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与创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人格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一个自觉、完整、系统追求的理想人格,这个理想人格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要求的统一中去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重视与追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共产党人理想人格的认识与揭示,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魂”;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共产党人的政治要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体”。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体”只有在“根”与“魂”统一的人生实践之中才能真正立起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两个相结合”之间的相结合,为塑造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人格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与转化创新路径。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国家治理范式：出场语境、本质内涵与方法论前提

国家治理范式在中国的出场,既有当代学术全球扩散的缘故,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解决社会转型期的治理问题,积极地进行理论建构的结果。新时代语境中的国家治理,是指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前提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治国理政的行为与活动。在本质上,国家治理是传统的治理主体与治理结构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治理转变的历史进程,体现了“以权利为本体、权力为功用”的现代社会政治关系运作逻辑。学界进一步深化讨论国家治理的方法论前提,是回到经典作家在19世纪创立并持续产生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其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并努力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与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

在近现代中国,政党不仅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还是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连结者。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又是民族国家的缔造者。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百年建构史。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独立运动时期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号召,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党组织体系,领导中华民族建立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国家建构时期将党的组织体系和意识形态共同嵌入国家的制度结构中,逐渐完成了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和民族认同的双重建构。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体系的建设,来引领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双重建构。     

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方法论的新时代发展

社会调查方法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门实证社会科学的方法自觉。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方法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形成以群众生活为对象的调查研究方法,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社会调查方法论的中国化发展坚持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强调人民群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坚持调查研究工作传统,通过广泛深刻的社会调查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从群众需要出发理解中国社会现实,将党的正确主张转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社会调查方法论将在人民群众话语权保障、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和民生治理工程推进等方面得到更为深入的运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凝心聚力。     

中国共产党早期政党形象建构的特征与启示

政党形象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党的生存发展和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依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的人民性、革命性、先进性等根本属性，以及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现实需求，建构起“人民性”政党的本质形象、“革命性”政党的实践形象和“先进性”政党的特质形象。中国共产党建构的这一政党形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价值立场，分别从阶级维度、人民维度、民族维度传播了中国共产党为工人阶级谋解放、为中国人民谋解放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宗旨使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政党、革命政党和先进政党的特殊性质。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更好地深化人民性政党形象、筑牢形象建构的思想基础，坚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的人民情怀，深化党的“同情人民”形象；坚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深化党的“领导人民”形象；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化党的“服务人民”形象；需要更好地升华革命性政党形象构筑形象建构的实践基础，借助自我革命、社会革命、伟大斗争等革命话语、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的革命实践以及弘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升华、构筑新时代的革命形象；需要更好地巩固先进性政党形象夯实形象建构的价值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坚决驳斥否定工人阶级的言论，坚守党的组织原则、严肃党的纪律作风，巩固新时代党的先进性形象。     

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性的多维透视

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品格,贯通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其中,承载人民现代化期盼、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探寻人民性的根本实践动因;强化人民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契约关系”、加强人民政党现代化建设是维护人民性的根本政治保证;坚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筑牢现代化实践的人民内核是保持人民性的根本指导思想;维持人民共同体的团结、提升人民的现代实践能力是发展人民性的根本实现途径;增进人民福祉、保证人民享有现代化成果是检验人民性的根本评判标准。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实现了现代需要驱动、先进政党领导、科学理论指引、主体力量创造以及成果归属评判的“五维统一”,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     

“两个结合”的思想意蕴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命题与实践要义。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先进知识分子们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实境的主张,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命题提出之际倡导“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再到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践行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日益擢升,长期包含在“中国具体实际”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独立出来,“两个结合”正式被明确提出。“两个结合”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认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今“双向互动”上的思想进阶。要深入地把握“两个结合”的思想意蕴,有必要对其哲学思想基础进行深层的探究。“两个结合”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命题,在马克思主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上有根本规定性,在实践发展上也有具体要求。“两个结合”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是长期的、动态的、全面的结合,也是主动的、科学的、有效的结合。     

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道路与历史逻辑

建构现代国家是中华民族面对近代以来传统政治秩序总体性危机的必然要求。实践证明，建构强大的现代国家的使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完成。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矛盾，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资源，以广大工人农民为阶级基础，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成功建立起了一种利益整合机制和社会组织整合机制，获得了推进和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领导权。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造，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社会基础；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重构，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迈向共同富裕夯实了经济基础并提供了社会动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迈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同时，充分展现一个新型的政治文明形态。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经验探析

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等伟大社会革命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理论创造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推动工作、指导实践、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历史.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前提,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取向,始终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根脉.     

准确把握“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根本途径，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和取得胜利的最大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将“一个结合”丰富为“两个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新境界。“两个结合”的原创性提出与创新性发展有着其深厚的历史逻辑和鲜明的现实实践逻辑，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内蕴。这一伟大时代命题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结合、固本培元与守正创新相结合的原则。这要求我们党牢牢把握“两个结合”的实践路径，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夯实思想根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根植深厚的人民情怀；坚持问题导向，推进理论创新；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增强文化自信。     

和平解放西藏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符号的运用及其意义——以十八军进藏为中心

政治符号建构与传播是现代国家强化国家认同的方式之一。和平解放前后,对国家政治符号的传播运用,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进行政治整合、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路径之一。在进藏途中和驻藏后,十八军广泛植入、运用、传播甚至化身为新中国政治符号,使藏族人民逐渐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认识、认可和认同,促进了新中国对西藏的政治整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意蕴与启示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以杰出的理论创新活动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构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理论,较早地阐述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以及主体力量和具体手段;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战线的政治坚守,强调无产阶级文化事业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工作者要始终坚守阶级立场、担当时代使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进程,译介和传播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经典著作,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播火者”和“开拓者”;奠立了普洛文化运动的基本规则,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实践要以现实主义为路径、以解放群众思想为价值追求、以服务人民群众为创作导向。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文化革命实践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亦具有可资借鉴的时代价值。     

人民性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探析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品格,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属性,有其深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人民性的理论逻辑来源于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观的接续。人民性的实践逻辑植根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打江山,还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领导人民守江山,更在新时代领导人民壮江山。在新征程上,要以人民性为根本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以人民幸福为出发点,以人民奋斗为动力,以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追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人民性的价值哲学审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人民性是新时代一个重要命题,蕴涵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意蕴。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与人民的本质关联,聚焦人民精神需要、人民主体性、人民文化权益、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人民实践方法论原则等方面,深入探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人民性的价值原点、价值动力、价值目标、价值评判与价值实现,以真正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价值引领、激励规范、凝聚共识、协同整合的功用。     

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解释

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与结果,是对古代政治大一统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形成了新政治大一统。政治大一统的核心是用高度耦合的政治制度体系支撑多民族共同体,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运用民主集中制实现了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民主集中制是实现政治大一统创造性转化的基本资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以社会革命建构现代国家的条件下,民主集中制才能围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从而完成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了创造性转化的政治大一统,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要素的政治中央集权的高度耦合的制度体系。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是同一个过程,它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层结构。实现了创造性转化的政治大一统,既是现代的政治大一统又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大一统。这种政治大一统,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历史基础,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提供了文明根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延伸及其基本特征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时代把握,是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合乎逻辑的时代延伸与必然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传承性、科学性、人民性与开放性的理论品质。     

穿越与激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创新的理路、方式与方法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话语创新和理论思维最活跃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最紧密的时期,这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有力指导和科学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文化思想由论争走向聚合,文化实践由传统路径依赖走向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了现代性契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辩证批判原则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主流话语,为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奠立了坚实的话语根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概念、典故、格言、俗语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通过分辨“精华”与“糟粕”、激活与创新中华传统文化的具体方式和内涵要素,提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时代化科学化品质,这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赢得政治、思想、社会的解释力、阐释力和掌控力增添了话语资源,也在深层次促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实现新的转变与跃升。     

回应性引领：百年大党引领人民共创历史的实践逻辑

引领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功能。百年来,党引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步步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建构还是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党都积极回应时代之变和人民诉求,始终坚持使命驱动的政治引领、一元主导的思想引领和复合取向的组织引领。正是依靠政治引领的“明道”、思想引领的“传道”和组织引领的“行道”,党引领人民一次次“证道”,逐步实现中国梦想和人类梦想。     

浅析五四运动后中国现代的主流意识形态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意识形态”转换和社会转型,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我国现代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我国现代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主流的认同,始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认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不断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在一起,不断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古代政治整合对华夏文化共同体形成的促进作用

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中，“治世”理想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古代圣贤在追求治世、建构治道的过程中，借助政治整合贯彻价值整合，打造了一个“文以载道”“道洽政治”的结构功能系统：宗教为治世树立终极价值，哲学为治世阐发学理体系，政治为治世构筑综合框架，法律为治世建立秩序保障，历史为治世提供资治通鉴，伦理为治世塑造君子人格，教育为治世培育合格国民，风俗为治世改良社会土壤。这套战略设计既体现了古代国家理性自我保存与自我完善的紧张性，也促进了政治共同体与价值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一体化，有利于华夏文明的长期延续；但它未能在实践中把国家打造成人民与政权的利益共同体则是留给历史的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