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与冯梦龙《情史》评辑的价值指向

作为晚明时期重要的文言笔记小说集,《情史》之所以选择以"情"立教,与冯梦龙"六经皆以情教"的经典追源密切相关。这一"追源"以正本清源的方式,上溯"六经",追寻被后世遮蔽的"情"之本体论地位,下及"古今情事之美者"的小说,发掘"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的内在结构,从而完成一个"情教"的文化谱系。这一谱系的建立,是在晚明"情文化"思潮发展背景下,中国哲学由"灭人欲的天理"转向"存人欲的天理"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和理论成果。它以纳"情"入"理"的方式,纠正"情"的偏向发展,欲使"情放"走向"情正"。同时为达到教化目的,又在以"情"为本位的基础上,与儒家"诗教观"实现了对接,将《诗经》"兴、观、群、怨、多识"的教化方法,直接运用到《情史》评辑中来。     

静水深流:《克兰福德》的宁静世界

盖斯凯尔夫人在小说<克兰福德>中营造的"宁静"氛围,展现给读者的不仅是一幅缺乏变化的社会生活图景,更蕴涵了一种宽容无私的人格力量与精神深度.作者在塑造生活节奏缓慢的人物和社区环境的同时,配以迂回平淡的故事情节和松散随意的轶事性叙述结构,潜移默化地解构了一些传统观念的禁锢,勾勒出蕴涵在平凡生活之中"宁静的英雄主义"的鲜活形象.     

论《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中的多元人称叙述

伊塔洛·卡尔维诺在《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中通过在巧妙的故事情节设置中灵活地运用不同的人称叙述,使小说成为一部真正开放、多义的"超小说"。主要表现为:首先,在一个构架文本是以读者为主人公的故事中采用第二人称叙述,消解了受述者、生活中实际的读者以及扮演小说主人公角色的读者之间的距离,在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关系。其次,在嵌入文本中运用第一人称叙述,以娴熟的元小说策略,推翻传统的封闭式阅读模式,使叙述者与作家、读者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成为现实。     

论《红楼梦》中疾病描写的作用

<红楼梦>展现了十多年间众多人物的生活画面,其中不乏生老病死的描述.仔细追寻,作者对"生"、"老"少有涉及,却用较多笔墨述说人物的"病"与"死",尤其对"病"的叙说颇多.作者之所以如此钟情于疾病描写,不仅仅是因为小说是对生活中常有现象的一种反映,更有深化主旨、谋篇布局等深层次的需要.透过疾病,呈现了封建社会末期"病态累累"的众生相,也因为疾病,塑造了丰满的人物性格,推动了故事情节的曲折发展.     

叙述视角与文学交流:是谁在操纵读者的同情心?——以《印度之行》为例

小说作者的全部努力都为着一件事:感动读者.小说读者的孜孜不倦也只为着一件事:被小说里的人物感动.读者在被小说人物感动的过程中,是受到小说作者的个人意图、叙述技巧和叙述者身份与地位的引导和制约的.英国现代小说<印度之行>的作者通过叙述视角来达到控制读者情感意向,从而激发了读者的同情心.这说明距离和主体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经典叙述学向后经典叙述学过渡的连续性和发展性,     

论清代文人小说叙事的演进——以《儿女英雄传》为例

清代白话小说在叙事方式上对说书程式进行了多方开掘,对说书情景的戏仿是成就独特的一点,<儿女英雄传>用叙事层次的颠倒内化了小说评点功能;作者变成人物进入故事层,由说书人对其叙述过程进行评价.作书人形象的出现使限制叙事更自然.评点式叙事降低了叙述的权威性,用评点家的"文法"标注出小说的大结构.小说将读者熟悉的通俗文学经典中的故事和人物拆解变形,作为组成情节的模块,以表达作者批评意见以及反讽的意味.重复叙事因小说独特的时间结构而来,解决了线性结构与立体的时间和人物的矛盾.     

并置对照辩证互动——《秀拉》的艺术结构分析

长篇小说<秀拉>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最具争议的作品,表现出很多反常的文本现象.但当我们跳出传统小说的阐释圈囿,引入格式塔心理学理论,关注秀拉这一人物在整个伯特姆黑人社区的"场"中以及在文本格式塔中所代表的结构性功能意义时,便可发现:其文本结构具有隐蔽性,秀拉在文本格式塔中处于隐性核心地位.作家再运用"并置对照"的技巧,把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社区环境等文本其他要素"并排放置",使之形成辩证互动,从而使看似残缺的叙事结构凸显出更高层次的完整性,同时也使秀拉在文本中的隐性核心地位得以彰显,并成为文本完形结构的内核.作品结构上的实验性特征既实现了人物与小说结构、主题的完美结合.赋予了秀拉这一形象极大的复杂性和厚重感,同时也极大地拓宽了读者的参与空间,为解读这一颇具争议的人物形象提供了依据.     

试论吴趼人写情小说的伦理叙事——以《恨海》为中心

吴趼人的写情小说以鲜明的伦理道德关照在晚清小说中显得尤为特别。关注以《恨海》为中心的写情小说的叙事手法,立足于小说中大量的伦理内容,从伦理叙事的角度,对其叙事动力、叙事线索、人物塑造和道德立场进行了初步解析。     

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容貌描写的“五色”文化审视

在传统"五色"文化影响下,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容貌描写通常与"五常"、"五脏"、"五性"等"五数"观念形成意义链接,从而富有"五色"修辞性蕴含。具体说来,与仁、礼、信、义、智等"五常"德性对应下,古代小说容貌描写中的青、赤、黄、白、黑等五种"常色"往往拥有某种德性象征意蕴,成为"德之色"。同时,在中医"五色诊"原理的制约下,古代小说关于人物的"五色"容貌描写有时又是"五脏"病象的外在投摄,成为"病之颜"。另外,古代小说关于人物的"五色"容貌描写还与喜、怒、欲、惧、忧等"五性"情状的外显发生某种程度的勾连,成为"情之彩"。     

略论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鼎盛时期,创造了多种艺术技巧和艺术形式,塑造出许多不朽的人物形象.中国古典小说家在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时,为了更好地突出人、景、情的和谐统一,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塑造人物的技巧和方法,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以后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论张爱玲小说的变态心理描写及其文学意义

张爱玲的生活经历、童年记忆与缺失性体验是其作品切入变态心理的内在动因。其小说对于变态心理的刻画,是以时代和社会的视角加以关照,对人物精神及生存状态给予揭示,以人物变态的情欲、扭曲的心灵来诠释产生悲剧的人性因素。张爱玲将小说人物变态心理描写与创作技巧紧密结合,运用现代创作技巧,来剖析变态人性,这促进了人们精神的反思,为借助心理分析来解释变态心理如何支配作品主人公的意识和行为提供了范例,为她以后的作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审美视角。作者借助变态心理描写,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深化和丰富了人物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从而达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儒林外史》中工部大堂刘大老爷和中山府烈女的来源

作为明代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儒林外史>直接写到了许多明代的真实人物,如朱元璋、朱宸濠、王冕、高启、李梦阳、何景明等,都是以真名实姓和真实经历进入故事文本.此外,吴敬梓还以一种间接方式写到一些明代的真实人物.在<儒林外史>本文中,这些历史人物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并未直接写到其姓名的全称,使读者容易误解为作者虚构的人物,而实际上作者又在文本中留下了种种线索,循此线索进行抽绎,具可按迹循踪,找到真实的历史人物.这其中就有"工部大堂刘大老爷"(第七回)以及"中山府烈女"(第三十六回)等.我们认为"工部大堂刘大老爷"当为刘大夏,"中山府烈女"当为徐妙锦.     

论新时期家族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策略的运用

在新时期家族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得到广泛运用,这既反映了家族小说创作主题的变化,又体现了作家们在叙事变革上所作的努力。第一人称我之叙事在新时期家族小说中则既拉近了叙述者、故事人物与读者的距离,又竭力消除了第一人称叙事的缺陷,同时,它也具有叙事的主观性过强、文本意义消解、情感冷漠等不足。     

时空、情节与角色:论明代神魔小说的叙事模式

明代神魔小说中存在着历史时间与神话时间并存的二元时间形态以及天上、人间与地下相通的三维空间形式,这种时空设置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小说带来空灵与流动之美;而小说故事情节的类型化与人物角色的功能化特征,又容易给人千篇一律、陈陈相因的印象.     

“帐簿”叙述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建构

由于古代小说通常按照史书"系之年月"的历时顺序叙述故事,而这种叙述方式又如同记账,因此我们不妨称之为"帐簿"叙述."帐簿"叙述首先是一种"拟史"叙述.因"帐簿"叙述本身存在着时序刻板等缺陷,故张竹坡等人不满于把有意"错乱其年谱"的<金瓶梅>等小说定性为"帐簿",提出了"变帐簿以作文章"的创作追求,这实际上代表了人们对小说"如史"而"胜史"的期望.凭实说来,"帐簿"叙述曾经以其文化底蕴有功于小说的文本建构,一方面,佛教因果性的孽偾观念推出了一批借还性质的"帐簿"小说;另一方面,受道教功过观念的影响而在民间社会流行的记录善行与恶行的"功过格"也催生了一批报应性质的"帐簿"小说.     

东西"情圣"的合流与唯情论的乌托邦——清末民初言情小说与"浪漫爱"的兴起

"浪漫爱"的兴起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化现象,它与传统的瓦解、现代个人的出现相伴而生,是人性解放特别是人的感性解放的突出表征."浪漫爱"带有"以情求道"倾向,它追求的是爱的唯一性、永恒性和至善、至美性,它在现代成为一种人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超出性爱本身,具有了超越凡俗的精神意义.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兴起可视为这种现代浪漫爱的滥觞,其中<红楼梦>和<茶花女>的相遇,为这种浪漫爱的兴起提供了极大的助力.清末民初言情小说中的唯情派继承了明清以来以情抗礼的文学传统并与西方浪漫主义爱情小说实现了对接;他们所表现的爱情具有超凡脱俗的乌托邦特性,本土禁欲主义道德与西方纯情、浪漫之爱与此结成了同盟,这是现代性初兴时期浪漫主义反世俗的"人的自我神化"倾向在中国文学中的表现.     

《围城》叙事的修辞品格——通感和象征

“通感”和“象征”是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语言特色。作者通过对这两种修辞品格的运用,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小说人物的整体生存境遇,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     

论胡翰对浙东文学的承继与发展

浙东之学自唐宋以来,长期受理学熏染,形成了东莱之学、事功之学、金华之学以及华川文派。元末明初,朱元璋以浙东文士为智囊,逐步奠定其文治基础。在朱明政权创建过程中,胡翰、宋濂、刘基等人与朱元璋君臣遇合使浙东之学从一种地域思想变成一种官方思想,朱元璋运用与其治国理念相近的浙东之学作为定国的文化政策,浙东文学由此成为一种官方文学,对有明一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胡翰为浙东名士,又为浙东文学的重要成员,他在承继浙东之学的同时更有发展,表现为对吴中文学的肯定,显示出在"明道"、"宗经"之外"尚情"的倾向:一方面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另一方面也重视文学个人意趣的表达。胡翰对浙东文学的承继和发展表明浙东文学与吴中文学趋向融合。     

小说艺术的理性魅力探寻

小说是一种具有独特品性与功能的艺术,小说的描述对象是人与人的生活.人的价值、意义以及人的终极目的,这些人类初始就一直被探索的问题,至今仍被诸多小说作者通过对人的种种行动、语言、内心等形象地再现而不懈地探索着,这便使小说具有了哲理的蕴含,充满了理性魅力.作家在描写外在世界、叙述人类行为的同时,更注重全方位地表达自己对人生世态的看法.小说不仅描述人和人的生活,而且能从容地吐纳各种关于生活意义的本体思考,表现作家对存在价值的独特认识.小说理性的呈现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情与理的高度融合、艺术形象的思辩色彩、叙议结合的理性抒发是使小说具有理性魅力的重要方式.     

浅析《红楼梦》展示的哭态

作为人类最通常表现的一种情态———哭,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常见,而且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更不胜枚举。《红楼梦》是中国叙事艺术的集大成之作,更是人物情态描写的典范。这部小说塑造的人物千姿百态,风情万种。特别是哭态更引人注目。作者以蘸满感情的笔触,传神尽意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