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80年代的香港新诗

作为华文诗歌之一种的香港新诗从1950年代的滥情、呐喊,到1960年代迈向内心探索,1970年代本土意识确立,再到1980年代本土诗意识进一步深化和高扬,后现代诗主义诗作开始出现,香港成了两岸甚至中西诗脉贯通的桥梁,以及"九七诗"体现的彷徨怀疑情绪,有更多的作者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抒写中国的历史文化,为时代的变化作见证,说明香港新诗道路越走越宽广,香港诗人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比以往更为重大.     

香港诗人文化身份的认同定位——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新诗

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新诗,通过对五六十年代“难民文学”和现代主义的深刻反省,既不囿于新月式的浪漫抒情,也不盲从西方现代派,以香港作为立足点,关注中华民族的命运,诗风从晦涩走向明朗,存在主义色彩弱化,具有本土意识的诗刊及其诗作得到蓬勃发展,香港诗人的文化身份由此从暧昧走向认同地位。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也是香港新诗踏上一个里程碑的开始。     

澳门新诗创作及其评论特征

在港澳文学中,香港文学与澳门文学有共性,也有各自不同的殊相。就以1920年代开始、1980年代发展起来的澳门诗歌而论,已与香港新诗分流,形成了华文作家与土生诗人互补等特色。澳门新诗评论多为具体作品评论,理论研究极少。澳门的诗评家主要有黄晓峰、陶里、云惟利、郑炜明、李观鼎等。     

论1960年代以来的台港新诗教育

新诗自产生起就与现代语文教育的进程息息相关,语文教育的改革是新诗依靠的重要制度力量,学生对于新诗的集体印象更多地是来自语文课本.新诗教育的普及问题,台湾、香港地区由于历史和语言的原因,相对于大陆新诗教育情况有所不同.台湾、香港诗歌创作是新诗的有机整体,台湾、香港诗歌进入教育建制,也是对当代文学观念的有效建构.台湾、香港的新诗教育的探索,像一项"改造工程",不但要改变教师和学生以往持有的新诗的观念,甚至有意对整个海外中文教育结果作出有效的修正.     

20世纪50年代新诗对后期延安诗歌的“继承”

20世纪50年代新诗在“继承”后期延安诗歌创作资源过程中,呈现的内容是多样化的.除体制、队伍、生产与接受之外,风格与形式的相应延续,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50年代新诗的面貌.但无论就时代还是区域范围的差异,“继承”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50年代新诗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一直有自己的潜在内容,而其被“简约”的过程,正是历史延续过程中的复杂化部分.     

20世纪20年代新诗的文体建设

2 0世纪 2 0年代是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建设时期 ,社会的相对稳定为新诗的文体建设提供了较好的环境 ,五四时期新诗的政治化革命向艺术化改良发展 ,使 2 0年代真正成为了中外诗歌大融合的时期。 2 0年代中期 ,特别是 1 92 6年是新诗文体建设最重要的年代 ,诗的建筑美和音乐美的确立标志着新诗文体由自发进入自觉。新诗在 2 0年代不但建设起诗的建筑美和音乐美两大诗形 ,还建立起小诗、长诗、新格律诗三大诗体 ,散文诗和自由体诗的建设也较有成就     

上世纪20至40年代新诗朗诵与新诗语言的关系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人们对新诗的探索途径逐渐从视觉转向听觉,从＂看诗＂演变为＂听诗＂,这一革命性事件对新诗语言和新诗的整体面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诗朗诵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20年代的朗诵活动集中在文人＂书斋＂中,朗诵只作为一种试验新诗语言的工具,为新诗的格律化提供了实践和可借鉴的经验。30年代的＂读诗会＂承前启后,朗诵活动的规模日渐扩大,目的在于探索新诗语言的可诵性。40年代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朗诵诗运动＂,在＂为朗诵而作诗＂的需求下新诗的语言趋于口语化,朗诵诗占据了诗坛的主流。因此新诗朗诵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来观照新诗朗诵与新诗语言之间的复杂而丰富的关系。     

论198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

受主题学研究的启发,"国家主题"主要涉及文学主题、题材、意象等多方面内容,并可以以类型化、个性化、动态的视野把握文学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198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步入新时期而更具转型的意义。在充分联系1980年代新诗语境的前提下,从若干方面研讨"国家主题"在这一时期新诗中的表现及内涵,可以在重绘1980年代新诗图谱的过程中,为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提供参考个案。     

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诗论透视

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经历了早期的“文白之争”,中期的为人生诗派与为艺术诗派之争和后期的普罗诗派与新月诗派、象征诗派之争;派中有派、流中有流,且节外生枝、旁枝侧出。从为新诗的合法性存在而斗争,到为新诗的主流走向而论辩,再到为确立新诗的美学原则而审思,20年代的中国新诗理论批评走了一条由外而内,越来越沉着、稳健、科学的发展道路。20年代是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上最有生机、最富成果的辉煌年代。     

新诗格律化的诱惑与限度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以自由诗为主流,但格律化的创作时起时伏,也从未真正中断,在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还分别形成了两个关于新诗格律化的讨论高潮. 20年代新月派倡导的格律化运动是新诗格律化的第一次尝试.当时不加限制的口语化创作充斥诗坛,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一文强调新诗格律化的必要,提出以格式、音尺、平仄、韵脚来作为诗歌格律的基本衡量尺度.除听觉方面的格律外,他还特别强调视觉方面的格律,即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突出音乐美以外的建筑美,试图为新诗发展确立严密的规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