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杜甫诗歌创作的"苦吟"风尚

"苦吟"是中晚唐诗坛的一种特有诗歌现象,体现了诗人的生活之苦、思想之苦和作诗态度之苦.杜甫身处盛唐和中唐转折时期,注重学习和借鉴前代优秀诗歌遗产,使其诗歌显现了"牢笼百代"的特征,并重视诗歌创作的"求新",因此诗作新句纵横,而强烈的诗歌创新精神使其崇尚及注重格律的"苦吟"式作诗方式,"苦吟"风尚垂范后世,对后世诗人影响深远,逐渐形成了"苦吟"流派.这与其人生经历、由盛唐向中唐转折的时代风气有关,更与其对诗歌艺术追求卓越的创新理念有关.     

"意象并置"在意象派诗歌中的运用

意象派强调在诗歌创作中"意象"第一,而创作"意象"的主要技巧为"意象并置",这一技巧最早出现在日本俳句和中国古典诗歌中.意象派诗人通过创新将它发展成为意象诗歌或是现代派诗歌的主要的创作技巧.     

清代"注李"热潮的成因探讨

李商隐是晚唐富于艺术独创性的诗人,一直以来其诗歌受到"香艳绮靡"等指责,对其创作的研究也受到相当长时间的冷落.直至清代,掀起对李商隐诗文评注的热潮.清人对李商隐"诡薄无行"的人格和"文词华丽"、"无用于世"的诗歌重新审视,从比兴和诗史互证的角度出发得出与前人不同的观点,此方面颇多发明创新,并对当下的李商隐研究产生深刻影响.     

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选本"对"第三代诗歌"的不同诗学态度

从"第三代诗歌"最早两个选本<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和<中国当代实验诗选>的"编选前言"和"选本书名"入手,可以分析出两个选本由于编选者不同的知识背景、诗歌趣味从而表现出对"第三代诗歌"不同的诗学态度,这种诗学态度其实又构成对"第三代诗歌"不同的叙事策略.两个选本以不同的方式对其与朦胧诗的关系进行了处理,这种处理方式的背后,实际上关涉着两个选本/编选者对"第三代诗歌"的不同规划.     

令人迷惑的"先锋"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化境"之探——从解释学角度剖析诗歌翻译中的"意图"

本文首先从西方解释学的角度论证了诗歌翻译中"作者意图"的不确定性,进而探讨树立诗歌翻译新标准的可能性。通过比较西方认识论中的"两元"体系和中国传统诗学的"三元渐进论",以及对汉诗英译的两个个案分析,得出结论:诗歌翻译不应仅仅局限于对语言符号的机械性解释,而应该综合考虑诗歌内容、创作背景和表达方式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达所谓的"化境"。     

不应高估"无韵诗"的诗学价值--重新评估"无韵诗"

中国古典诗歌无正式"无韵诗"品种,并没有影响其繁荣和在世界诗歌中相当重要的地位;20世纪承认"无韵诗"为诗歌之后,中国诗歌并未获得预期的丰富和快速发展,反而经历了更多挫折.因此,不应高估"无韵诗"的诗学价值;把"无韵诗"认可为诗歌的合理性,及通过引进"无韵诗"推动中国诗歌丰富与繁荣的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     

杜甫的"真情"与李商隐的"伤情"--唐代诗人个性心态及对其诗歌的影响探析之三

个性心态在形成杜甫诗歌"真情"与李商隐诗歌"伤情"中产生过很大的作用和影响,而对个性心态的探讨是对他们诗歌丰富的内涵和艺术风格做更深层次探讨的基奠.     

生态美学与美国"垮掉派"诗歌

生态美学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一个切近时代发展的美学研究,是一个创新的美学课题.生态批评,作为西方悄然兴起的新的批评方法,可以看作是生态美学的实际应用,是生态美学理论扩展的有效手段.从当今的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发轫于二十世纪50年代的美国"垮掉派"诗歌作品实际上是生态美学价值观的倡导与建构."垮掉派"诗歌的代表人物:金斯伯格、史耐德和雷克思罗斯的诗歌作品多次呈现出浓郁的东西方生态美学的意蕴.     

呼唤新世纪的"新抒情诗"

抒情诗既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也是西方诗歌的传统.就世界范围来看,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对浪漫主义的颠覆与解构.表现在诗歌领域,是对传统抒情诗的冲击,至少是对抒情功能的某种抑制.中国诗歌在八十年代,追赶上这股潮流.传统的抒情诗被打入冷宫.2008年汶川大地震引起的新诗潮,使一度受到现代派诗歌(包括后现代诗歌)歧视的抒情诗,又回到大众视野,而且以不容忽略的社会影响力令诗坛为之一振,重新占据了主流的位置,再领风骚.新世纪的"新抒情诗",与时俱进,创新求变,继承了传统,但并不保守;它兼容并蓄,还汲取了现代派诗歌诸多有益的技法.是抒情诗在新世纪让人耳目一新的原因.笔者呼唤那个诗人以抒情为荣的时代.     

悲喜交织的"变老"——论叶芝以"变老"为主题的诗歌中的"悲剧中的喜悦"

叶芝以"变老"为主题的诗歌体现了尼采,也是叶芝崇尚的悲剧精神-"悲剧中的喜悦".诗歌中的"喜悦"以多种方式呈现出来,尤其突出地表现为剧烈的情感如嘲讽、愤怒、疯狂甚至邪恶.叶芝"变老"诗歌中"悲剧中的喜悦"展现了老年主人公的力量和勇气,是对"变老"这一悲剧的积极反抗."悲剧中的喜悦"使叶芝的"变老"诗歌脱离了哀伤的基调,成为力量和勇气的象征.叶芝通过"悲剧中的喜悦"为人们指出了一条有尊严的变老之路.     

"诗言志"对汉语诗歌音乐本质的规定--借助现象学方法再论"诗言志"

"诗言志"是对汉语诗歌最基本的规定和描述,其中,"志"可同时训为"记忆"、"止于心上" 、"心之所至".因而"诗言志"具有以下内涵首先,汉语诗歌具有"我思"性,即所谓"在心为志";其次,与"我思"密切相关的,便是"诗言志"所体现出来的时间性."志"的三重含义,其实质便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共在,这便是西方哲学中的内在时间形式,这在康德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哲学中得到深入阐述.因此,汉语诗歌不仅仅是一个语言事实,同时也是一个时间事实,是歌唱主体对于世界的时间化感知."诗言志"为汉语诗歌的内在音乐本质提供了规定性,同时内在地规定了了汉语诗歌的言说对象、言说方式以及诗歌阅读方式等.     

"后朦胧"以来诗歌"口语化"探索的危机

"后朦胧"以来的诗歌口语化探索,其发展不是日趋走向成熟与优美,反而是江河日下,状况令人堪忧。从诗歌语言的本性角度,可以清楚地探察出"后朦胧"以来特别是"70年后"诗群和网络诗群的所谓"口语化诗歌"语言的弊端及其表现。     

在"酒神"的狂舞中解读李白

"豪放飘逸"的定型化认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李白诗歌文本的解读.抛开先入为主的偏见,透析李白的诗歌,我们不难发现李白诗歌的主导风格是悲怆.李白的诗歌是在"酒神"的狂舞中完成的千古绝唱.     

由新诗发展史谈诗的"变"与"常"

佛家认为世间一切无常.用变与常估量世间万物,"变"显而易见,"常"难以指认.要辨析新诗的"变"与"常",不妨将其置于新诗发展史中考量. 诗歌之"常"是诗歌与其他文类相区别的特征,也可视作诗歌写作者的共同倾向,或是在一定时间内具有稳定性的诗歌特性,写作者或接受者普遍遵从的一种写作规则或标准,在此简称诗道."变"则是对常规写作的一种解构,或曰革新性写作.     

论华兹华斯的"快乐"诗学及其伦理内涵

华兹华斯不仅是英国19世纪杰出的抒情诗人,也是有着自己独立诗歌观念的诗歌理论家.华兹华斯主张诗歌的情感、题材、语言和创作目的都要以"快乐"为起点和终点,"快乐"成为其诗学中的核心理念,这就构筑了他独具个性与魅力的"快乐"诗学.在这种诗学观念的指导下,华兹华斯的诗歌充满了一种崇高的自然与人间之爱及其独到的伦理内涵,成就了其诗歌在英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并对当今世界的诗歌与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新月"与"现代"之间完成艺术的沉潜——谈黄金期之前的卞之琳

卞之琳是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家,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简单地将1935年之后卞之琳诗歌划为"现代"时期是草率的,简单地将"新月"终结在1933年也是欠妥当的。就1930—1934年的卞之琳诗歌而言,体现出明显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体现在不能对"新月"和"现代"进行简单断代。也许简单的划分有利于增加研究的明晰度,甚至简化研究难度,但是也会遮蔽一些更为复杂的需要辨析的诗歌特质。而这些诗歌特质正好是研究卞之琳创作嬗变的关键性因素。事实上,"新月"和"现代"几乎是同时滥觞的,而且同时获得发展,并在相互渗透中逐步融为一体。而卞之琳正是在"新月"与"现代"之间完成了艺术的积累与沉潜,为1935年的全面辉煌做好了准备。     

论宋人的"诗人诗"、"文人诗"与"儒者诗"之辨

宋人依诗歌内容的学派属性或作者身份,将诗分为"诗人诗"、"文人诗"和"儒者诗"。这种分类,是学术派别促成诗歌新变的反映。特别是"儒者诗"的价值定位及理学家的诗歌史重构,开历史上以学术干预文学创作的先例,表现出理学家文学观的狭隘;而这种不遵循文学规律的"新变",只能造成诗歌的衰落。     

南唐"苦吟"新变及其审美意义

"苦吟"是中晚唐诗坛上开始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对古典诗歌发展影响重大.唐宋之际诗歌重镇南唐的"苦吟"之风产生了新的变化,"苦吟"诗作语言清丽淡雅、善于描摹物态,对传统诗歌意象的含义和作用进行了显著的再造.这一变化深刻反映了唐宋之际诗歌创作群体及其创作心态的演变,并对后世全新审美范型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