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思想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最关键的是代表,最根本的是先进,最重要的是实践和落实.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新起点上,国有企业特别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特大型企业,一定要增强紧迫感、使命感和责任感,认真学习"三个代表",深入贯彻"三个代表",身体力行"三个代表",坚持把"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贯彻到党的全部工作中去,具体落实到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各项事业中去.     

中国人权事业的理论基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丰富的人权内涵,是中国人权事业的理论基石,是批判"人权高于主权"的强大思想武器。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中国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权事业不断取得进步。     

与时俱进是"三个代表"的时代特征

与时代一同前进,并且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是"三个代表"先进性的根本体现,也是"三个代表"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深化对根本利益的认识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发展进步,全面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实现现代化;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是实现、发展、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之举.     

努力实践“三个代表”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明确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最鲜明和最根本的政党属性.充分体现了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怎样才能把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呢?笔者认为,必须带头落实到思想和行动中去,必须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中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浅谈人民群众利益高于一切 --践行"三个代表"思想的关键

在跨入新世纪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历史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必须站在时代的前列,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总书记反复强调,学习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关键是要重实际、见实效.忠诚地实践"三个代表",就要切实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牢固树立群众第一的观念.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键.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追求

胡锦涛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论断,在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政治立场的基础上,把我们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推向了新高度。这个论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精髓的精辟总结,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根本追求的深刻揭示。抓住这个本质规定,实践这个本质要求,并落实在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行动之中,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切理论和奋斗的终极目标。     

联合国人权机构审议"慰安妇"问题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二战期间日军性奴役"慰安妇"事实日渐广为人知并超出了亚洲范围,而且作为妇女人权问题被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人权机构从1992年开始持续审议"慰安妇"问题,在"慰安妇"受害事实的认定、"慰安妇"问题的法律责任划定以及如何解决"慰安妇"问题上,形成自己的立场和见解并以此一再告诫日本政府.联合国人权机构由此成为解决"慰安妇"问题以及维护历史真相的重要参与主体.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政府一再拒绝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拒不接受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建议.更有甚者,日本一些政客肆意否认强征"慰安妇"的事实,使得"慰安妇"问题的根本解决遥遥无期.     

"三个代表"、"三讲"教育与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三个代表"、"三讲"教育、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紧密相闻的,我们首先论述了他们的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接着论述了"三讲"教育与"三个代表"、"三个代表"与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三讲"教育与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等方面的关系"三个代表"是党的先进性、革命性的集中体现,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行动纲领,是"三讲"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根本目标,是衡量"三讲"教育成效的根本尺度;"三讲"教育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一项重要举措;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保证我们党始终做到"三个代表"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三个代表"的根本保证,也是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内容.最后重点论述了在"三讲"教育中贯彻"三个代表"的五项措施,论述了在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工作中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若干措施.     

“三个代表”是社会稳定的根本要求

维护社会稳定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党地位的根本所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整体上突出地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要求。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 ,在维护社会稳定的经济条件方面 ,必须坚持执政兴国 ,逐步增强综合国力 ,始终以促进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己任 ;在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条件方面 ,必须坚持与时俱进 ,继承和弘扬祖国的文化传统 ,正确对待和吸收外来先进的文化 ,始终站在中国先进文化的最前面 ;在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条件方面 ,必须坚持执政为民 ,不断发展民主政治 ,始终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