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等四语体在语体变异模式中的定位与特征——基于17个语体的语体变异多维度考察

基于对17个语体的语体变异多维度考察,小说等四语体的语体变异模式得到有效识别。在识别出的七个维度中,小说语体的互动、叙事和情感性特征明显。专门科技语体的客观精确信息、专业化说明、逻辑性和复杂语法结构特征突出。通俗科技语体除了复杂语法结构与专门科技语体相近之外,前三个重要的维度特征都与小说更接近,与专门科技语体却相去甚远。通俗科技与专门科技的语体特征距离远大于小说与通俗科技的语体特征距离,说明表达体式与内容相比对语体特征的影响更大,也更直接。传记比较显著的维度特征是叙事性和指向过去时间;小说和通俗科技语体也都具有叙事性特征,但二者的时间指向现在和未来;专门科技语体不存在叙事性特征,也不呈现时间概念。     

《型世言》通俗性散论

《型世言》是一部淹没近四百年的明代拟话本小说集,是话本小说大系中的一朵奇葩。由于它再次面世的时间短,只有十多年,它在通俗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及通俗性的具体表现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本文试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一、通俗的内容,“为市井细民写心”;二、通俗的目的,“暴露劝惩”;三、通俗的手段,“俗中求雅”。从分析中我们也可看出,它与“三言二拍”在通俗小说发展史上的异同。     

论清末民初通俗小说的娱乐主义倾向

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家表现出超然型的创作心态,更重视小说的“情”和“趣”,更关注小说的娱世功能。他们的娱乐主义文学观与世俗化价值取向同生共存,既是对通俗小说艺术特性的尊重,又是对接受者的尊重。他们在适应读者阅读需求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和探索,丰富了通俗小说的表现技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使通俗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普及。     

论唐五代小说的叙事艺术

唐五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 ,它的出现表明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已摆脱子、史的束缚 ,逐步走向成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唐人“有意为小说” ,叙事艺术的增强是唐五代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唐五代小说的叙事艺术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勾勒唐五代小说叙事视角的多样化以及各种叙事视角自身的特点 ;二是在叙事时间上 ,标注年号、有意识“扭曲时间” ,顺叙、倒叙、插叙、补叙、预叙等叙事笔法的运用构成唐五代小说独特的叙事时序 ;三是叙事结构上 ,呈现出程式化、板块状的特点 ,作者还通过设置“小说之眼” ,使叙事结构趋于谨严、完整     

对于“通俗小说”称谓的质疑

"通俗"二字最初的应用和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联系在一起,最先把"通俗"和小说联系起来,提出"通俗小说"一词的是明末的冯梦龙,最先运用"通俗小说"这一名称作为书名的著作是<京本通俗小说>.中国传统文学中确有"通俗小说"的名称,主要指其形式的通俗.中国现代文学中"通俗小说"一词直接应用的较少并且所指不尽相同,新文学家所指的"通俗文学"即新文学的大众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范伯群等人大量使用"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这一名称,但是从界定到作品的归类都有诸多欠规范、欠科学的方面.     

“也”、“亦”在唐代文献中的分布研究——以《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中的语料为例

“也”和“亦”在唐五代都是比较常用的表达方式。对《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中的语料分析表明，“也”和“亦”在唐五代时期有相同的基本用法，使用基本相同的句法结构和较为相近的语体分布，但二者又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功能分布，两种用法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当时“也”、“亦”使用的整体轮廓。分析认为“也”与“亦”分布状况与的它们形成发展的历史有关，二者的分布特征预示了“也”、“亦”替换的基本路径。     

《三国志通俗演义》叙事特征散论

《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叙事技巧上既继承了通俗小说的特点,又吸收了古代史书笔法,使得这部小说不同于一般通俗小说,在文化品格、叙事策略和结构技巧等方面别具一格。     

论明代通俗小说批评的尚俗观及其演变

以俗为尚 ,是明代通俗小说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尚俗观小说批评在明代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在语言论上 ,出现了由“近俗” ,“俚俗”到“通俗”的变化 ;在题材论上 ,存在由“俗趣”到“俗情”的变迁 ;在社会作用论上 ,有“娱俗”、“谕俗”之分。尚俗观的形成、演变与明代社会经济 ,思想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论“情之正”——民初小说中女学生“自由结婚” 的真义与限度

具有新式教育背景的女性是清末民初婚姻变革的先锋。当通俗小说家对“自由结婚”的现象进行批判和思考时,她们也成了文本中的女主角。在民初的哀情小说中,践行“自由结婚”的女学生的价值取向被设定为“情之正”：其举动须“发乎情,止乎礼义”,同时尊重、遵从“父母之命”。她们对“情之正”的选择,正是对爱情的真挚、炽热性质的回避。小说家由此显示出其立场的局限性。因为通俗小说对市民庸俗道德观念的迎合,这类文本的使用在“小说证史” 的研究中存在一定限度：小说中女学生的价值观念不宜等同于现实中女性的取舍,通俗文本只在心态史的层面才具有史料价值。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萌芽阶段的传播者研究

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萌芽阶段,传播者主要是从业余民间艺人逐步发展而来的。到唐五代时期,传播者的范围已扩展到整个社会,就连宫廷中说唱伎艺的传播者也多讲述民间故事。并且,从里巷小语者到职业说话艺人,通俗叙事文学的传播者已经一步步走向专业化,而用白话创作通俗小说的书面传播者也已经出现在社会下层。     

曾国藩的心物观

曾国藩是理学的虔诚信仰者和笃实践履者,一生勤治理学.其对理学的贡献不在学理而在实用.本文重在探讨曾国藩理学思想中的"心"这一核心概念,通过分析心与理、气、性、物、境、欲等的关系,从哲学层面揭示曾国藩理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实用性,而这也是前人较少涉猎之处.     

审美意识:超越有限

艺术的本质在于超越有限 ,即以有限的事物显现无限。艺术表面上离开了有限事物本身 ,实际上却更深入了事物所蕴涵的无限深层内容 ,更接近了事物的真实。艺术品由于超越有限而显现了惟一宇宙的无限内涵 ,故能使鉴赏者具有共通感 ,对鉴赏者具有魅力。艺术品之超越有限物的特点 ,还能使它在不同观赏者那里和在不同时代的人那里不断更新、丰富和深化自身的内容和含义。本文所强调的超越有限 ,不止于超越感性的东西 ,以表现典型概念 ,而且更着重于超越作为感性物与理性物相统一的有限在场者以显现无限的不在场者 ,这不在场者也是感性的东西与理性的东西的统一。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重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活动分析

时势危机促使国人关注西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经由朝野互动,最终演变成中心与边缘关系的重建,其最终目标仍是指向国家生存和复兴。它依赖的路径则是在中心与边缘的身份认同中通过文明与野蛮的界定,尤其是通过把“野蛮”标注于西北的具体人物阶层,使作为文明的代表者、阐释者的中央获得了无上的威权,使中央威权能在地方重建。这也是传统的经营边疆的政治手法在近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再次回归。     

"温李"齐名与唐末诗歌的演变趋向

清代以来,温庭筠、李商隐诗歌地位的巨大反差遮蔽了晚唐五代诗歌史流变的真实面貌.事实上,温庭筠诗名雄霸晚唐,他的人生遭际和倔强个性在唐末产生共鸣,温诗对唐末五代诗歌的影响远在李商隐之上.唐未不同风格流派的代表诗人普遍效法温庭筠的诗风和笔法.唐末诗歌对温李二家的不同取舍,显示出晚唐五代诗歌的走向及递嬗规律.从中唐开始的文学俗化倾向发展到温庭筠时代,已然和雅文学分庭抗礼,到唐末五代文坛终于形成整体性的时代特征.     

真善美起源初探

本文阐释中西思想史上关于真善美起源的两种典型观点即感觉说和游戏说,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分析前两种观点的理论意义和局限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真善美与人类物质生产的关系入手,指出真善美起源于劳动,为人类进一步探讨和追求真善美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春秋战国公私观念的内在矛盾

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公私观念逐渐形成,最终"立公灭私"成为主流思想,并影响到后来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但深入分析此观念可以发现,"立公灭私"从形成之初,理论上就存在着逻辑矛盾,实践中也陷入解决不了的困境。公与私的纠结不清、逻辑混乱,对后来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试论曾巩的文道观

文道关系的阐说是古文家、道学家和时文家之间的重要分野。作为一名古文家,曾巩对于文道关系有着自己的独到阐说,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浅深徐急说,二是文章兼胜说,三是文须当理说。总体上,曾巩认为道德修养比文章修养更重要,但同时又文道兼顾,认为二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曾巩对文道关系的阐说是对欧阳修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理论构成。     

新时期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思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密切、协调和发展农村党群、干群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对新形势下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搞好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相应的措施。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内在规律，推动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协调发展，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论晚唐五代浙江词特色和风格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

晚唐五代是浙江词的成长期。最具江南水乡风物、风情特征的＂杨柳＂＂水＂＂桥＂＂采莲＂等,成为习见意象;景物和艳情,闲愁和伤逝,风土和乡思,成为大众题材;迷恋江南水乡秀丽风光与婉娈风情、倾吐男女相思之苦、细诉对世事无常与人生短促的感伤,成为时代主题。词风则由盛中唐时的爽朗清新一变而为靡丽、感伤和飘忽。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国家经济重心的南移、秀美婉娈的风光风情,是形成此种特色和风格的最主要原因。