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古文字学

蔡元培先生为《鲁迅全集》作序,称鲁迅为“新文学开山”;同时又指出“鲁迅先生受清代学者的濡染”,于“旧学”之根柢亦极深固。这一看法目今已为世人接受。关于鲁迅与“旧学”,可作多方面的研究,“小学”即其一。人所周知,清代学术中“小学”比任何一种经学都发达,取得的成就也最大。所谓“小学”,包括字形、音韵、训诂等方面的学问,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广义的古文字学。鲁迅在这方面是很有造诣、很有见解的,虽然,他并不以此名家。蔡元培先生称赞鲁迅之治学,往往“蹊径独辟,为后学开无数法门”。就以古文字学来说,鲁迅确实也给了我们不少启迪。     

鲁迅与《科学新闻》

《鲁迅书信集》附录收有鲁迅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致“编辑先生”的一封信,这封信记录了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迫害进步作家的罪行,谈到关于茅盾被捕,丁玲被害等问题,是一封内容十分重要的信件。但信中提到的这位“编辑先生”是谁?是哪个刊物的编辑?信中所说的《科学新闻》是一个什么样的刊物?关于《科学新闻》所载茅盾被捕、丁玲被害的消息是怎么回事?由于一直未能找到这位“编辑先生”,《科学新闻》这种杂志也一直未能发现,所以对此信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更是茫无所知。在一次访问端木蕻良时,端木蕻良偶然谈到,这封致“编辑先生”的信是鲁迅写给     

论《金草地》中的“过客精神“

张承志敬重鲁迅先生。在张承志的字典里,“先生”二字是“尊称特指鲁迅先生一人”的;他引鲁迅先生为同类,决心“将心比心,以血拭血”;他赞扬并实践鲁迅先生的“过客精神”;他还通过自己的小说《金草地》呼唤这种精神。 《金草地》是张承志1994年根据自己1987年的《金牧场》改编的长篇小说。它讲述了主人公向一名真正牧民的蜕变;他与额     

对“话本”理论的再审视——兼评增田涉《论“话本”的定义》

“话本”的概念和理论,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首先提出来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不仅普遍接受了这一理论,而且还以此为基础进行了一些推演,从而描述了我国白话小说发生、发展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小说史都在有关章节中详略不等地按照鲁迅先生的观点讲述了宋元话本和明清白话短篇小说.也就是说,以鲁迅先生的话本理论为基础而构建的白话小说史已成为我国文学史、小说史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自1965年日本已故学者增田涉《论“话本”的定义》一文发表之后,却使得海内外许多学者对这一理论发生了动摇.就以中国大陆而言,近年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颇具权威性的《中国     

谈“朝华夕拾”

(一) “朝华夕拾”是鲁迅先生的一本散文集,它的写作时间,是在一九二六年,大半是回忆的文字。鲁迅先生自己也说:“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写作的时间,是“或作或辍,经过了九个月之多。”而“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後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小引)从他的自序,已经可以看出他当时写作的环境了。“五四”以後,国际帝国主义者,挟着国内的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在中国,特别在北方,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阶级的分化,考验着每一个知识份子。於是“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鲁迅在这样纷乱的局面中,不免有“荷戟独徬徨”的感觉,然而他终於战斗了过来。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在北京是最黑暗的年代。但“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也反映出了人     

鲁迅先生和小学

鲁迅先生以他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冲锋陷阵,呕心沥血,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著作。鲁迅先生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鲁迅先生的著作是我们文坛的瑰宝,我国人民为有鲁迅和他的著作而感到无比骄傲。正如韩愈所吟咏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鲁迅先生的著作将永远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鲁迅先生在文学上的伟大成就,鲁迅先生杂感的脍炙人口,是早有定评的。今天,在纪念鲁迅先生的同时,仅就鲁迅先生和小学谈一些粗浅的体会。     

“一身四面”与“鲁迅革命传统”

鲁迅生前时人编选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在广东》《鲁迅论》《转变后的鲁迅》这四本论集,分别塑造了“思想革命鲁迅”“国民革命鲁迅”“革命同路人鲁迅”“共产革命鲁迅”四种形象,反映了大革命时代鲁迅的复杂参与所引发的关于“鲁迅是谁”的不同理解。这个“一身四面”的现象,看起来是鲁迅个人影响力的上升,实则是知识阶级在革命时代的逐渐分化,但鲁迅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其“大革命”哲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鲁迅革命传统”。     

浅谈鲁迅小说的“意识流”

提起“意识流”小说,人们很容易想到王蒙前几年写的《春之声》、《蝴蝶》等作品。其实,在我国最早把“意识流”手法系统地运用到小说创作中、当推伟大的文学革命先驱、杰出的新文学现实主义大师鲁迅先生。“意识流”这种创作手法,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不是没有,但大多是偶然地、零星地出现,或者可以说是作者无意识采用的。但到了鲁迅则不同,他是有意识地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采用当时流行于西方的这种“良规”,同时又融进了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营养,加以自己的发挥,形成了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意识流”。这也是鲁迅对我国现代文学的杰…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关于鲁迅作《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中的几个史实补正

近来,一些同志对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的讨论文章多起来了,这是好现象。最近我们根据调查,对此诗亦有一些想法,现把一些意见写出来,供讨论此诗时参考。一、此诗应何人请求而书及它的创作时间: 本诗原来没有诗题。起先我们以为是杨霁云先生在一九三四年秋编《集外集》时加上的。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九日杨先生自己写了一封信告诉别人,说:“两首诗的题目(按:指《湘灵歌》和《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不是鲁迅原有的。”最近,我们发现在杨霁云编《集外集》之前,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出版的《人间世》第八期里,高疆写的《今人诗话》一文     

论鲁迅的“辫子三部曲”

鲁迅先生因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对中国人头发的遭遇极其敏感且终生关注。当鲁迅还是孩子的时候,辫子最初向他“提醒了满汉的界限”;在青年时代,他因剪去了辫子而受到“社会的责罚”;一直到临终前的两天,他还写文章表示对辫子“仍然要憎恨,愤怒”。③因此,辫子成了鲁迅一生中写得较多的东西。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写辫子最集中的作品是《风波》(1920年8月)、《头发的故事》(1920年9月)和《阿Q正传》(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这三篇小说创作的时间相近,而且均以辛亥革命前后作为时代背景。在内容上它们又互有联系,有些人物甚至彼此出现。如《风波》中的七斤在《阿Q正传》里被提到,《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也像《阿Q正传》里的钱大少爷那样,被人称作“假洋鬼子”,并且也棒打了笑骂他们的人们,等等。所以,可以说,这三个短篇小说构成了鲁迅的“辫子三部曲”。     

关于“郭沫若的化名之作”

偶然翻到《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上的一篇短文——《“郭沫若的化名之作”小解》(作者史明),读后想说点意见。该文作者指出我和单演义先生合编的《鲁迅与郭沫若》一书中,对鲁迅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致杨霁云书中所说的“郭沫若的化名之作”,未能注     

不“爱惜羽毛”的胡适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他问李宗仁对胡适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这位胡适的弟子也同样认为“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胡适本人在1922年曾反诘道：“有人说我们‘爱惜羽毛’……我们若不爱惜羽毛。今天还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吗？”在时隔二十年的1947年．他在日记里明确写下了“我不是爱惜羽毛的人”。     

鲁迅在“五四”以前对文坛逆流的斗争——关于他和通俗教育研究会关系的一段史实

鲁迅先生的文学活动和战斗光芒,从1918年起重新开始辉煌地展开,这已经有不少同志作过了细致的论述和分析。但是对于他在“五四”前夕,特别是参加新文化革命阵营以前的思想情况和具体行动,由于这几年间鲁迅先生极少、甚至几乎没有用文字表达出来,因此在所有关于鲁迅传记中涉及这段史实时往往简单略过。近几年笔者参加天马电影制片厂“鲁迅组”工作,在创作组叶以群、陈白尘等同志、特别是导演陈鲤庭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对鲁迅先生早期史实进行了一些初步的调查和探索。其间承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中华书局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作协上海分会资料室、北京、绍兴和上海的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先后阅读了它们所保存的《临时政府公报》、《文教》、《教育部编纂处月刊》、《教育公报》、《教育部行政纪要》、《通俗教育丛刊》、《通俗教育研究会报告书》和其他有关书刊,从中发现了很多有关鲁迅先生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期间的文献和纪载。知道了早在“五四”以前的1915-1917年间,鲁迅先生就对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在文坛上泛滥的一股反动的文学逆流——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等展开了斗争。这些史实和材料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鲁迅先生的思想发展,颇有启发和帮助,因此特作简要介绍,以供“鲁迅研究”工作同志们和广大读者的参考。     

“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

一鲁迅先生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致许寿裳》信中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日作的《小杂感》中又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更值得注意的是:《故事新编》里最后作的三篇历史小说,其中有两篇:一是《出关》、一是《起死》,均作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为讽刺老子的“徒托空言,大而无当”;一为嘲笑庄子的“认真不象认真,玩耍不象玩耍”。鲁迅在这两个被道教奉为“太上老君”和“南华真人”的“祖师爷”的鼻梁上,不敬地抹了几笔白粉。     

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正确继承鲁迅的革命实践精神

研究鲁迅先生的思想发展道路问题,实质上就是研究鲁迅先生究竟是怎样地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问题。人们之所以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和比较自觉地掌握客观规律,总是需要经过一个反复的不断实践的过程的,鲁迅先生自然也不能例外。事实上,鲁迅先生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是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或离开过革命的社会实践的;他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具体步骤的各种思想、言论,无不深深地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具有十分鲜明的实践性质。鲁迅先生整个思想发展同样证明:认识来源于实践。可是,近几年来在关于研究鲁迅先生的“思想演化”——即探讨他如何认识客观真理的具体过程问题时,有人却认为鲁迅先生是通过抽象的“对思辨世界的勇敢的探寻”和“痛苦的自省自讼的过程……才能逐渐认识真理和人民”的,这就是一种完全和实践的过程相对立的所谓《心灵的历程》。在这里,我们和《心灵的历程》作者存在着原则的分歧:我们认为鲁迅先生的认识的基础在于实践,这种实践是具体的社会实践,其主要内容是他积极参加了改造社会的阶级斗争;《心灵的历程》作者却把鲁迅先生个人的意志活动、精神活动看作实践,其主要内容则是“他那自省自讼精神的寻路者的心灵世界”发生“变化”而已。从这样的一种实践观出发,《心灵的历程》全书通过“上篇”对《狂人日记》的分析,证明这篇作品是鲁迅先生“在民主启蒙运动中,当他谛视人的心灵深处,他就愈是感到时代力量的强大和战斗的鼓舞”的产物,而“狂人形象的精深、博大的意义”则在于“从狂人的生活实践和思想探索的程途中,他的性格合乎规律地发展起来”,“那震颤的心灵的琴弦,……显现了战斗者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空前地表现了美将获胜的这一新的欢乐的主题。”在“中篇”里从分析鲁迅先生一系列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中,说明“鲁迅笔下的每一个形象”和“每一个小小的心灵世界”“所联成的心灵历程的河流里,异常清析地反映了鲁迅自己的心灵航行的一段经历。”在“下篇”中更进一步通过《一件小事》等第一人称的小说、《过客》等散文、《华盖集》和《两地书》中所提到的“我”字,统统集中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即鲁迅先生自己本人的化身,从而说明这一切便是他“在各种不同环境中的经历和内心活动”的反映,最后并得出了“只有通过一个思想上的艰辛的痛苦的自省自讼的过程”,鲁迅先生“才能逐渐寻获新的道路,才能逐渐认识真理和人民”的结论。从表面上看,《心灵的历程》在全书的个别地方也提到了鲁迅先生“重视实践”、“实践丰富了鲁迅的认识”等等,但是由于作者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致使自己的研究走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反面。     

“小说”考辩

“小说”一词在《庄子》中首先出现，后为《汉书·艺文志》借用而成为诸子十家之一。“小说”一词的原始含义本来鲁迅先生早有定论，然而近些年又有学者提出异议。《庄子》与《汉志》中“小说”的含义有同有不同，均非指虚构性故事。但《汉志》“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文体特征，为后世虚构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拿来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初探——从《摩罗诗力说》到两个《艺术论》译本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一文虽然写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但他“拿来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萌芽却是很早的事,应该从《摩罗诗力说》算起。鲁迅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拿来主义”的榜样。但是,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有人对“洋货”发生恐怖;也有人对“洋货”顶礼膜拜,鼓吹“全盘西化”。近来有人提出要引进外国文化,而一些人则感到震惊,认为技术、资金才能引进,文化怎能引进?因此,现在来探讨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非多此一举。     

重读鲁迅:从对“鲁迅语录”的认识谈起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巨人。鲁迅的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经典的”比“普通的”涉及的问题更复杂、范围更广泛、历史意蕴更丰厚。鲁迅创作文本诞生伊始便好评如潮,但不可否认其出发点和目的并不尽相同,而且随着鲁迅创作经典化的实现进程,这一点也愈加突出。正因如此,对鲁迅的重新理解和再评价一直就没有停止过。鲁迅的“深刻”与他关注的问题、思维的方式、思考的方法以及表达的独特性有关,而这些在今天还远未过时。因此,在许多场合和许多领域,我们都仿佛和鲁迅不期而遇,他让我们汗颜,让我们警醒,让我们想得更多。2006年,鲁迅已经离开人世70周年。“重读”鲁迅,这是我们对鲁迅先生的最好纪念。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一个长句的分析

高中语文三册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有一个长句,一百九十八个字。这样的一个长句,放在这样的一篇文章里,用来批驳这样的一名反动文人,真是再好不过了。这个长句是: 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那一篇里,很巧 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卫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 段里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 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是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     

重温鲁迅先生“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科学论断

鲁迅讲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是一科学的论断 ,它完全符合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事实。鲁迅在批判中国旧文化时 ,也曾批判道教中存在糟粕 ,但并没有完全否定道教 ;也并未从道教文化中“悟”出一个“食人民族”的结论。另外 ,还可从鲁迅先生对宗教的认识 :宗教与迷信应严格区分 ,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客观的社会根源 ,反对盲目主张消灭中国宗教(包括道教 ) ,宗教属于精神信仰 ,反对诽谤“龙”图腾等观点中 ,看出鲁迅对中国道教的认识是有其宗教观作理论基础的 ,是十分深刻的。因此 ,我们不应贬低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