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的刊刻与乾隆皇帝政治思想探析

清代乾隆皇帝是古代帝王中史学自觉意识最突出的政治家之一.他下诏刊刻"二十四史",命史臣刊正<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四部正史,突出地反映了他的正统意识和历史文化认同思想.乾隆帝重新认识和评价有关历史人物,适应了清代中期政治统治的客观需要.殿本"二十四史"的广泛流传,为学者、士人研读正史提供了便利,在传播悠久的中华文明、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推动历史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后汉书》和《三国志》研究在20世纪的创获

<后汉书>和<三国志>同属二十四史的"前四史",是公认的二十四史中的上乘之作.20世纪对<后汉书>和<三国志>的整理与研究,在延续前代学者对两部史书做注释、考证、校勘、补撰的工作并带有集大成之倾向的同时,还发展了对其著述思想、史学观点等的评论与阐释方面的研究,在后一个方面,尤其反映了20世纪史学研究的时代特征.     

20世纪《明史》研究成就巡礼

从史学史研究角度而言,<明史>作为二十四史之一,与其他正史相比,有两个特点: 一是该书的修撰用时最久.从清顺治二年(1645)开局诏修,到乾隆四年(1739)书成刊印,阅时达九十五年.撰修期间,凡四次开馆,五换监修,七易总裁,撰修官更进进出出,见于记载的将近百人,其写写停停,一波三折.史稿改动也较大,从编修人的底稿,到主编的删削增润,以及后续主编的再次加工改动,内容和体例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有人说,<明史>也是官修史书中最难产的一部.     

宋代文章学视野下的《史记》

宋代是中国文章学的革新期,各类前代典籍文章在宋人的接受视野中纷纷被纳入到文章学视野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作品的接受阐释史与宋人文章学观念之间呈现出互为参照和影响的趋势,而这种双向参照与影响呈现出不完全对等的情况.其中<史记>作为一部文章成就高超的史部作品,其在宋人的文章学视野下所呈现出丰富的形态值得仔细考察.一方面,<史记>在宋人的文章学旨趣的品评中多有缺憾而未臻至境;另一方面,<史记>在宋人实际的写作中又实实在在地成为难以取代的文章范本.这种文章学观念与文章写作实际之间的落差背后折射着宋代文化的深刻背景,也同时影响到<史记>接受史以及<史记>、<汉书>比较史等多方面的问题.     

应当重视对《晋书》、"八书"、"二史"的研究

二十四史中<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和<北史>,记载了自西晋至隋朝的历史.这11部正史占了二十四史的近乎一半.其中的<宋书>、<南齐书>、<魏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也称为"八书","八书"中除了<宋书>、<南齐书>和<魏书>,其余五部都是唐初设立史馆后修撰的.     

二十四史——中国古代史学的主体

在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二十四史"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称为"正史"的缘故.它们的重要和价值,是由其内容所决定的.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二十四史"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卓越史篇,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历史记录.这是世界文明史上所仅见的伟大的文明创造.     

试以《唐鉴》析论范祖禹的史学风格

两宋时期,一些史家开始以新观点、新方法研究历史,企图把史学从过去偏重罗列事实和天命迷信观中解脱出来,历史写作日益富于解说性和哲理意味.北宋史家范祖禹史学思想颇具特色,其义理化的史学风格突出反映了两宋史风的转变,尤其值得注意.本文试以<唐鉴>析论之.     

《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元代“史记诗”的学科意义和历史地位

元代"史记诗"是元代史学史和"史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元代文学史、批评史及其《史记》接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史记诗"作为独特的文学、史学文体形式,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研究元代"史记诗"要有鲜明的辨体意识。元代"史记诗"文献丰富,通过分类统计和总结分析,可以从多维度视域来观照元人如何以"史记诗"来接受和阐释《史记》的,进而透视出元人的文学观和史学观,这既可以弥补元代"史记学"研究的不足,也可以拓展元代史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元代史记诗具有"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立意必奇,贵在翻案"和"王道德治,治乱兴衰"等多重内涵特征。     

环境史领域的疾病研究及其意义

疾病研究是环境史领域的重要课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哥伦布交流>既是环境史领域疾病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典范之作,它在研究视角、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值得借鉴之处.环境史领域的疾病研究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20世纪《辽史》《金史》《元史》研究及其影响

<辽史>、<金史>、<元史>是二十四史中颇具民族特色的三部史书.它们集中地反映了十至十四世纪中期中国北方的契丹族、女真族和蒙古族兴起发展并建立多民族北方政权及全国政权的历史进程.然而这三部史书因为成书仓促,存在的问题较多,自元末明初问世以来,多为学者们所诟病.     

试论《史通》对明代史学的影响

刘知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其史学理论名著<史通>影响深远,就明代史学而言,这种影响表现在史家修养、史书繁简、史书体裁、史馆修史、史书评论等方面.明代史学家发展了刘知几的"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说,提出了诸如"史才五长"等理论;对于史书体裁、史馆修史等方面,明代史学家基本上赞同刘知几的史学观点.     

冯洁菲四始述评评议

冯浩菲对历代关于四始的论述尚有一些可补充和值得讨论的地方:<毛诗>说脱离原来的现实政治宗旨,成为纯粹的学术话题;<史记>说语焉不详;<诗纬>说提到的有限的诗篇只是其整个学说体系中的小元素.这种译"述"加"评"的结构,优点是条理清楚,但其毕竟不是史,而四始是历史概念,缺乏对四始相关历史的说明势必增加对四始理解的难度.     

邵晋涵与《史记辑评》

邵晋涵是清代浙东史学的后起之秀,也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史学家。他在明代邓以讚《史记辑评》本的基础上,著成《史记辑评》,形成了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学术主审人语

李纪祥教授的大作<<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洋洋数万言,详细论证了<太史公书>的性质,以及由"子书"到"史"的转向诸问题.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与求新探索的勇气,都使我感到钦佩.笔者以为,这篇文章集中探讨的是<史记>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而又被人们长期忽略的问题.因此,这篇论文的学术价值是应该充分予以肯定的.同时,笔者也感到李教授过于强调<史记>属于子书的观点,还可以进一步商榷.在这里,我愿意结合李教授的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并向读者请教.     

《史记》引入人物自创诗歌之论析

<史记>中引入人物自创诗歌的真实性存在争议,但这些所谓人物自创的诗歌在<史记>叙事和刻画人物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可以窥见到司马迁引诗入史的动机及其诗学思想.     

试论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

《史记》是我国正史之首,不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前无古人的。《史记》体现了汉代史学巨大的创新性,开辟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开创了科学、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这些史学成就的取得,与作者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有直接的关系。司马迁具有兼容诸家又自成一家的先进史识、大一统的历史观、进步的自然循环论和强烈的反暴政思想,这是《史记》之所以成为后世史著楷模的最本质的原因。     

论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史学特征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一书,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山之作",它具有以下突出的史学特征:以"近代化"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以外交史作为撰写该书的切入点;以"以史经世"思想作为统帅全书的灵魂.     

论兰克史学在唐史研究中的应用——以唐代给事中及其职掌为中心

兰克史学对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对隋唐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按照唐代"四等官"的概念,门下省的判官是给事中, <唐六典>中记其官品为正五品.在唐代.给事中的权力是在不断变化的.本文首先利用兰克治史的原则将给事中的渊源出处作细节上的梳理,然后从其职掌的范围的变化入手,试图分析门下省的地位的变化,从而对于兰克史学在唐史研究的影响做出具体的总结.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之渊源探析——以所受伯伦汉的影响为中心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一书写作思路和研究内容皆深受德国学者伯伦汉<史学方法论>的影响.本文从研究框架、思路、史学的内涵及其学科定位、史学方法、史学功用等方面对两书的渊源关系作了具体的考察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