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舍勒怨恨理论的伦理之维

马克斯·舍勒对怨恨进行了现象学和社会学的深刻分析,认为怨恨是现代人的精神气质,资本主义精神实质是怨恨式伦理.怨恨式伦理与现代化同构,是道德判断和价值蒙骗的根源,事关道德价值评价的构成能力,这就使怨恨理论获得了更多的伦理意蕴.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对怨恨理论的伦理把握.     

中国现代文学怨恨体验的五大原由

怨恨的现实根源是社会历史处境;现代化追求导致了反抗传统的怨恨,传统的强力遗传导致了反抗传统而不得的怨恨;现代性悖论性导致了反抗现代性的怨恨;建构现代文化的艰难导致了建构中的怨恨;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与传统式威导致了回瞥中的怨恨;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济世思想与改变现实世界操作层面的实践欠缺之间的矛盾是知识分子产生自我怨恨的结构性根源,价值追求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自我怨恨的动力性根源。     

社会怨恨及其纾解——基于道德心理学的分析

社会怨恨主要表现为政治冷漠、大众舆论的"怨恨式批评"、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式"仇恨渲染"和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怨恨发泄"等。社会怨恨的道德心理原因主要是利益情境的畸变导致道德认知梗阻,人际交往焦虑、冷漠与对抗导致道德情感阻滞,"生存"与"实现"的双重压力导致道德需要压抑,价值系统的结构性断裂导致道德图式霉变。纾解社会怨恨的道德心理优化途径,既要凸显制度公平正义与培育主体正义美德以强化价值认同,又要塑造现代公民与构建政治文化共识以提升政治认同,还要实现利益格局合理化与利益满足更大化以增强利益认同。     

“新怨恨”理论视野下的张爱玲小说重读

＂怨恨＂是张爱玲小说研究的新判断,是张爱玲文化反思的现代性体验。张爱玲不但反抗与怨恨中国传统弊端,同时也反抗与怨恨西方现代文化缺陷。在女性人性恶的文化建构中,张爱玲小说具有极大的怨恨体验。     

马克斯·舍勒怨恨理论述评

马克斯·舍勒立足于对人的界定，以现象学还原方法深入爱恨秩序，探讨怨恨的根源及途径，将怨恨界定为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精神气质，并在社会文化精神的普遍意义上对怨恨予以伦理追问，认为怨恨是人类意识中出现的价值颠倒或价值崩溃的根源，它导致现代价值体验结构的转型和价值位移。舍勒的怨恨理论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疑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怨恨滋生与德性平等——马克斯·舍勒的德性观

怨恨原本是指人的一种心理情感。马克斯·舍勒认为,怨恨有一系列的心理结构,同时也与人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制度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从怨恨出发,分析了现代西方社会人们伦理价值观念变迁和形成的根源。舍勒的怨恨理论在启示我们思考今天的道德问题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怨恨论——从尼采到舍勒

尼采提出＂基督教的爱理念＂为最精巧的＂怨恨之花＂的断言,舍勒承接并驳斥该断言,提出现代仁爱才是真正的奴隶道德的起义。分析并比较两位哲人的怨恨论,他们对怨恨情感造成价值位移这一看法是一致的,该问题上的分歧在于对怨恨所颠覆的对象作出不同判断,这一分歧源于他们各自对于生命及生命价值的不同理解。     

论西方怨恨伦理的形成

怨恨一词在中西文化中均有涉及。在汉语语境中,更多地存在于文学描述中;在西语语境中,尼采使怨恨成了专业术语,舍勒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对道德建构中的怨恨的讨论使怨恨一词独具伦理魅力。经过现代西方学者的努力,怨恨最终发展为一个哲学伦理学乃至社会学、政治学术语,并被多学科探讨而形成了一套话语体系。怨恨伦理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于怨恨中浴火重生——铁凝小说的现象学解读

目前多数研究者习惯从正面肯定铁凝创作的独特价值,而对于其作品中人物的怨恨情结以及作者对怨恨心理的态度,却很少有论者触及。论文试图通过对铁凝小说人物怨恨心理的解读,从反面发掘铁凝对更高价值的企及和对理想人格的构建所做的努力。     

论老舍的市民文化反思及其现代性体验

老舍的文化反思,既有对现代性正面价值的追求,又有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质疑与反抗。老舍的文化反思充满了怨恨的现代性体验:他既怨恨旧派市民老弱迂腐,又怨恨新派市民浅薄恶劣,更怨恨城市贫民的辛酸悲惨以及城市生活的堕落不公。为解决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为释放自己的怨恨心理,老舍在其文本中又创造了一批具有反抗意识与实干精神的理想市民形象。     

从佛教“有漏皆苦”角度看待王西厢中的崔张爱情

《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的＂压卷＂之作,它演述了崔张爱情故事,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冲破了封建樊篱,摒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私下结合,崔张爱情最后以大团圆而告终。如果我们从佛教＂有漏皆苦＂的角度来解读崔张爱情,不失为对崔张爱情、甚至是对生活的另一种解读,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崔张爱情能够较好地体现佛教＂有漏皆苦＂中＂求不得苦＂、＂苦苦＂、＂爱别离苦＂、＂坏苦＂、＂怨聚会苦＂的思想。     

国际关系视野下的“黄祸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黄祸论",实际上是列强为争夺世界霸权及瓜分中国而推行的一种"合纵联横"式的外交策略.列强鼓吹这一谬论的目的,或想缓解彼此关系,或想挑拨敌对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恶化敌对国国际环境.为此,列强在"妖魔化"中国为"黄祸"的同时,甚至也相互攻击对方为"黄祸".     

三峡库区"城市农民"现象调查分析

三峡库区移民加速了库区城镇化速度,但由于移民的特殊性使其在市民化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之库区产业化发展不足,非农就业岗位缺少,社会重视不够等多方面原因导致在库区城镇产生了新的社会现象“城市农民”。“城市农民”现象的出现是需要我们思索和解决的。     

《列子》美学:无欲与纵欲的杂烩

《列子》的《天瑞》、《黄帝》、《仲尼》等篇,认为人性无智无情,要求达性之人“美恶爱憎不滑其心”,提出“无乐无知”是“无所不乐无所不知”的“真乐知”,反对逐情循欲而求生避死,体现了前期玄学——道家思想的特色。然而在《杨朱》篇中,《列子》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思想。在这里,人性不再是无情无欲的,而是有情有欲、有乐有苦、有爱有憎的,“从性而游”就是“欲无不尽,情无不达”的享乐主义,体现了后期玄学的变异。     

毛泽东对王明“左”倾富农政策的抵制和斗争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否定和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极力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毛泽东在遭到排挤和打击的困难情况下,仍坚持从实际出发,同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进行了艰难复杂的斗争。     

布伯道德思想简论

马丁·布伯从人的"对话性"入手,从哲学人类学和宗教哲学两个方面探讨了人类的道德行为和道德价值。他把"我"、"你"的对话比喻为"狭窄山脊"上的相遇,这种相遇显示了人生的意义和无意义,世事的有常和无常,人类的有价值和无价值的双重结构。在他看来,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都是没有的,我们永远处在善与恶之间。他认为,人的道德的终极来源不是人自己,我们不可能自己为自己立下道德律,人也不能仅靠自己就能够拯救自己;人必须倾听上帝发出的道德命令。通过启示的方式,我们发现了绝对的价值,明白了人生的意义。     

《苏报》案与治外法权

《苏报》案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时期发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发生于租界的《苏报》案与治外法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在中国所攫取的治外法权 ,对清政府实行了多方面的限制。清政府为了达到迫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的目的 ,竟在自己的国土上同自己的子民打了一场由外国人充当裁决者的荒唐官司 ,其腐朽无能的本质暴露无遗。治外法权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害 ,但在《苏报》案中 ,却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的作用     

《科尔沁旗草原》与《红楼梦》的创作比较

现代作家端木蕻良和清代作家曹雪芹,同是大家族的末世子弟,同是写一部家族衰亡的小说,同是把部分家世现实写进小说中去,同是塑造“正邪两赋”的“新人”形象。反映前者对后者自觉的承继关系及小说创作的自身规律。     

周敦颐《易》学的宋学精神

周敦颐及其《易》学在北宋时地位并不高,但后来在宋学系统中却被尊为“道学宗主”。这不能完全归结为朱熹等人的推崇,而是由于周敦颐从根本上抓住了如何在名教中安身立命这一宋学的问题意识,将《四书》所倡儒家伦理建立在《周易》的宇宙哲学基础上,成功地使《周易》的太极阴阳、天地合德、吉凶之几、知性智慧转向《四书》的“圣人之本”、“孔颜乐处”、“善恶之几”、德性修养,重新建构了以内在德性为本的天人合一之道。     

湖北“三农”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三农”问题破解之难是理论界的共识。跳出过去就“三农”论“三农”的有限思维,从系统视角下的县域经济来研究“三农”问题尤其重要。浙江“三农”问题解决得好,主要是县域经济发展得快。目前,湖北“三农”问题的“瓶颈”是县域经济弱。湖北只有依靠大力发展县域民营经济、工业经济,走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农民非农就业之路,才能破解“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