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社会化进程中的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

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工具,已成为当代青少年获取知识和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对青少年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启迪智慧等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虚拟社会化作为网络发展的衍生物也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化范式,对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加强虚拟社会化进程中的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规范其网络道德行为,成为思想政治工作及青少年道德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     

网络负面传播与青少年犯罪

近年来，网络负面传播主要表现为文化霸权主义的肆虐、技术崇拜思潮的涌动、大众传媒道德失范造成的负传播、不良亚文化对网络同辈群体的影响等，并已成为诱发青少年网络犯罪比例不断增高的重要原因。而净化网络传播环境，有效遏制青少年网络犯罪的发生，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每个人都要尽到责任。     

浅谈科普网站在青少年成长中的作用

随着科技信息化的飞速发展,网络作为一种独特的信息资源被人们普遍重视起来,信息传播的途径也发生了变革,由简单的广播、通讯传播方式逐步向先进的网络传播手段发展.网络已成为当今人们学习、工作、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对正值成长发育时期的青少年而言,网络技术的出现给他们的健康成长注入了新的元素,借助网络技术手段,传播科学知识,解疑答惑、心理咨询、相互交流、休闲娱乐等能极大地满足了广大青少年学习、工作、生活上的需求,网络已经成为其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网络色情、暴力和网络的虚幻性,严重影响着青少年身体和心理健康,造成了青少年意志消磨和自控能力下降,精神萎靡,人与人之间关系淡化,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模糊.网络的发展取向对青少年健康的影响问题凸显,引起了社会各界和教育学家的广泛关注,树正驱邪,净化网络环境,科普网站无疑在强势占领网络阵地过程中充当着重要角色,以知识面广、趣味性浓、观赏性强的科普信息吸引着广大青少年的眼球,循序渐进,启发引导,把科学知识与青少年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旗帜鲜明地引导青少年不断朝健康方向发展,彰显出它应有的作用.     

网络传播环境下的教育学思考

网络传播以其多媒体传播和个性化交互式传播的优势成为传播式教育的佼佼者。它的超时空超文本意义和公共领域[1] 意义也成为教育的重要素质。教育平台和方式的延展 ,主体间性教育、体验教育、日常生活教育等人文教育观念和教育实践的兴起是其表现。但教育者同样面临“文化反哺”的尴尬境地 ,又深度忧患着网络传播带来的教育负效应。因为青少年身心发育尚未完成 ,他们作为网络传播对象的主体 ,受到网络传播教育的影响是最早和最普遍的     

关于青少年利用网络科普资源状况的调查——以安徽省合肥市为例

本文以安徽省合肥市青少年学生为研究对象,对他们利用网络科普资源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网络已经成为青少年学生获取科普知识的重要渠道,但他们对网络科普知识的信任度有待提高;他们对网络科普知识的作用持肯定态度,但认为其原创性、科学性和严谨性有待加强;青少年学生较为主动地参与网络科普传播,但对科普网站访问频率和停留时间有待提升。科普网站应在内容、形式和服务功能方面提升质量,以适应青少年需求。     

“使用与满足”理论视阈中的青少年网瘾问题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成因极其复杂。从传播学"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本文认为网络工具使用特性、网络心理需求无法满足、网络信息内容多元及网络传播异化是导致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键因素。要矫治青少年网络成瘾,就需要切实提高青少年自身的"免疫力",努力实现高校、家庭和社会有机联动,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进行行为干预。     

论网络色情与青少年性道德教育

网络色情对青少年性道德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网络色情的传播,使得一些青少年的性伦理观念淡薄,并导致了青少年性犯罪案件的比例不断攀升。为此,在新时期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和性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将青少年网络性道德教育的内容列入其中。加强青少年网络性道德教育,使其有能力自觉抵制网络色情的侵害,应该着力建设好校园网,在学校开展网络教学,进一步规范青少年网络交往,使青少年完成网络道德的品质养成和行为养成。     

试论网络文化传播与思想政治教育

本文指出网络文化的传播影响着青少年的政治思想品德,高校应使网络文化传播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保持协调。     

浅析网络信息对青少年心理的负面影响

认真领会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内涵 ,进一步正确认识 ,把握网络信息的定义、现状和青少年的心理特点 ,分析当前网络信息的传播对青少年心理显在的和潜在的负面影响 ,从而提出对其负面影响进行有效控制的对策。     

网络文化对当代青年人文素养的渗透与影响

当今青少年已经成为网络文化建设的主体,在日益普及和网络技术突飞猛进的形势下,网络文化对青少年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模式、思维方式以及想像力、创造力等产生着积极影响,但其消极作用也不可忽视。通过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网络道德建设,建设优秀青少年网站等方式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思想机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网络打拐”的法律困境、界限及其优化

拍摄乞讨儿童照片并在网络上曝光、传播,引发了一场以网络为平台打击拐卖儿童乞讨的行动。这项公益活动的产生有其必然因素,由于其突破了现有法律规制,出现了在相关问题上的法律困境,这种困境的出现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同时通过法律手段加以限制也成为必然,对这种法律困境的讨论和必要的法律限制已然成为关注的重点。这不仅是对相关权利人权利的保障,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要准备。     

基于SIR模型的网络谣言治理

网络时代的信息不对称令网络谣言层出不穷,极易污浊民众思想、混沌网络生态.为避免网络谣言继发作用于现实空间,必须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加强网络谣言治理.经典SIR传染病模型在人群分类、扩散原理上与信息传播存在相似性,其降低感染率、提高免疫率、把控潜伏期等思路能够予以网络谣言治理以启发.厘清SIR模型利用传播节点、传播过程控制疾病流行的有效举措,可梳理出网络谣言的易感者、感染者、免疫者及传播链条,并进一步提出具体治理策略,如把控传播要素、利用"空窗期"和抓取重要节点等,为网络谣言治理提供新的策略参考.     

高校网络信息风险：表现、内涵与教育对策

网络作为信息传播的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知识和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和表达交流思想、情感的场所。“数字化生存”方式给大学生带来的最大负面影响就是信息风险的凸现。防御高校网络信息风险,应从管理和技术两个层面进行。正确认识网络信息风险的内涵和类型,加强对校园网络舆论的管理,引导大学生确立正确的风险意识,增强应对网络信息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大学生真正摆脱“虚拟”与“现实”的困惑,提高信息素养,促进自身健康成长。     

浅议我国网络传播权的相关法规

本文对我国网络传播权的相关法规加以论述。     

城市网络传播及其文化软实力构建

随着互联网络的迅速发展,网络文化与网络传播在城市文化软实力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和突出。要全面挖掘和深入发挥网络在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发展中具有的功能;明确城市网络文化软实力的构成和要素指标,大力提升城市的网络文化资源力、网络文化生产力、网络文化传播力、网络文化服务力、网络文化创造力;适应网络时代对城市发展路径和发展范式转型的要求,积极推动网络媒介城市、网络文化产业集群中心、网络内容生产高度繁荣的文化名城、网络文化技术创新引领中心、网络总部基地城市等城市文化竞争力范型的战略实施。     

博客圈：成人继续教育的网络新平台构建

博客圈是以博客为基本单位构建的基于互联网的新兴交流平台,是由一群有写作热情、共同兴趣和交流意愿的网民组成的同质性群体和社会关系圈。博客圈的主要功能在于聚合博友、交流情感、分享信息和合作行动。作为理想的话语环境,博客圈很好地做到了公共性与私密性、情感性与中立性、能动性与结构性的平衡,可以极大地避免博客单体写作和分散传播的无组织化缺陷,有利于网络社会的秩序整合与越轨控制。网络的便捷性、互动性和开放性等特征使博客圈成为成人继续教育的信息交流、教学研究和信息分享的公共平台。可以说,博客圈在成人继续教育中的使用尚未真正开始,其广泛的应用推广和规范管理等方面依然存在伦理、技术和法律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的罪名体系调整思路——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背景

早期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侧重于保护个体利益价值,而此后的有关网络诽谤的司法解释和《刑法修正案（九）》更关注一般性的公共秩序价值。刑法中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的罪名体系初步形成。《刑法修正案（九）》关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的条文,虽然进一步扩大了“虚假信息”的范围,严密了刑事法网,但是它回避了有关网络诽谤的司法解释的立法正当性问题,又可能造成虚假恐怖信息与新设的四类虚假信息的界限不明等问题,是一次不完美的立法修正。应有的解决方案是,取消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将《刑法修正案（九）》中的“虚假的险情、疫情、警情、灾情”改为一般性的“虚假信息”。     

新形势下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变迁

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传播方式已经从单位传播转变为社会传播。互联网、影视媒体和手机通信的快速发展,不仅实现了当代文化视觉化,而且也提升了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的效力与地位。在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中,大众的或民间的信息权力迅速增强,并且获得了更加广阔和更加有效的展开形式与运行空间,导致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论网络谣言型寻衅滋事罪的法律适用

疫情背景下，有关网络传谣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再次引发广泛关注。大量裁判案例显示，网络谣言型寻衅滋事罪的打击范围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偏差，亟需对该罪构成要件的规制范围做出更加贴合时代需求的分析研究。在解释论上，应将“虚假信息”解释为“与事实不符的信息”，而非“没有根据的信息”。不应将行为人的“实质恶意”视为“主观明知”的判断因素。在逻辑上，虽然“网络空间秩序”是“公共场所秩序”的内涵之一，但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还不宜将之上升为独立的刑法法益。因此，我们应将该罪中的“公共秩序”限缩解释为物理空间中的“公共场所秩序”。在下次刑法修正时，立法者可以考虑将在网络中传播谣言并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明确设置为一个独立的轻罪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