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

中国古代的“族”字原指氏族军事组织 ,后具有了分类学意义 ,西周时期主要指宗族。随着国家组织的发展 ,血缘关系意义上的周氏宗族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力量 ,同族的观念也在国家形式的政治层面渐次扩大 ,中原“诸夏”为同族 ,蛮夷戎狄为“他族”。先秦文献中的“五方之民”是最具民族志意义的记载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对“族类”关系的影响是一个方面 ,而以当时“中国”之“教”来教化天下的观念 ,则产生了“有教”则无“族类”之分的观念或事实。春秋战国时期的“族类”观与今天理解的“民族”具有渊源关系和内在联系。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演化及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启示

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从“华夷之辨”到“天下一家”,天下观贯穿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天下观在处理民族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天下观的重要性重新凸显，尤其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天下观处理民族关系的历史实践及历史经验历久弥新。天下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重要思想资源，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启示。     

谈"天"录(之三)

上帝相对于天“天人合一”的观念,不可能一成不变地被古代中国人所尊奉。秦代郡县制的兴起,将世俗的行政制度引入了中国历史,部分地排挤了以礼为中心的天人秩序观。而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时期的分裂,更有违“天下观念”中的“和而不同”原则。不过,中国历史虽然存在着这样的断裂,但是其中以礼为中心的天、地、人关系模式一直还是作为一种理想模式,对于中国文明史的整体产生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自明末起,基督教开始“撞击”中国。那时,“天人合一”仍然是中国人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在世界的欧化还没有成形之时,基督教…     

共识社群--简论中国乡村中的国家构造与地方社会

在中国乡村,与国家构造过程有关的官方表述和地方实践间存在着张力,这种张力在尴尬、讽刺和犬儒主义的姿态中被显现或隐藏。而这种姿态指向一个亲密的自我知识空间,可称之为“共识社群”。它源自赫茨菲尔德的“文化亲密”这一概念。文章用风水、丧礼与腐败现象等实例说明,此类“共识社群”是如何被建构的,并参照此方法讨论中国“国家内卷化”问题。     

芦林兽吼--以狮子为"贡献"之中西亚与明的交往

在明代的对外关系中 ,中西亚以狮子为“贡献”的交往显得格外的突出。今阿富汗赫拉特市的“哈烈”城首开记录 ,以后 ,朱氏皇帝相继从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市之“撒马儿罕” ,今伊朗设拉子市之“失剌思”、伊思法罕市之“亦思弗罕”、阿巴斯港市之“忽鲁谟厮” ,土耳其科尼亚市之“鲁迷” ,也门亚丁市之“阿丹” ,沙特阿拉伯麦加市之“天方”等国得到狮子。狮子数量之多以及输入的频繁 ,在中国中世纪的历史上名列前茅。缘于亲眼目睹 ,明代士人对于这种猛兽的外形、特征的描述 ,可谓亦细亦微、惟妙惟肖。随着狮子“贡献”而带来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和外事问题的出现 ,永乐、宣德之际朝臣的歌颂变成了天顺、嘉靖期间朝臣的劝谏     

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

民族研究学界长期认为 ,中文“民族”一词不见于中国古代文献 ,是近代由日本创造并传入中国的外来词 ,这一通行多年且似乎已成定论的观点缺乏根据。在中国古代文献中 ,“民族”作为名词形式应用于宗族之属和华夷之别的一些例证 ,证明了“民族”一词是古汉语固有的名词。在近代中文文献中 ,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出现在 19世纪 30年代。日文中的“民族”一词见诸 19世纪70年代翻译的西方著述之中 ,系受汉学影响的结果。但是 ,“民族”一词在日译西方著作中明确对应了volk、ethnos和nation等词语 ,这些著作对nation等词语的定义及其相关理论 ,对清末民初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了直接影响。“民族”一词不属于“现代汉语的中 -日 -欧外来词”。     

中国少数民族介绍──壮族

壮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共有１５，４８９，６３０人。壮族分在的地区，是世界著名的岩溶地区，为天下少有的奇景。壮族历史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百越”民族，族称来源于部分壮族的自称，这些自称如“布壮”、“布土”、“布侬”等。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分为南北两大方言。１３００多年前，壮族曾出现“土俗字”。著名的“花山崖壁画”是壮族古老先民的伟大创造。在广西北流出土的云雷纹大铜鼓，号称“鼓中之王”。壮族有著名的创世长诗《布洛陀》、英雄史诗《莫──大王》等。壮族的传统音乐主要是各种山歌调，共１０００种以上。古代壮族先民曾把凿齿当成是成丁礼（成人礼），还曾有文身的习俗。至今壮民崇尚蓝黑色，并将之用于服装的镶边和居室栏杆上，实际上是文身的延续存在。今天的壮族，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提高，教育与文化也适应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     

从远古挑出的酒旗——少数民族酒文化溯源

我国酒的历史,可以上溯至上古时期。《史记·殷本纪》关于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的记载,以及《诗经》中“十月获稻,为此春酒”和“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等,都表明我国酒之兴起,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少数民族酒文化的繁荣与中国农业文明史的古老悠久密不可分。粮食作为是酿酒的主要原料,许多品种都源自古代少数民族居住区。小麦在中国是天山南路的古代民族最先种植的;大麦是青藏高原的古代民族培育出来的;稻谷是长江下游的古代民族(“东夷”中的一部分)最早种植的;高梁最早产生于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宋代以后才…     

"女直水达达"释名

元代“女直”和“女真”之称为同一所指,“女直”之称当是对辽代叫法的沿袭。元代文献中出现的“女直水达达”、“水达达女直”皆是指女真中的水达达部。水达达之称源于金代的兀的改,但元代水达达所指并不能等同于金代的兀的改。水达达不能包括兀者、乞列迷、吉列迷等部族。     

宅兹中国 天地温洛 关于洛阳古城的对话

<正>最早的“中国”在哪里？“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源于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上的一句铭文，这是“中国”一词目前所见的最早出处。何尊铭文记述了周成王灭商与营建洛邑都城的史实，其中“中国”是指地理概念的方位词，意为“天下四方的中心地区”，具体指如今黄河南岸的洛阳地区。此“中国”，也隐含了当时的天地意识和国家观念。     

"日""月"形义新证

“日”“月”分别为太阳和月亮的象形,似乎已成不争的事实。但历代学者对“日”“月”的形中之义都没有作出圆满的解释,而“日”“月”为男根女阴之象形的新解,圆通地解释了二字的形中之义,并得到了字形、字义、方言、外族语及神话文化等方面的证明。     

《中国说明书》:一个德国人视角里的中国万象

德国《南德意志报》原驻华记者凯·施特里特玛特近日撰写了一本《中国说明书》,对当代中国最流行、最时髦的概念、现象和事物,诸如矛盾、名片、麻将、运动、饮食男女、京骂、素质、宣传、劳模、小资、二奶、同志等,以名词解释的形式做出极具个性化的解读。通过这些“词条”,我们可以管窥到一个西方人视角里的中国万象。¤词条:矛盾“矛盾”的典故源自一则中国古代寓言,但是后人早已将其发扬光大。中国是一个令人迷惑的国度,在中国你会同时发现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昨日和明天,农民的贫困和百万富翁的奢侈,天才的实用主义和僵化的教条主义,繁…     

存在与超越——论人类学的中国范式

人类学这一西方学科引入中国已届百年。人类学范式中国化的理念与形制也一直在消化、融合、建构和创新,它不仅涉及以西方为中心的“我者”和以东方为边缘的“他者”的范式原型,包括如何在现代性背景中嵌入中华文明家国天下的话语转化,而且表现出中国人类学家的异域、本土化求索的生命历程。文章分析了在人类学范式中民族国家的政治话语背景折射出的中华民族近代以降从颓弱到强盛的历史轨迹,我国乡土社会以宗族为脉络的结构表述,以及中国人类学家从返回祖国到走向海外的历史逻辑。     

"民族"一词见于《南齐书》

20世纪80年代,学者彭英明于汉代学者郑玄之《礼记注疏》中,发现有“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之语。①但一览便知,此处“民族”二字虽前后连缀,并未组成一个名词。与此同时,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韩锦春、李毅夫等二位专家对“民族”一词的出处、用法和含义等问题也极为关注,并悉心搜求、研究有年,对相关史料、报刊和书籍进行了认真爬梳与摘录,取得很多收获。由于汉文典籍浩如烟海,他们一直未能在古籍中寻到“民族”出处,但在中国近代的书刊中,发现多处“民”、“族”二字连用组成一词之情况,…     

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

关于汉语“民族”一词的起源 ,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汉语中的“民族”一词是梁启超从日文中借引过来的。梁氏 1 899年所著之《东籍月旦》中 ,出现了“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民族竞争”等术语 ,这是汉语“民族”一词的最早来源。① 第二种观点认为 ,中国古代虽有“族类”、“邦族”、“国族”、“部族”、“种族”等词语 ,但汉语“民族”一词最早出现于 1 882年王韬所著之《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中。② 第三种观点认为 ,汉语“民族”一词的出现时间为 1 9世纪后半叶 ,而其普遍使用是 1 90 3年梁启超将瑞…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边疆形象构建的历史基础与文化战略意义

自古以来,“边疆”作为中国对外交流的关口,具有不可取代的战略意义。古时,在“一点四方”统治观念下,“边疆”具有区别于王朝国家核心区的文化地理内涵,通过“边疆”走向欧洲、非洲的丝绸、瓷器、茶叶开启了西方人对东方国度乌托邦式的想象。近代,随着王朝国家的衰落和西方启蒙运动自我批判的觉醒,“边疆”又成为“东方地狱”中一抹神秘的色彩,一块未经发掘的处女地。20世纪90年代,自中国将“和平崛起“作为对外交流的叙述话语以来,“边疆”又被西方冠以落后、分裂、暴力的形象,意图通过充满意识形态的“人权”倡导和模糊的民族国家概念来肢解中华民族。中国边疆何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性格迥异”的面孔？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边疆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场域和资本。而边疆形象的合理建构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布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中国形象的正确定位、与邻国的政治经济交往以及边疆地区自身的发展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独特的艺术魅力 深厚的文化内涵 浅谈中国书法

<正>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的艺术形式——中国书法。具有独特艺术魅力和深厚文化内涵的中国书法,不仅仅是一种线条艺术和造型艺术形式,也是中华民族人文思想的载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日本的“书道”和韩国的“书艺”也都源自中国书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书法也是全人类的文化财富。     

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以传世宋代舆图为考察重点

古之舆图,并非一些看似简单的线条、符号的拼缀,而是时人表述其所认知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知中,由“华”与“夷”构成的“天下”作为最大的空间单位,它在地图上主要以“禹迹”图和“华夷”图两个主要的系列传承发展,平面展开则以华夏核心区域为中心而逐渐延展,凸显的是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天下.相对于中心的四夷部分,其范围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它可以到人们认识或想象的边缘地带.地图绘制中详近略远、重中心轻边缘,或者对未知地域空而不绘的处理方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古代地图的绘制还是以客观认知的地理范围为基础由近及远不断延展,但对“华夏”之外“四夷”部分的处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中的"三个代表"要求

“三个代表”和民族理论 ,二者似无关系 ,但细究起来并不能隔绝 :其一 ,中国民族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 ,而“三个代表”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 ,是现时的马克思主义 ,前者需要接受后者的指导 ;其二 ,中国民族理论历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工作的一部分 ,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 ,因此 ,同党的其他工作一样 ,民族理论也当体现党的宗旨。基于这种考虑 ,在当前全党进行“三个代表”教育的进程中 ,我们也有必要提出 ,民族理论研究要自觉体现“三个代表”的要求。民族理论不是研究生产力和经济问题的专门学科 ,但它同样需要关注生…     

从《窦娥冤》看中国古典悲剧

聚焦《窦娥冤》,剖析中国古典悲剧在“中庸”思想的作用下所具有的“团圆之趣”和在封建枷锁的桎梏下无法摆脱的伦常观,以及它对中国民众的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