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洋华侨初探

<正> 南洋是华侨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一个地区.这里所说的“南洋”,主要是指今天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有华侨,并不始于明代,但南洋华侨人数的显著增加,则是从明代开始的,它又为近代华侨的急骤增长奠定了基础.因此,对明代南洋华侨增长的原因、分布状况及其对侨居国所作出的贡献等问题作一些探讨,这对于华侨史的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弘扬儒学人文价值 构建亚洲和谐社会——“儒学与亚洲人文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12月9～1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承办的国际儒学论坛·2005———“儒学与亚洲人文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俄罗斯、美国、巴西、瑞典和中国大陆、港澳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100多篇。大会围绕儒学及其传统、儒学的人文价值、儒学与文明对话、儒学与东亚文化、儒学与和谐社会、儒家思想的现代转换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分述如下。一、儒学及其传统什么是儒学、儒学的…     

2004年我院教师出版的部分著作简介

儒学国际传播 朱仁夫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属于中国也是世界的儒学,从诞生起,就开始了它的国际传播;首先播传东北亚和东南亚诸国,形成亚洲儒教文化圈,然后随西方传教士播传西欧、北美,19世纪起中国国门打开,儒学随学者、华侨播传世界各地。该书分章阐释了儒学播传朝韩、日本、越南、新加坡、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俄罗斯、美国等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中国商贾小说史 邱少雄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该书旨在探寻中国商贾小说发展的历史线索,探索中国商贾小说发展的特征和规律,探讨中国商贾小说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从小说这个角度挖掘有中国特色的商人文化。该书从中国商贾小说的具体描写出发,分析小说中的“商人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人文化精神,挖掘表现在中国商贾小说中的中国商人文化,因此,中国商贾小说史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商人文化精神的形成史、发展史。     

海外华侨与中国抗战

<正> 海外华侨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们素以爱国爱乡而著称于世。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侨居海外各地的华侨有1140余万人,他们在其居留国政府统治下,深切体验到被压迫民族所受的歧视,深感祖国的兴衰存亡与侨胞利益休戚相关,他们关心祖国命运,热心抗战救国。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继承和发扬前人的光荣传统,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一、组织救亡团体,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救亡团体是发动侨胞起来抗战的主要形式。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的波涛席卷了华侨聚居的所有区域,各种抗日救亡团体迅速建立。事变的当晚,纽约全市侨团在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的联络下,立即召开特别会议,决定成立华侨“救济总委员会”,以便对整个华侨社会进行总动员。同年10月,“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宣告成立。此后类似的抗日救亡团体在美洲及欧洲各地纷纷成立。在南洋,“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新加坡华侨召开侨民大会,成立了“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领导华侨进行爱国斗争。南洋各地的华侨也纷纷效行,成立了诸如“慈善会”、“救灾会”、“后援会”等各式救亡团体。为了统一领导南洋各地华侨的抗日救亡斗争,1938年夏,在印尼侨领庄西言、菲律宾侨领李清     

论汉代儒学的社会化走向

先秦时期,儒学基本上是知识分子拥有的“精英文化”。到汉代,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儒学突破原有形态,转化为涵盖广泛的“大众文化”。本文用“社会化”来概括汉代儒学的这种变迁。所谓儒学社会化是指,在国家政权的倡导、推动下,儒家知识分子及儒生化的官吏通过教育、教化的手段,将儒学的文化知识、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灌输给社会的各个阶层,使之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信仰和生活模式。这一文化进程不仅对儒学自身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传统思想文化、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对国家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今日所称的“儒教中国”就是汉代儒学社会化的结果。以前,学术界对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与国家政治的结合注意较多,相对忽视了儒学对社会生活的浸润.本文就这一课题做些探讨,请方家指正。     

台湾当局吸引侨生到台升学的措施和特点

吸引侨生到台升学,是台湾国民党当局侨务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拟就台湾当局吸引侨生到台升学的背景、措施与特点作一初步探索。一、吸引侨生到台升学的背景国民党当局被驱逐到台湾以后,争取海外华侨华人的支持成为台湾当局的“基本国策”。台湾当局的侨务工作包含“维护侨民利益、辅导华侨经济及发展华侨教育”三个重要环节,“而发展华侨教育是中心环节”。国民党政府的“宪法”第167条规定:“国家对于侨居国外国民之教育事业成绩优良者应予奖励及补助。”台湾当局将华侨教育分为台湾与     

儒家精神与现代文明

从第一期新儒学 ,即宋明理学 ,到当代新儒学 ,人们都试图整合义利关系。先秦儒家认为义利对立 ,西方的功利主义文化与东方儒学的性理名教不能同日而语 ,但是 ,“亚洲价值论”在新加坡的彰显 ,以及日本的“东方儒家资本主义”的业绩 ,使新儒家又生以东方文化拯救世界的想法     

海外广西会馆概述

广西是我国主要侨乡之一,目前海外广西籍华侨华人约有一百多万,分布在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美国等好些国家和地区。这些广西籍华侨华人在侨居地建立了不少广西会馆(广西同     

中华传统文化与华商企业精神

华侨、华人的产生与发展,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口流动的必然结果。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大多是旧社会因遭受残酷剥削和压迫而不得不背井离乡出国谋生的劳动者。他们在旅寓异邦的长期生活中,自强不息,顽强奋斗。即使在十分严峻险恶的处境之中,他们仍然能够寻求发展的新机遇,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为居住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亚洲“四小龙”仅用20多年的时间,实现了“经济起飞”,将原来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变为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而这“四小龙”中,有三条龙(即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是属于以华人为主体的经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着,在这些国家里,华侨、华人也拥有很大的经济力量。“华侨是生意精!”国外不少经济学家对华商如此评价。华商在经营企业,发展经济方面为何能取得杰出成就?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为何能引起举世瞩目?许多人认为有一种奇特的精神力量在起作用,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本文试就中华传统文化与华商企业精神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余英时儒学“现代游魂”说

现代儒学的困境正在于儒学面临着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化”建制基业全面崩溃,以及儒学只能成为“托之空言”的论说,而不再是一种“见之行事”的生活方式,更丧失了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能力,这是历史的必然。余英时认为。近代以来,儒学“死”去之后已成为一个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附体的“游魂”了。余英时认为儒学的出路不在于重新寻求建制化的“上行路线”,如康有为的“孔教”论述,也不是现代新儒家儒学“哲学化”的努力,而在于“下行路线,”即日常人生化。     

儒家文化与东亚国家现代化的思考

中日两国现代化的不同 ,一直是学者们颇为关注的问题 ,近来从非经济因素的角度去探寻两者的差异为了一个颇显新颖和深刻的突破口。本文结合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日本等东亚国家成功的现代化 ,分析了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重点强调了儒家文化对现代化的合理因素、积极因素 ,但同时也说明了中日等国儒家文化的不同 ,认为儒家文化只有通过适应现代化的改造、发展才能获得新生 ,对中国的现代化发挥巨大的作用     

儒学应该如何面对哲学

在近年来的儒学研究中,不时冒出“汉话汉说”、“回到思想史”的声音,“去哲学化”似乎已成为一种风气。然而,这一风气实质已忽视了中国精神传统中的哲学存在,使儒学放弃了回应西方哲学的主动性,并剥夺了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的资格和能力。仅仅迷执于自己的话语系统,片面强调一旦走出自己的话语系统就不是其自身而失去了效用,则必然导致话语依赖和不同哲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进而忽略人类精神的共性。儒学并不应拒绝抽象化、普遍化的哲学提升。     

儒教宗教论的再讨论——中国宗教社会学的视角

“儒教是否为宗教”的几十年争论,焦点集中在儒教是否有一个至上神,是否存在以此为中心的宗教制度或组织。实际上,即制度即分散的社会存在形式,决定了中国儒教的关系主义宗教模式,进而摆脱了以至上神为核心的宗教定义方式,决定了儒教的宗教性表达形式,不像基督教那样,具有一神教排他性而予以制度化。因此,儒教既有对现实权力秩序的制度依赖,亦有个人信仰者的弥散型道德讲求。其大,可囊括天下;其小,能独善其身。这就建构了中国儒教的社会学意义。     

反思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仍然有待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不是对立的,而且作为思想文化的儒学,一直以来就与马克思主义处于不断融合会通中。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重新阐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经由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真正确立。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把握,应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转型,超越以往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以"思想自我"的意识理解两者的会通,把握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在人性自觉的意义上贯通两者,实现同质同构、异质互补、双向建构的视域融合。     

浅析文明冲突中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

＂文明冲突论＂提出以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各国学者围绕其主旨展开了＂冲突＂还是＂合作＂的讨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在文明的交互过程中,因其符合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要求,具有不可或缺的当代价值,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对日本儒教特征的再诠释

日本虽是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但由于日本自身的文化特点,儒学文化的精髓并没有真正融化到日本民族的文化意识中并作为"优势文化"发挥作用。日本文化的精神实质形成于日本民族自己自古以来的生存方式上。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日本这一"儒教国家"进行更为符合实际的再诠释。     

略论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儒家思想研究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中国研究,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趋于沉寂,但儒家思想研究非常活跃。儒家思想研究之所以活跃,主要原因在于国内社会政治环境、儒家思想是有待研究的学术领域、冀儒家思想理解共产主义中国。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即注意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及“外在研究理路”。20世纪50年代的儒家思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对儒家思想的错误认识、加深了对儒家经世传统思想的认识,并为进一步理解传统中国提供了有价值的洞见。当然,此时期的儒家思想研究亦存在局限,即“外在研究理路”这种方法,未能有效解决人的“历史性”与“超越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19～20世纪美国儒学研究概述

近现代美国的儒学研究从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开始,经过20世纪上半期专家学者的探索研究,到20世纪中后期逐步发展成熟,成为海外儒学研究中心。美国学者从西方哲学认识论角度出发研究儒学及其发展,对于儒学向现代转变和现代性的阐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增进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儒学复兴新论——兼谈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

提倡“儒学复兴”是必要的、可行的,关键在如何理解。首先,儒学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主张下必然提出的课题;其次,儒学复兴就是儒学的充分现代化;复次,儒学复兴既不是政治层面的,也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的复兴有三个标志:第一,要诞生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师;第二,大众儒学或曰世俗儒学的复兴和普及;第三,全球国际社会的认同。“儒学复兴”的动力是知识分子、儒商及政府官员三大力量的良性互动。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与融合是儒学复兴的根本途径。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和融合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而三者各自的动态方向分别是:儒学的现代化、西学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应是各种文化的“和而不同”、“多元一体”。     

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孔教的兴起

印尼孔教源于中国儒学,是印尼一部分土生华人特有的宗教形式与文化认同标志。中国儒学在印尼的传播,伴随着印尼华人社会形成的过程,起初是通过华人家庭、庙堂、宗祠的祭祀和家庭、私塾、书院的文化教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印尼华人民族意识觉醒,开始自觉地维护华人文化传统,出现了第一个正式的孔教组织——巴达维亚中华会馆,明确宣布孔教为印尼华人的宗教,确立了孔教的基本教义;泗水文庙则开始实施每星期做礼拜的孔教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