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社区治理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受到政府治理碎片化的影响。在社区治理中存在着治理责任碎片化、治理权力碎片化、治理利益诉求碎片化、治理信息碎片化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社区治理作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要实现“十四五”制定的社会治理发展目标，需要重点解决治理碎片化问题。结合中国国情和转型期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深度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推动社区治理资源整合，从而探索出社区治理效能提升的路径。     

通过社会工作的情感治理:70年情感治理的历史脉络与现代化转向

情感治理不只是社会治理的一种维度,更是社会治理的目标、方式和手段的结合。从情感治理的视角考察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基层社会的治理实践中,情感治理并不只作为一种新近出现的治理维度,而是有着由来已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独特的实践内容。中国特色情感治理与中国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与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国家治理进程相互交织,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三阶段演进同步发展,从对情感进行管控,走向依情感的治理,最后回归治理的情感需求本身。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传统的情感治理表现出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受众、评价与效果等诸多困境,社会工作因其可以提供更加个体化、精细化和多样化的专业服务,全方位满足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愿望过程中的情感需求,进而适应情感治理现代化转向,最终实现现代情感治理的社会功能和综合效果。这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实践发展找到新的功能与定位。     

基层民主促进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探析

基层民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基层治理离不开基层民主的发展完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就是通过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同时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统一实践过程。基层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管用性,具有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制度优势。从运行过程和机制来看,基层民主运行中的民主征询、协商、决策、管理与监督等各个环节,基层民主实践中以动员、回应、协商与责任为核心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打造多元共治格局,从而提升基层治理绩效。近些年来各地围绕通过发展基层民主促进乡村有效治理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当然,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基层民主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必然受到一些现实条件的约束,对于乡镇振兴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亟待进一步改革乡村治理结构,重构基层治理双轨,深入发展基层民主,从而有力促进基层有效治理的实现。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及其实践路径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通过联结"利益—情感—文化",为居民提供非利益本位的交往空间,满足人们的社会情感需求,培育和提升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进而推进社区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利益碎片化、情感弱化和文化异化等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对此,需要构建融利益整合、情感重塑与文化导向为一体的发展机制,促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实现。     

治理吸纳与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专业性的调节作用

我国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之一。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影响社会组织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现有研究大多从单一面向分析二者关系。文章通过整合新制度主义视角与合作治理理论,构建出涵盖治理吸纳、专业性、社会组织持续发展三者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数据中嵌套在56个城市的746个社会组织的多层次分析,发现治理吸纳可以促进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专业性可以调节治理吸纳与社会组织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治理吸纳是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前提,专业性是社会组织在政社互动中发挥能动性的重要保障。     

边镇治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陆地边疆治理无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推进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既有研究围绕边疆治理能力何以现代化这一问题着墨颇丰,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文章将其归纳为三重路径：制度供给路径认为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得益于宏观政策设计;组织建设路径强调党、政府和军警组织的建设是推动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社会动员路径则着眼于“本土”民众力量的积极作用。上述三重路径颇具启发意义,但仍有商榷的空间。新时代以来,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表现为以基层治理带动边疆治理,边疆的乡镇是提升边疆治理效能的重要主体。在此基础上,未来边疆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在坚持和深化基层党建的基础上,激发乡镇活力,以资源下沉与赋权增能优化边疆基层整体治理效能,不断探索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基层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视域下苏区时期社团组织功能的发挥

中央苏区社团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下,一方面填补着传统基层权力组织和社团组织崩解后的权力真空,另一方面则发挥和担当着多种社会治理功能。具体来说,在扩大中共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实现苏区政权对社会的全面整合,巩固苏区政权的社会控制,提升苏区政权的社会治理效能等诸多方面,中央苏区社团组织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社会工作机构参与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研究

社会工作机构通过承担政府的部分服务职能为社会公众提供社会服务,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协同性作用,对于实现协同治理的社会管理目标具有重要的推动性价值。但是,当前我国社会工作机构参与协同治理的整体能力尚有待提升。只有加强以推进社会服务专业化、加强服务平台可视化、提升社会管理科学性、构建协同剩余多赢局面等为抓手的运行机制建设,才能为社会工作机构参与协同治理提供专业支撑、精准方向、资源保障、科学依据和评价体系。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优势与优化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对解决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存在的结构短板问题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是对宏观国家治理与微观基层治理之间存在的治理枢纽的补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结构性优势、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性优势以及协调区域发展的整体性优势,对于破解县域治理和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当前,构建连续贯通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市域视野下的新型市县关系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逻辑与路径选择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集成,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显著的治理优势,蕴含着丰富的治理逻辑。在推进国家治理效能转化进程中,具有复合治理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依靠自身的制度优势,通过价值引领、机制供给、要素整合实现在治理程序、治理过程、治理结构方面的效能转化。为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实现高质量的国家治理效能转化,应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强化民主治理主体能力、提升民主治理程序制度化水平、探索民主治理技术创新,以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为国家治理效能持续转化供给动力,以此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常规扎根与动态回应：外包式社工站参与基层治理的多重逻辑与运作机制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乡镇社会工作站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从混合型组织理论视角出发,乡镇社工站可以被视为社会治理专业化的国家“具身”实践,强化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结,社工站专业化和在地化等组织特性,有效提升了治理行为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是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道路的显著表征。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外包式社工站具有“政府-市场-社会-专业”多重逻辑混合的组织特征,通过常规扎根的在地化参与和动态回应的项目式参与,其能够有效发挥专业性、在地性等组织优势以回应地方治理需求,但同时也面临“市场化-公共性”和“正式性-非正式性”的内在张力,可能会引发社工站进一步发展的价值偏离。     

数据治理驱动政府治理效能提升的影响机制与优化路径

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数据治理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技术手段、服务业态和治理方式,并为驱动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提供新的支撑。数据治理通过驱动思维决策方式转型、价值创造方式转型、市场主体行为方式转型和政府自我调适转型等途径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在数字经济时代,政府需主动适应并加快自身数字化转型,进而不断提升数据应用水平。为此,有必要从强化政府数据纵横交融的复杂性、增强政府数据治理与市场发展的适应性以及政府数据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协同性等方面着力,为推进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赋能。     

社会工作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工作与创新社会治理关系密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工作体系是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社会工作可以为社会治理宏观目标的实现提供行动、政策和理论支撑;微观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嵌入社会微生活而推进社会治理中微观目标的实现。创新社会治理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治理失灵问题,而造成社会治理失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失灵、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要解决这些失灵问题,需要完善和发展社会工作体系,以宏观社会工作应对政府失灵问题,以微观社会工作应对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问题。     

清晰与模糊的张力及其调适——以城市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为中心

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底座,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基本途径,包含了大量微妙的调适和平衡。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将各种社会事实纳入数字治理体系,对社会事实进行定义、测量和计算等,提高了治理主体、对象、过程以及结果等维度的清晰度,但同时也更近距离地面对难以识别和穿透的屏障,面临大量难以消除的模糊地带。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清晰与模糊的张力,构成了当前数字化治理的基本矛盾,体现在基层治理的各层面各环节,构成了基层治理的条件或约束。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承认社会事实的内在模糊性,适度地推进社会事实的数字化转型,从而实现更加精准和有效的治理,特别是要从不同的维度适应、调节和控制清晰与模糊的张力,提升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能,但也要克制数字加载的技术冲动,尽力维系和保留社会的自主性空间。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境遇、问题与旨向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是“边疆”“民族”“基层”三要素叠加形成的立体化时空场域，具有地缘特殊性、事务复杂性、问题敏感性、安全脆弱性等主要特征。进入新时代以后，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价值更为凸显、形势挑战更为严峻、治理任务更为艰巨。为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一要明确价值目标，二要立足现实境遇，三要聚焦突出问题，四要在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效能上提质，更好发挥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复合功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增效。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搞好社区治理,必须发展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有效搭建新型社区服务平台,统筹协调社区合作网络的复杂关系,坚持用专业理念、程序和方法来持续提升工作效能.当前,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是:确立战略理念,坚持社区本位;发展专业队伍,完善服务岗位;采用专业方法,提升工作效能;倡导多元治理,建构合作网络;建构长效机制,实现持续创新.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税收功能——消费税改革政策评价

财政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定位决定税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基于税收与国家治理的理论关联,税收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手段、治理内容四个方面对国家治理产生影响,并凸显税收对国家治理的杠杆效应。当前对消费税的改革有利于增强地方政府治理的积极性和加快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促进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的效果。为了最大限度地释放消费税改革的政策红利,更好地发挥消费税改革对国家治理的促进作用,规避影响消费税改革积极效能的制约因素并消除潜在的负面效应,实现消费税改革“稳着陆”,当前需要启用多种配套改革措施,利用制度关联性和互补性更好地发挥“财政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作用。     

我国参政党参政能力建设的现状与改进——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

参政党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参与主体、推动主体和监督主体,加强其参政能力建设有利于充分发挥多党合作治理优势,提升我国协商治理的水平,促进执政党科学民主决策。当前,我国参政党的参政能力建设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资源配置失衡限制参政党参政能力的发挥与拓展,二是协商意识缺失消解参政党参与协商能力,三是角色定位偏差制约参政党社会服务功能,四是主体参与不足影响参政党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为应对这些挑战,必须坚持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参政党的参政能力;强化协商意识,提升参政党参与协商能力;立足参政议政,增强参政党社会服务能力;完善基层组织建设,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法治与国家治理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还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法治都扮演着“轨道”角色,即发挥着规范、引领和保障作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依托,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是国家治理效能的保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充分发挥法治的规范、引领和保障作用,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