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左金石志》的编纂及其学术意义

《山左金石志》是毕沅与阮元合作共同完成的一部分地金石目录著作,开山左一地金石著作之先。该书搜罗广泛,体例成熟,考证精详,具有极高史料价值。其质量之高,声誉之隆,皆是众多学人努力的结果。《山左金石志》的作者毕沅与最终勒定和刊印全书的阮元贡献相当,近人对毕沅著作权持误解否定态度是不应该的。《山左金石志》的编纂是毕沅与阮元两个幕府史学活动的承续,其编纂催化了阮元幕府的形成,并为乾嘉时期官私互动的修书事业提供又一成功范例。     

南宋吕祖谦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研究

吕祖谦作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同时又是优秀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者,关于他的研究可以方便人们更好地理解南宋时期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变化。通过选取最能反映吕祖谦档案文献编纂特色的若干实践成果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剖析了他创新编纂体例、独特选材视角、探究史料细节、采择文献完备等独具特色的档案文献编纂方法,揭示出吕祖谦在编纂文献汇编时包含的经世致用观念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心态。     

20世纪的阮元研究

阮元作为乾嘉学派强有力的殿军和总结者 ,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 ,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2 0世纪阮元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对阮元思想研究较为全面、系统 ,多有独到、深刻的见解 ;阮元学术研究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对阮元学术方法论的研究成绩显著 ;随着整个学术环境及视野的不断开阔 ,阮元文化活动研究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阮元思想研究述评

对阮元的研究是清朝乾嘉学派人物研究的重要选题之一。近十年来,学术界对阮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学、西学、实学等方面的成就上,对阮元思想形成的原因较少梳理,对阮元思想中存在缺憾的研究也比较薄弱。     

浅议近十年档案文献编纂学科的研究特点

档案文献编纂学是档案学的重要组成学科,是直接发挥社会效益的学科之一,对于充分实现档案价值、有效提高档案学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讨论近十年档案文献编纂学科的研究特点,能够理清档案学的研究脉络,同时发现其中的不足,对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从档案文献编纂看中国档案文化的若干特点

档案文献编纂是中国档案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典型体现。它透视出中国档案文化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档案文献编纂的选题表明档案文化是一种“官方文化” ;档案文献编纂的从事主体表明档案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 ;档案文献编纂的历史文化进程表明档案文化是一种有着强劲再生能力的“元典文化”。对档案、档案工作以及档案文化事业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     

《嘉定镇江志》、《至顺镇江志》提要

《嘉定镇江志》嘉定镇江志,是现存镇江府志中最早的一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据阮元家藏写本校正重刊。此写本“乃乾隆六十年宣城张木青所赠之书,嘉庆间进呈内府,又录两付本”(阮元:《重刊嘉定和至顺镇江志序》)。嘉定镇江志写本未著撰人姓名,因《文献通考》中著录此书称宪或卢宪,知是卢宪     

阮元学术思想生成探源

阮元学术成就的获得是多种原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一,在扬州浓厚的学术氛围浸淫中,阮元形成了以治经学为主的学术内容及由小学通经学的治学方法。其二,在西学的影响下,阮元会通中西文化,将其恰当地应用到其学术研究中,拓展了治学理路。其三,在师友的砥砺中,阮元形成了不固守一家、博大精深、实事求是的治学宗旨。其四,阮元自身酷爱学习、重视人才、注重实践。正是内因与外因、个人与社会的综合作用,使得阮元在学术上取得丰硕的成果。     

冲突下的暗合：论阮元与章学诚的学术交集

阮元与章学诚虽然学术风格迥异,亦无直接学术联系,但却不乏学术交集,主要表现为：阮元不仅阅读甚至选刻过《文史通义》,将其作为《国史儒林传稿》的重要史源,而且对清代浙东史学颇为关注,为浙东学人依次立传,与章学诚晚年撰写《浙东学术》的举动正相映照。在史学观念上,阮元提出必须借助历史文本分析的方法,从中体察史家之“命意”,亦与章氏“史意”说相发明。凡此种种暗合,根本上源于二人经史观的契合,尤其是对史学经世价值的高度重视。章学诚强调“六经皆史”,以史统经,阮元亦以史学为一切学问致用之前提,这一相似的史学情结及其所暗含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的学术情怀,是阮元与清中叶其他有识学者理解和接受《文史通义》的重要前提,他们构成了《文史通义》最早的阅读群体。不过,阮元对理学思维的排斥,又决定了他对《文史通义》和浙东史学的认知是有限的,甚至是割裂的,他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后者“重史”的观念和“经世”的旨趣,以及部分具体的历史编纂学主张和史传作品,至于章氏那套最为核心的主于逻辑推演和理论建构的偏形而上的“独断之学”,则较为排斥。这一思想局限,是乾嘉时期普遍重材料而轻理论的学风流弊的缩影,也是章学诚生前难以跻身主流学界的主...     

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述要

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已成为历史,但这一工作并未终结,其成果为世界各国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学者所重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仍在继续这一努力.探究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纂与考据问题,应从其准备工作开始,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与历史考证版的编纂历程,兼论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考据成果,从中探索有益于我国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地域文化与清代散文选本编纂

受地域文化意识的影响,清代选家编纂散文选本时往往会对本地域或与本地域有密切关系的作家表现出“乡曲之私”,在内容编纂上也特别注重保存乡邦文献与宣扬地域文化.这种独特的编纂方式既保存了大量地方文献,也使得清代地域散文选本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阮元与清代经学

文章不赞成对阮元的经学持否定态度。主张把阮元的经学放在明清之际学术流变中去考察;放在嘉道时期社会矛盾、社会发展客观现实中去认识;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去理解。认为阮元继承了由顾炎武开创的考据学的传统,承袭了乾嘉学派的主流学说,实事求是地把清代经学推向新境界,在许多方面值得肯定。     

论阮元在中国近代自然科技史中的地位及作用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阮元通过编书、办学、交友、聘幕等形式组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职科学家学术群体;通过为自然科学正名,使科学与巫术彻底划清了界限,确立了自然科学的独立地位,并使科学家的工作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阮元还主张向西方科技学习,融会中西;主张科技为现实服务。阮元为中国近代自然科技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大元通制》到《至正条格》:论元代的法典编纂体系

元代先后颁布过两部具有法典性质的法律文献汇编——《大元通制》与《至正条格》。《至正条格》残卷在韩国的发现,填补了元代中后期法律文献的空白,使元代各类法律文献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为学界重新认识元代法典编纂体系提供了宝贵资料。透过这两部文献,可以窥知元代立法制度的沿革,亦可了解元代的法典编纂体系及其特色。而编纂时间介于《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之间的《经典大典·宪典》既反映了元代的立法思想,亦代表了编纂者欧阳玄、揭傒斯们的一种理想化的法典编纂腏健     

阮元的经解

阮元是乾嘉学派最后一个重镇。通过对儒家经典中若干基本概念的梳理和阐释,以恢复原儒的思想、强化圣贤之道修已治人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品格,是阮元经解的重要特色。阮元的努力对系统地清理思想史上的材料、凸显和发挥原始儒学中不为后人所注意的某些方面,颇有裨益,其得失、经验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     

1936～1937年京滇公路周览各省参考书籍之编纂

1936~1937年京滇公路周览各省参考书籍的编纂,是国民政府组织的一次重要的地方文献编纂活动,但长期未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本文全面考察其缘起、成就和意义,认为本次编纂活动除有助于周览团和中央了解各省外,还有利于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地方文献的保存;为后世的方志编修和历史研究工作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促进了中央与边疆、中心与边陲间整体联系的强化。     

论章学诚的“比次之道”

清朝封建专制政治制度高度发展,皇权的集中促使了诏令文书、臣僚上奏文书及官府往来文书等档案得到了较好的保管与整理,章学诚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了他的史学理论研究的。他根据"六经皆史"、"方志立三书"等指导文献编纂的实践理论,并将"著述"与"比次之书"区分开来,提出了对清朝乃至现今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都有深远影响的"比次之道",从而奠定了他对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功绩,引发后人对此学说的学习与思考。     

岭南学海堂书院的文学教学

学海堂是阮元创办的书院 ,虽然崇尚汉学 ,但文学教学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其文学教学有明显的朴学倾向 :受阮元骈文理论的影响 ,注重骈文的教学和研究 ;营造文学创作的氛围 ,注重雅集。     

阮元四书文为文之正统论

四书文是明清八股取士的重要手段.无论是作为考生,还是作为考官,阮元终其一生都与四书文关联甚密.阮元虽表明不喜四书文,但其国之重臣的身份又使其认识到“取士之道,不可不用此事”,从而肯定四书文.阮元肯定四书文不仅与他的政治立场相关,也与他的文统观密切相连.阮元渊博的知识促使了他既综观全局,又畛域分明;既通达万理,又专执一隅的独特思维特征的形成,在这种思维下,阮元认为,文章之义主要应由经、史、子来承担,而文章之形则应由藻饰之词来完成,这就形成了阮元以声韵、比偶、平仄为是的纯粹文统观.在阮元的逻辑里,这种文统始于《易·文言》,中经《文选》,流衍而下,从宋四六一直到明清四书文,统绪纯粹分明,四书文恰在这种文统演进的终端,是此一文统高度发展的精致呈现,故阮元认为,四书文为文之正统.     

明清时期桐城乡邦文献编纂述论

明清时期桐城文献繁盛,其乡邦文献编纂活动自方学渐首开先河,遂代续相承、形成传统,绵延300年不辍.桐城乡邦文献载体形态极为丰富,以诗歌和古文总集为代表的通邑文献,分别对应着桐城深厚的诗学和古文创作传统.众多桐城文人自觉以保存先辈文献为己任,终其一生甚至世代相传致力于乡邦文献整理事业.乡邦文献的接续编纂对于表彰桐城先贤精神、树立乡土意识、建构龙眠诗文传统以及滋养传播桐城文化等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