通过对翻译的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内特、安德烈.勒菲弗尔以及劳伦斯.韦努蒂的理论思想的简单评述,突出翻译的文化学派在当代翻译研究中的作用,为进一步在文化角度上研究翻译抛砖引玉。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中国文学译介——以葛浩文、杨宪益为中心

当前中国文学输出与西方文学输入之间存在巨大的逆差,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当中仍处于边缘地位。依据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生态学原理和机制,对葛浩文、杨宪益这两位翻译大家的翻译行为以及各自译本的接受效果进行描述和分析,可以发现译者所处的特定翻译生态环境以及其中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译者地位与责任的定位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遵循翻译规律,用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理性地看待当今的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国文学才可能实现在海外的有效传播和广泛接受。     

论新文学书面语体与翻译语体的文化自觉

现代汉语应有现代口语、改良文言和现代书面语这三类语体，而现代书面语体中尚有现代白话语体、现代规范语体和现代翻译语体的分别。翻译语体在文化实践中主要用于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翻译，其在表述风格和语体规范方面有别于已经形成相对稳固的联系与制约关系的汉语白话和现代汉语书面语。汉语文学中的翻译语体，既是注重翻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本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做出的特别贡献。翻译语体及其语言体式的高规格定位是现代汉语重要的语言特色。中国新文学在语言方面最重要的建树是找到了用现代汉语书面语体进行文学表达的路径，而翻译语体是现代汉语书面语体中的特殊形态，反映了中国新文学界对翻译文本特别尊重的心态。翻译语体的形成及其在文学文化建设中的出色应用，使得现代汉语在处理外来文化、引进外来文化和文学方面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能够发挥更加卓越的作用。现代汉语拥有翻译语体这一文化优势，能够非常成功地将外语语言文学资源转化为汉语语言文学资源。汉语的翻译语体实际上从一个卓有成效的翻译渠道拓展了汉语文学的文本范畴。翻译语体构成了中国新文学语言体式的一个重要分野，其成熟的形态还为现代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