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分红、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

代理理论是否能够解释我国国有企业收益分配政策,是国有企业收益分配和公司治理领域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以代理理论为基础,运用2003~200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政策与高管人员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相对非国有最终控制的公司而言,国有最终控制公司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与公司业绩负相关,而支付现金股利可以显著降低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这表明国企分红在抑制在职消费的同时,减少了代理成本。这为我们从优化公司治理、约束管理层代理动机角度思考国有企业收益分配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A股2005~2011年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讨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的关系。突破目前流行的"显性—隐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本文探讨在"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双重隐性激励范式情境下,国企高管如何对两种激励做出权衡和抉择。本研究发现,这两种激励之间存在着非对称的替代效应,即政治晋升可能性越高的CEO,其在职消费行为存在收敛现象。进一步探究影响机制,我们发现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的影响路径有两个: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一方面直接抑制在职消费,另一方面它激励更高的"公司绩效",相应地会提升在职消费。综合来看,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大于提升效应。     

“面子工程”还是“真才实干”?——基于政治晋升激励下的国有企业创新研究

国有企业CEO同时具备"经济人"和"政治人"特征,这意味着仅从薪酬激励设计角度研究国有企业创新犹如管中窥豹,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激励可能是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另一机制。本文采用2007~2014年间国有上市公司CEO变更数据,研究了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政治晋升激励使得国有企业CEO更加专注有效的研发投入,在降低研发投入量的基础上,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其次,我们探讨了国有企业政治晋升激励可能存在的"面子工程"和"真才实干"两种机制,发现政治晋升激励不仅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产出率,而且提高了创新产出的价值增值能力,支持了政治晋升激励下CEO创新"真才实干"假说。最后,我们进一步研究了薪酬激励、在职消费对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低薪酬激励,高薪酬激励时国有企业CEO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更高;相对于高在职消费,低在职消费时国有企业CEO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更高。     

在职消费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高管权力视角

以2011—2015年我国上市高科技企业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考察基于高管权力视角下在职消费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可以发现,在职消费与货币薪酬存在替代关系,在职消费作为一种隐性薪酬对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高管权力会弱化在职消费对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作用。与高科技非国有企业相比,以上关系在高科技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这为完善我国高科技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契约提供了经验证据。     

股票卖空压力能否抑制高管的在职消费?--基于中国融资融券的自然实验证据

本文检验中国资本市场融资融券制度所施加的股票卖空压力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以2007-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基于自然实验框架的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允许卖空的上市公司,其高管在职消费水平与不能卖空的上市公司相比显著降低;进一步的研究则发现,股票卖空压力是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减少委托代理问题来抑制高管的在职消费。本文实证结果说明股票卖空对高管在职消费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外部治理机制。     

基于岭估计的中国钢材消费超越对数模型研究

本文利用派生需求定理建立钢材消费强度的超越对数需求模型,并利用历史数据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由于模型变量间存在很强的共线性,导致OLS方法失效.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本文利用了岭估计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发现GDP对我国钢材消费有拉动作用,但其效果在减弱.另外,通过模型发现我国目前用钢行业的钢材利用率还较低,但技术进步对我国钢材消费强度的影响,今后是逐渐降低的.     

国企经理人行政级别制度辨析

本文从经济史的视角对国企经理行政级别制的产生的制度背景和历史沿革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国企经理收入R与生产性努力E_1和"讨好上级"方面努力E_2的函数关系,通过分析,本文认为在中国国有企业特殊的制度背景下,行政级别制降低了国企经理的生产性努力,加剧了国企经理的在职消费,激化了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并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     

国企经理人行政级别制度辨析

本文从经济史的视角对国企经理行政级别制的产生的制度背景和历史沿革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国企经理收入R与生产性努力E1和"讨好上级"方面努力E2的函数关系,通过分析,本文认为在中国国有企业特殊的制度背景下,行政级别制降低了国企经理的生产性努力,加剧了国企经理的在职消费,激化了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并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     

经理人权力、薪酬结构与企业业绩

经理人薪酬合约的安排,既是为了缓解代理问题,其本身也可能受到经理人权力的影响.本文实证检验了经理人权力对薪酬结构的影响,发现经理人权力越大时,越倾向于选择高额的货币化报酬,以替代在职消费.进一步看,本文结合经理人权力这一重要权变变量,探讨不同情况下,经理人薪酬结构安排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结论表明,当经理人权力较大时,在职消费一定程度上能够协调公司的利益和经理人的私人利益相一致,对企业业绩发挥积极作用;但当经理人权力越大、同时货币薪酬对在职消费的替代性越强时,经理人越有可能滥用在职消费,降低企业业绩,导致在职消费激励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其使用用途的不规范.不同于以往研究结论中一概而论地只关注在职消费激励的低效率,本文的研究结论部分支持了经理人权力和薪酬结构的相机治理原则.     

管理层能力、权力与在职消费研究

近年来,媒体披露的上市公司天价业务招待费现象引起广泛关注。本文以2010-2012年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管理层能力、管理层权力对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能力与在职消费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能力较强的经理人较少地通过在职消费来攫取私人利益;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获取的在职消费水平越高,表明随着权力的增长,管理层有动机通过在职消费攫取私人利益;在民营上市公司中,能力较强的管理层更能约束其凭借权力增加在职消费的行为。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发挥内部代理人市场竞争和外部职业经理人市场竞争的甄别作用,以及新闻媒体的外部监督作用,有助于约束管理层滥用在职消费的行为。     

从绩效薪酬角度研究在职消费

薪酬契约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职消费作为薪酬契约的一部分,长期以来被人们所误解,本文在阐明在职消费研究意义的基础上,从在职消费成因、影响因素及规范措施三方面进行分析,对研究企业薪酬激励与制度约束的制衡、企业绩效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影响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对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居民收入、财政收入和贷款额等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影响消费的主要理论观点建立模型收集相关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最后据此结果分析经济意义并相应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自由现金流与在职消费——基于所有制和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

自由现金流量是企业高管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越多,企业高管越有可能出现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过度在职消费,从而最终导致企业绩效下降。本文选取2006-2010年沪市上市A股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和在职消费程度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不同的所有制性质和公司治理水平对自由现金流和在职消费之间关系的影响。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合理约束代理人行为提供政策建议。     

职业生涯关注激励与高管在职消费的替代关系研究

职业生涯关注与在职消费同属企业高管隐性激励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两者不仅存在潜在的替代关系,也可能受到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和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的影响。在激励机制的理论框架下,选取2005年至2013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作为样本,以企业产权性质和所在省份的政府行为规范化指数等量化指标作为调节性因素,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按同年度、同行业的在职消费四分位水平进行组别划分,构建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以验证假设,并从测度方式和替代性情景两个角度实施测试,以保证研究结论稳健成立。研究结果表明,基于职业生涯关注的隐性激励减弱时,上市企业高管会寻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在具备国有产权性质和身处政府行为规范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上市企业中,职业生涯关注激励与在职消费的替代关系更加突出。研究结论对深入认识代理问题、优化激励契约具有重要意义和启示。     

国有企业的经理激励契约更不看重绩效吗?

在人们的固有观念中,非国有企业更加利润导向,因此,非国有企业经理的薪酬激励和解职惩罚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要强于国有企业。然而,已有文献并没有为该观点提供有力的证据支持。本文认为,国有企业对经理人的显性业绩要求、受到更强的社会监督、更弱的掏空动机、加之诸多非国有企业经理人身份的特殊性,使得国有企业经理激励契约较非国有企业更为看重公司的绩效表现。本文实证检验发现,国有企业CEO的薪酬与会计绩效、解职与会计绩效的敏感性均高于非国有企业,从而表明国有企业的经理激励契约更加绩效导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目标尽管增加了CEO的在职消费、提高了政治晋升的可能性,但是并没有改变CEO的薪酬绩效敏感性和变更绩效敏感性。同时,我们还发现CEO解职、CEO薪酬与公司市场绩效并不相关,且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市场绩效激励契约方面也并无显著差异。     

“高薪养廉”能否抑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腐败?

自改革开放以来,以两权分离、放权让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路,对国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然而,在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企业经营者腐败问题也日趋严重。有些国有企业经营者利用手中的权力收受回扣、贿赂,追求过度在职消费,隐瞒资产、化公为私,追求非货币目标,盲目扩大企业规模、实行多角化经营,形成大量无效投资等现象十分普遍,不但阻碍了国有经济健康发展,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为了尽量避免企业经营者采取道德风险行为,减少腐败的发生,国     

住房公积金服务企业的四大功能

住房公积金是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是住房分配货币化、社会化和法制化的主要形式。住房公积金制度不仅对在职职工住房消费具有强有力的帮助作用,而且对企业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本文重点论述了住房公积金服务企业的四大功能。     

城镇居民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的财富效应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2年的数据,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居民住房资产价值变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总体上并不显著,即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在总体上并不存在。文章对实证结果进行简要解释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居民持久收入研究

持久收入是影响消费的决定因素.本文研究了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布模型,以及收入分布结构的特征、变化趋势,合理估计了未来高收入层的分布状况.从而给出了扩大我国长期消费的若干有效的建议.     

西部能源结构的Logistic模型及其预测

为合理、科学地对西部能源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提出了能源结构的Logistic模型。由统计检验估计法,对模型中的经济增长系数及煤的需求最大缺口量进行了预测估计,并考虑了在能源结构中,油气的消费变化对煤炭消费的影响。运用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数据,定量分析了未来20年能源结构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相关的能源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