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市场审计师变更的影响因素——来自2003-2006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二元选择中的Logistic模型和Probit模型．对2003—2006年审计师变更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研究了审计师变更近几年的动态变化。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1）非标准的审计意见是审计师变更的根本原因;（2）是否同属地域对审计师变更也有着显著的影响;（3）非标准的审计意见对审计师变更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逐步减弱。     

大股东持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存在着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即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不断加大,过度投资水平逐渐降低,然而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临界点25.35%之后,随着持股比例的进一步增加,过度投资程度显著增加。     

第一大股东干预分红就是“掏空”吗?

以中国A股民营企业为样本，以《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文件)的实施为契机，考察股利税税率降低后公司自然人第一大股东是否利用分红“掏空”公司.研究发现：股利税税率降低后，自然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现金分红提升的可能性越大；但从投资者角度来看，自然人第一大股东干预分红的行为并不损害公司价值.还发现，股利税税率降低后，自然人第一大股东获得分红有助于降低公司“资金占用”水平，并且股利税税率降低对自然人第一大股东分红动机的激励作用仅在公司治理较好时显著.     

上市公司治理因素与财务困境关系的实证研究

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因素与财务困境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以1998~2005年被ST(special treatm ent)的公司及其配对样本共计528家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使用二元Log istic回归分析方法,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H-10股权集中指数、股权制衡度、国家股比例、最终控制人类型、独立董事持股比例以及审计意见与公司发生财务困境的可能性显著负相关,管理者代理成本显著提高了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危险性。而高管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以及CEO的双职合一对困境发生的概率无显著影响。     

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关系假说的检验:一个案例研究

本文基于对“烟台发展”股权演变与其价值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动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其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对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团队、战略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了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关系的不同观点．认为控股股东的持股动机是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因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比前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更具解释力．而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或左半倒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以及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第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浅谈股权分置改革的研究

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 ,拉开了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的序幕。股改之后股权结构有何变化？目前的股权结构特别是控股股东对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又有何影响？本文通过数据的简单对比分析,发现未参加股改的上市公司比参加股改的上市公司更容易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股改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第一大股东）所持的股票数量下降后,对上市公司的操控能力减弱,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增大。     

审计师关注客户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吗? ——基于Pecking Order模型的研究

文章利用CGSS调查数据度量客户所在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进而考察其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文章首先分别考察了社会信任水平与审计定价、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倾向、审计师变更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公司所在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与审计定价、审计师变更均呈显著负向关系,表明审计师会对位于高社会信任地区的客户收取更低的审计费用、审计契约更为稳定,但社会信任与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的倾向之间没有显著关联。有序Logistic检验结果表明,在审计定价和审计师变更决策之间,审计师存在优先选择次序:对于低社会信任地区客户,他们会优先通过提高审计收费的手段来控制相关风险。只有在风险超出其承受力、不能通过提高审计费用来控制时,才会放弃客户。此外,文章还发现,地区法治水平能够缓解社会信任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这一研究有助于加深社会信任与审计师决策之间关系的理解,并有助于理解审计师的风险管理策略。     

大股东、法律制度和资本结构决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从理论角度推演大股东、法律制度如何影响资本结构决策,采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一系列OLS经验检验大股东、法律制度与资本结构决策之间关系.本研究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大股东、法律制度确实影响资本结构决策.具体而言:(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负相关;(2)最终控制人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股东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类公司拥有相对低的债务水平;(3)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与债务水平正相关;(4)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交互项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表明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提高能削减第一大股东和债务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5)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减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说明股权制衡能够抑制控制股东机会主义行为,股权制衡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债务水平;(6)法律制度对不同期限的债务水平具有不同影响,法律制度环境好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短期债务和相对低的长期债务,本文从中国的制度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7)第一大股东与债务水平之间的关系受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     

股权集中、股权制衡与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

上市公司以“一股独大”、“股权分置”、“同股不同权”等为特征的股权结构向来被认为是造成目前中国上市公司以及证券市场众多弊疾的根本原因,并成为目前股权分置改革的理论依据。但我们认为,在股权结构选择的问题上,应该以股权结构能否促进上市公司效率水平的提高为标准,毕竟作为国民经济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上市公司的效率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效率的高低。本文从股权集中和股权制衡两个方面,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技术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以及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效率以及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显著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上市公司技术效率显著负相关,而与技术效率水平提高的相关性却并不显著。这说明,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下,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较高的持股比例会激发控股股东的“支持行为”,其“掏空行为”并不严重,而大股东之间的制衡则往往成为企业效率提高的障碍。     

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结构与分布特征——基于大股东控制和成长能力的分析

本文以2000—2007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投资的构成与分布状况、大股东控制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成长能力与投资行为的关系三个方面研究了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特征。主要结论是：（1）上市公司不同年度的投资水平存在一定差异性,并且维持投资水平的比重较小,而增量投资水平占据主体。（2）大股东的性质对投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法人股控制上市公司的投资规模相对较小．而国家股和民营控制上市公司的投资规模相对较大。（3）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大,就越能够通过控制权来决定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增量投资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4）成长能力对投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效应,中成长性公司和高成长性公司的平均投资水平要高于低成长性公司,反映了这些公司具有较高的投资机会。最后．本文对该领域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股权制衡对关联交易和关联销售的持续性影响

本文专注于企业经常发生的四种关联交易:关联销售、采购、提供及接受劳务.研究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时第一大股东的股权制衡——时此类关联交易发生的规模,以及关联销售收入持续性的影响.根据中国沪、深两市制造业A股2002-2004年报披露的10大股东以及一致行动人信息,作者调整计算前两大股东集团的控股比例,并且将第二大股东集团持股超过一定比例的公司定义为具有股权制衡的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存在股权制衡的企业关联交易规模比较小,此外.利用年报附录中披露的关联交易详细信息,本文将关联交易区分为与第一大股东集团发生的以及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发现股权制衡对关联交易规模的抑制作用仅仅是由于与第一大股东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减少所导致的,与其他关联方的交易规模并不受股权制衡的影响.最后,文章还将公司的销售分为两部分:与关联方进行的销售以及与非关联方的销售,研究股权制衡对各自持续性的影响,结果发现股权制衡可以提高关联销售的持续性,具有股权制衡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体现出更强的持续性.     

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相关性研究——以深市制造业企业为例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运用2012年深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相关性。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两职合一、资产负债率与会计信息透明度负相关,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无限售条件股份、监事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正相关,董事会规模与独立董事比例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无显著关系。提出改善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建议。     

融资受限、大股东"圈钱"与再发行募集资金滥用

中国上市公司再发行后业绩恶化与其投资行为不当有关,文章分析了股权结构、大股东圈钱、融资受限等因素对投资不当行为的影响.以1998-2001年配股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再发行前的资金储备程度越高,大股东参与再发行程度越低,募集资金滥用的可能性也越大,而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因素则对资金滥用可能性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由于融资受限引起的资金储备动机和大股东圈钱动机是影响中国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滥用的主要原因.文中的政策意义在于,再发行审批时应把再发行前的资金储备比例作为一个审批指标,并要求大股东积极参与再发行,以减少上市公司的再发行圈钱行为.     

融资受限、大股东“圈钱”与再发行募集资金滥用

中国上市公司再发行后业绩恶化与其投资行为不当有关,文章分析了股权结构、大股东圈钱、融资受限等因素对投资不当行为的影响.以1998—2001年配股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再发行前的资金储备程度越高,大股东参与再发行程度越低,募集资金滥用的可能性也越大,而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因素则对资金滥用可能性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由于融资受限引起的资金储备动机和大股东圈钱动机是影响中国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滥用的主要原因.文中的政策意义在于,再发行审批时应把再发行前的资金储备比例作为一个审批指标,并要求大股东积极参与再发行,以减少上市公司的再发行圈钱行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风险应对

本文以2003~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审计师会增加审计投入、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且出具更多的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控制股东股权质押增大了审计师面临的业务风险和审计风险,进而导致了审计师的上述风险应对行为。此外,本文还发现:(1)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审计师针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风险应对行为在国有企业里显著弱化;(2)相对于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针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风险应对行为更加明显,但主要体现在增加审计投入和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两个方面。本文丰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经济后果和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关结论对于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公司治理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来自上市公司2008年制造业的数据

代理成本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公司治理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得出结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负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代理成本负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关系不显著;董事会规模与代理成本关系不显著;董事会会议次数与代理成本正相关。     

重要股东市场行为引导下的利益趋同与壕沟防守效应

重要股东的市场行为不仅会对股价造成直接影响,还因其影响公司成长、与其他投资者的利益相冲突而倍受证券理论与实务界的关注。本文以存在增减持行为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按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成长性指标,通过对重要股东增减持股票与公司成长性间的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其市场行为在多因素综合影响下对利益趋同与壕沟防守效应的催化作用。实证结论显示:重要股东增持总会强化利益趋同、减持强化壕沟防守;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多,壕沟防守效应越明显,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多,利益趋同效应越明显,体现了股权制衡与股权控制的平衡关系。     

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成长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河南省A股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河南省A股上市公司1997-2007年间202个样本为例,研究了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成长发展的影响问题。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成长性与审计师的外部评价结果呈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如果属于国有性质将会对企业成长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管理层持有公司股票和独立董事比例也将会对企业成长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如果董事长（或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将会对企业成长起到负面作用。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状况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并不显著。     

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对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1-2003年非金融性A股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大股东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并检验了这种影响的原因和作用过程。研究结果发现:(1)上市公司的投资与现金流显著正相关;(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当第一大股东是国家时,负相关系数更大,当第一大股东是境内社会法人时,负相关关系不显著; (4)实证表明“过度投资”是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的典型表现,这不仅符合“自由现金流假说”的推断,而且可以用“信息不对称理论”中“融资约束”相反的“融资便利”来加以解释。     

股权分置改革下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2家上市公司3年的面板数据,对股权分置改革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通过因子分析确定公司绩效指标.接着分别从股权构成、股权集中度及股权制衡度3个方面考查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绩效与国有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显著的U型关系,与流通股比例负相关,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